冷慰怀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王文堂是地地道道的洛阳人，他的艺术根须始终浸泡在千年古都的血脉里，融化在其作品里的旋律，总能咀嚼出一股浓浓的“豫西味”。在他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那些令他魂牵梦绕的民间歌谣，常常会鬼使神差般地成为作品里的神来之笔，使音乐主题更加鲜明和丰满。从痴迷地方小曲的懵懂少年，到胸有成竹的指挥和作曲家，王文堂犹如一只勤奋的报春鸟，在坎坷而漫长的旅程中彻底重塑了自己。他讴歌祖国建设的春天，颂扬古都城乡的巨变，收获着音乐艺术的累累硕果，为富裕起来的洛阳人民奉献出一部部华美的乐章。
苦发奋，矢志不渝立宏愿
王文堂三四岁就失去了父亲，心疼孙儿的奶奶就成了他的守护神。在祖孙相依为命的日子里，从奶奶嘴里哼出的民间小曲儿，便成了慰藉他孤独心灵的一剂良药。特别是成吉思汗和韩湘子之类的说唱段子，其神奇色彩总是让少年时代的王文堂惊喜莫名——那绕来绕去、从不重复的曲调，似乎让故事里的人物都活了起来！这些口口相传的手艺，不仅丰富了王文堂的精神世界，也潜移默化地滋养着他悄然萌生的音乐审美雏形。 60年后，王文堂感慨地说：想不到为我打开艺术大门的人，竟然是我目不识丁的奶奶……
文堂同奶奶一起生活了十多年，在西安南关的师范学院第一附小读书时，幸运地遇上了一位事业心很强的音乐老师陈宽仁。陈老师不仅给学生们上课，还组织了一个少年合唱团，每周都要请专业老师到学校来辅导和排演节目。上三年级的王文堂也被选进了合唱团，和同学们一同接受正规声乐训练，为日后自学音乐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当时西安的木偶剧团非常有名，王文堂所在班级的孩子们受其影响，也自发成立了一个木偶剧组，课余时自己编排表演一些小剧目。
住在小雁塔附近的王文堂，最盼望民俗节日，每逢元宵或中秋，不少民间艺人和戏班子都会来这里搭台唱戏。透过秦腔和迷胡高亢婉转的旋律，小小年纪的王文堂，竟然听懂了人世的艰辛和起伏，那五味陈杂的唱腔所带给他的陶醉，远远超过了一日三餐的简陋饭食。由戏中人物命运的转换，联想到自己和奶奶相依为命的现实，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文堂幼小的心灵便萌发了要改写贫穷困苦的心愿。于是，音乐——戏剧——命运，便构成了一串首尾连接的环形密码，少年王文堂已经身不由己地循着这道密码，开始探寻那条属于他的人生之路。
少年时期的王文堂再次被幸运光顾，1958年他跟奶奶回到家乡，进入洛阳一中读书，又遇到了一位对他有很大影响的音乐老师王天佑。说起能歌善舞的王天佑，王文堂一脸敬重之情——“王老师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文工团，不但排演过“智取威虎山”之类的大型剧目，还用豫剧曲调表演过大合唱“洛阳颂”，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是一种非常超前的艺术创新……”
王老师在初中部中挑选了四个学生进校文工团，其中就有王文堂，对此王文堂非常庆幸自己被选中。他说，在西安读小学和洛阳读初中的6年间，得益于连续不断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和训练，艺术的种子才得以在心中迅速萌芽。有了阳光雨露的哺育，王文堂的音乐基因被一一唤醒，一缕缕拥抱故土、吮吸着豫西乡音的根须，在古都洛阳悄然延伸。
然而王文堂的生活来源本来就十分有限，年过半百的奶奶虽然也喜欢那些饱含浓郁乡情的曲调，却毫无能力帮孙子去圆音乐梦。于是13岁的王文堂便舍出一身尚未发育成熟的气力，到周公庙、青年宫一带帮人“拉坡”，5分钱5分钱地积攒着。所得“外快”除了帮补家用之外，他还拿出沾满汗水的6元零钱为自己买回一把盼望已久的二胡，雄心勃勃向演奏乐器的多面手进军。没有老师教，无师自通的王文堂就照着戏曲谱子自己拉，一点一点抠旋律，竟然也能拉出像模像样的调调。
虽然物质生活十分贫乏，但王文堂在音乐中获得了大量精神补偿，他像一棵拔节的秧苗，从喜怒哀乐的旋律里汲取丰富的营养，从惩恶扬善的戏文里学习着做人的道理。少年时期的困苦艰辛，不仅磨砺了王文堂的斗志，也愈加坚定了他的顽强信念——人间没有救世主，要改变命运惟有靠自身的努力。
1960年，未满15岁的王文堂考入了洛阳市歌舞团，这是由当时任市委书记的吕英亲自倡导组建的洛阳市第一家专业歌舞表演团体，编制超过了100号人。从此，王文堂便踏上了一条献身音乐的荆棘路，每个日子都被他演奏成了动情的音符，如痴如醉地谱写着苦乐参半的人生旋律。从此，这个生气勃勃的集体里，总能看到一个“闻鸡奏乐”的少年，猫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苦练二胡基本功：拉空弦，绕音阶，攻技巧，循环往复不知疲倦。
王文堂没有想到，洛阳市歌舞团既是他职业生涯的起点，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终点；他更不可能想到自己的人生旋律，会和这个音乐团体联系得如此紧密，那梦寐以求的华彩乐章竟然要在艰辛的跌宕和反复中才能完成。
团里常常从外地聘请行家们前来指导，也有部队文工团转业的前辈来为学员们培训，如鱼得水的王文堂，在这个艺术熔炉里一丝不苟地接受着音乐的冶炼。除了完成规定的课程之外，王文堂还四处搜寻自己喜欢的各种曲目，根据记忆练习、消化。久而久之，他不仅娴熟地掌握了数种乐器的演奏技巧，成为乐队里的多面手，对乐曲的理解和表现也日趋准确和深刻。他先后担任过扬琴、大提琴和二胡演奏员，通过排演《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之类的多声部旋律，对作品的整体表现效果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尽管饥饿难忍体力不支，但王文堂依然雄心不减，甚至为自己定下了要做音乐家的远大目标。1962年，洛阳市文联编印的《牡丹歌声》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花喜鹊》，这首旋律稚嫩的少儿歌曲，成为他锲而不舍走向音乐殿堂的第一个加油站。在那些半饥半饱的日子里，迈出了音乐创作第一步的王文堂，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每周必须写一首歌，以激励自己加快跋涉的步伐。
就在王文堂雄心勃勃刚冲出起跑线不久，歌舞团奉命解散了，于是17岁的王文堂又回到了家里，一心一意苦练二胡准备考学深造。
当时正值盛夏，攒足了劲的王文堂闭门不出，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在家玩命似地抱着二胡猛拉，一练就是几小时。右手食指被琴弓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左手四个指尖的凹槽也被凸起的硬皮渐渐填平，左邻右舍都说：这娃子从剧团回来怕是得了“魔症”……王文堂心里很清楚，没有过硬的功夫，艺术院校的大门是不会对自己敞开的，必须技高一筹才有希望。
然而命运总喜欢和人们捉迷藏，虽然王文堂在湖北艺术学院来洛招生的初试中顺利过关，但并未如愿进入复试。面对这样的结果王文堂当然不甘心，又前去投考西安音乐学院附中，他才拉了一个曲子，主考老师就说你等等，我去找大学部的老师来听，接着便请来了二胡演奏家鲁日融教授。王文堂心中一阵窃喜，在接下来的考试中拿出了看家本领，指望一举跃过水流湍急的“龙门”。多年以后，王文堂随洛阳歌舞团到西安去演出，碰巧遇到了当年和他一同报考的一位学生。这位考生被录取后没有见到王文堂入学深感意外，因为王文堂的专业成绩是最拔尖的，大家都认为他被录取是板上钉钉的事。几十年后，这个谜底才从解密的档案中显露出来，原来是家庭出身将他挡在了只有一步之遥的“龙门”之外。
读书无望，王文堂也曾一度心灰意冷，但他从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历史故事中获得了精神支柱——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然而豪气毕竟不能当饭吃，生活上没有经济来源，眼前的日子怎么办？在挫折和艰难面前，王文堂没有沉沦，接下来的两年间，他先后在万头猪场当过猪倌，每天给猪喂食、打扫猪圈；还在棉纺织厂干临时工，做过挖土方、埋地下管道的苦力，后来又到整理车间做熟练搬运工，推纱锭。1964年拖拉机厂招收正式工，19岁的王文堂憋着一股劲，在考试中轻松过关，终于又一次端起了“公家的”饭碗，进厂当了一名学徒。
拖厂的文体活动历来都十分红火，厂里的业余文工团自然不会放过王文堂这条“大鱼”！于是，他既是管弦乐队的大提琴手，又在民乐队拉二胡，上班卖力地干活，下班卖力地拉琴，挣钱虽然不多心里却比灌了蜜还甜。进厂第一年，王文堂就被评为“五好学徒”，让年迈的奶奶心里也像灌了蜜一样高兴。
拖拉机厂号称“拖老大”，企业员工最多的时候曾有六七万人，怀着音乐家梦想的年轻学徒王文堂，就像这个大蜂巢里的一只工蜂，每天早出晚归采花酿蜜，忙碌在钢铁和琴弦的甜蜜中……
三级跳，千锤百炼修真功
有一个让王文堂没齿难忘的名字——马杏雨，这个名字从直观上解释就是一场“杏花雨”。俗话说：“发了芽的种子，得了雨水更茂盛“，这场雨降临到王文堂身上的时候，正值洛阳市重组歌舞专业团体的关键时刻。
1965年，全国演出团体掀起了学习内蒙“乌兰牧骑”的热潮，各地相继出现了许多精悍的“农村文艺宣传队”，轻装简行到偏远地区向民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洛阳市自然不甘落后，也组建了一个12人的小团队，要求人人都必须是能拉会唱的“全把式”。知人善用、精通业务的马杏雨，奉市委之命组建“农宣队”，他在全市范围内精挑细选，一下就盯上了王文堂。于是“杏花雨”下到了拖拉机厂，一纸调令把这个猫在企业基层的多面手召进了“农宣队”，让他尽情发挥专长。马杏雨后来还担任过市文化局艺术科科长和市委宣传部文艺科科长，几十年来王文堂对他始终心存感激。
进入仅有12人的专业文艺队伍，丝毫不比被艺术院校录取的难度小，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就选了12名啊！王文堂非常珍惜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其实，制作馅饼的人只能是王文堂本人，只是不知道掉馅饼的时间和地点。
农宣队是王文堂艺术道路上一个实实在在的加油站，舞台上下里里外外，12个人必须事事包严、滴水不漏。在这里，他成为演出一线的骨干和中坚，每天反复实践并检验着先前已经学到的知识——歌舞、短剧、小品、快书，吹拉弹唱样样都要拿得起。农宣队经常下乡演出，还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用当年的时髦用语说就是“三同”。忙碌的演出，迫使他只能把一直埋藏在心里的创作计划搁置起来，全力投入本职工作。在这一段不太长的时间里，他从农民口里听到不少新鲜的流行小调，使他进一步谙熟了各地民间音乐的韵味和特征。
一年后，文革开始了，农宣队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毫无争议的急先锋，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传达，马上就要编成节目去演唱。一旦广播预告要发布毛主席的指示，他就提前守在收音机前听，分秒必争地跟着广播记录，然后火速谱曲，再用手风琴配两遍就上街头演出。这一时期，王文堂写了不少“毛主席语录歌”，这种临阵磨枪式的答卷方式，的确让他美美地过了一把作曲瘾。
1967年初，各地“红卫兵”相继开始了徒步大串联，王文堂他们也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洛阳出发徒步向北京一路行进，走到哪里演到哪里。宣传队经过新乡、安阳、邯郸，到邢台的时候恰逢地震，又深入到灾区访贫问苦、慰问演出，再从邢台到石家庄、保定，最后过琉璃河进入北京。此次长征式的跋涉和演出，使王文堂得以广泛接触到社会和民众，并直接参与了国家的政治活动，这对他的艺术和思想走向成熟都是一次宝贵的历练。
1968年底，洛阳市第二次组建文艺团体，那时候叫文工团，在“市农村文艺宣传队”的基础上扩大了编制，王文堂自然成了团里的“元老”。到1970年，文工团又组成了一个暑期文训班，对热爱文艺的学员进行舞蹈、音乐和乐器培训，王文堂也担任了辅导老师。这一时期他已经结婚并有了孩子，妻子韩培玲是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的亲授弟子，也是豫剧团的台柱子，演出任务很繁重，所以孩子不到一岁就断了奶。每逢妻子外出演戏，带孩子就成了王文堂的“专利”，工作和家务他都不敢大意，搞得非常紧张。那时他才24岁，月薪不过30元，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看孩子、做饭，晚上小家伙尿湿了还要给他暖被子，日子相当艰苦。
文工团从1971年开始排练节目，紧接着焦枝铁路全面动工，团里迅即组织了三人创作班子，一个负责舞蹈，一个负责文字创作，王文堂负责音乐。他们由“工宣队”率领，到铁路工地去体验生活，很快创作了一批歌曲、歌舞剧以及“焦枝铁路战歌”等等。这一段时间，是王文堂向高产、稳产、正规化作曲目标迈进的重要阶段，为拿出符合要求的作品，他几乎天天都要忙碌到深夜。1972年以后，受培训的学员基本都已经符合专业要求了，于是团里又开始排演芭蕾舞《白毛女》。当时的管弦乐队指挥，由富有经验的何寒波老师担任，但是自始至终仅靠一个人难以完成，体力耗费过大坚持不了，必须有两个人轮换。团里决定让王文堂顶上去，交替指挥以减轻何寒波老师的工作量，保持充沛的体力完成演出。
王文堂刚得知要担任指挥时也很犹豫，且不说乐队几十号人手里的家伙都各不相同，单凭那厚厚一摞摞总谱就看得他眼花缭乱了……他暗暗问自己：半路出家的和尚能念好这卷经吗……然而27岁的王文堂，毕竟已经和乐器打了十几年交道，对多声部旋律的走向和彼此配合早已熟稔于胸，做一名驾轻就熟的音乐指挥，正是自己长期以来求之不得的梦想啊！说什么也要拼尽全力，推开这扇通向理想殿堂的沉重大门，他抱定了铁杵打磨绣花针的决心：没有金刚钻，也揽瓷器活！
俗话说，舍不了孩子套不住狼，这一时期，牙牙学语的孩子正需要呵护照料，而王文堂的时间和精力又有限，想套住“指挥”这条狼，就得下狠心豁上孩子，团里的排演不等人哪！妻子经常随剧团到各地演出，看孩子是王文堂铁定的任务，要登上眼前的这座险峰，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万万不行，只有将业余时间全都用来恶补专业课。于是只有初中学历的王文堂，像小学生描红一样，理论和实践双管齐下，一面抱住曲式学、和声学、管弦乐法、旋律学等音乐理论书籍硬攻死啃，一面对照乐谱逐个验证其中的“力点”和“支点”，对孩子的哭闹充耳不闻。此外他还必须熟悉大量音乐总谱，把每个声部都搞清楚，正所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能让任何一件乐器发出的错误声音在自己眼皮下溜过去！
没想到几场排练下来，捏着一把汗的王文堂渐渐找到了感觉，胆子也慢慢大了起来，指挥棒挥动得像模像样，僵硬的手势开始变得流畅而舒展。演出时，他指挥的几场戏不但没有砸锅，而且为乐队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这是王文堂朝理想殿堂跨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接着，文工团开始排演大合唱《长征组歌》，由王文堂上台担任指挥，演出了数十场，效果和反响都非常好，他也成了该团在舞台上执棒亮相的第一人。
1975年以后，团里又排演了大型歌剧《一双绣花鞋》《湖心亭》，以及为教育、挽救失足青年专门改编创作的歌剧《救救他》。《救救他》当时被看做是政治任务，为了赶进度他一坐就是半天，初冬季节虽然还不是很冷，可几天下来脚也冻坏了。当王文堂在写出大型八场歌剧《救救她》，并亲自指挥排练自己完成的音乐作品时，顿感格外得心应手。此时他只要往乐池里一站，就像跨上了亲手驯养的骏马，驾驭着起伏跌宕的音乐，与台上的唱念做打、走场亮相配合得无懈可击。该剧连续演出了40多场，舞台效果和观众反响远远超出了预期，王文堂也过足了“骑手”瘾。正值而立之年的王文堂，这一时期还创作了一批参加汇演的剧目音乐，以及小歌剧、独唱、器乐合奏等等，理论指导下的勤奋实践，加上旺盛的体力和精力，使他迅速进入了创作的丰收季节。
从宣传“最高指示”赶写“语录歌”，到体验工地生活创作“焦枝铁路战歌”，再到独立创作歌剧《救救他》的8场音乐，王文堂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三级跳”。他在走上了指挥岗位之后，通过台上挥棒、台下啃书，把个人对生活和音乐的理解一一融进了旋律之中，实现了抵达梦想并超越梦想的历史性跨越。作为生在洛阳、长在洛阳的本土音乐家，此时的王文堂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地对故乡说：你的儿子终于成功了！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歌舞团的市场前景开始滑落，相当一部分人被分流到了图书馆、群艺馆、电影公司、电视台、博物馆等单位。原歌舞团副书记赵济民调到了群众艺术馆当馆长，动员王文堂也调去工作，起初他不太想去，赵说你能创作，又懂指挥，来这里开展群众艺术活动有利条件很多。在小学和中学都得益于校文工团启蒙、熏陶的王文堂，深知这种业余音乐训练对爱好者的吸引力，更难忘其对自己的长期培养。最后，王文堂调入了群艺馆，并且破天荒组织了群艺馆历史上的第一个群众艺术团，把全市热爱文艺的职工组织起来，每周在工余时集中活动两次。在群艺馆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艺术团得到了一笔经费并购置了几件乐器，排练了不少小节目，为全市培养出一批基层文艺骨干，全面提高了他们的艺术素质。为此，王文堂和业余艺术团在文艺爱好者当中均享有很高的威望。
在群艺馆工作期间，他还应省文化厅的正式聘请，担任了《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河南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河南卷》编委，《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洛阳卷》主编，经常深入到各地采访、搜集、录音、整理流行在当地的小曲儿，发掘保护本地的宝贵文化遗产。当时条件很差，只有一台双卡录音机，一些民间号子有领号的、和号的几个声部，必须将录音反复回放、仔细听记才能找准音位。从小就迷恋民间音乐的王文堂，却对这项苦差乐此不疲，他说，能把从小就陶醉其中的流行曲调整理成乐谱保存下来，的确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通过大量收集、采访和整理民间音乐，对王文堂的创作起到很大促进作用，许多鲜活的民间音乐元素，也就常常带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出现在他日后的作品里，为他的创作增添了宝贵的个性。
1993年，王文堂重返洛阳歌舞团任团长，一直工作到退休。回首往事，他感慨地说：“在歌舞团工作20多年收获最大的，还数攻克乐队指挥这个难关的过程，通过学习、分析、理解、吸收许多大型作品中的精华，为我日后的音乐创作起到了指路的作用。”
桑梓情，满腔爱恋沃故土
1978年之后，随着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王文堂的创作势头越来越猛，他把对故乡的爱毫不吝啬地倾注在自己的作品里，打造出一个独具特色的洛阳品牌。1984年，为系列电视专题片《洛阳牡丹花会》谱曲的女声独唱《十里花路》（王化凡词），揭开了洛阳影视音乐宣传牡丹花会的序幕，并且与同年创作的《黄河摇篮曲》（王持久曲），双双荣获河南省创作歌曲二等奖。
家乡巨变是王文堂创作灵感的不竭来源，在宣传洛阳改革开放的前沿，处处都能见到他孜孜不倦的身影，电视的普及更是为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1986年至2007年的21年间，王文堂给洛阳电视台摄制的工农业专题片和风光片谱写的音乐作品就多达数十部，把一腔滚烫的爱恋和浓郁的豫西风情，都糅进了《古都的青春》《孟津伏梨之乡》《姹紫嫣红》《九都风韵》《牡丹之歌》《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等电视片的旋律里。
如火如荼的民间文艺活动，曾经是王文堂音乐梦的源头，珍藏过这位痴迷少年的美妙幻想。如今的王文堂，又踌躇满志地重新回游到了这个梦里，经过他巧妙的移植和嫁接，从热闹有余、严谨不足的民间小调中，脱颖出高雅而庄重的颂歌——河南汝阳炎黄文化节西泰山颂祖大典演出的合唱《炎黄颂》（艺辛词），洛阳寻根周公庙颂祖大典的主题歌《周公颂》（乔仁卯词），洛阳关林国际朝圣大典主题歌《关帝颂》（吴建华词），都是王文堂锐意创新的成果。
少儿歌曲《花喜鹊》，是王文堂1962年的破茧之作。1985年，他又以一首《我为花儿来浇水》（季秀荣词），在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委员会和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少年儿童创作歌曲评比”中捧回了创作奖。为舞蹈配乐，历来是音乐创作方面的弱项。2002年，由王文堂创作、代表洛阳市参赛的《牡丹飘香》和《建设者之歌》，竟双双获得了河南省舞蹈大赛音乐奖。2001年，在涉足少儿音乐将近40年之际，他创作的少儿歌舞《游洛阳》，荣获全国少儿音乐舞蹈大赛一等奖，终于夺得了一块宝贵的金牌。
洛阳市有一批大型厂矿，为弘扬企业精神，无一例外都征集选定了各自的厂歌。曾经在拖厂效力的王文堂，深知文化艺术对陶冶职工身心的重要性，他创作的企业歌曲几乎弹无虚发，先后有多首厂歌被企业选中，其中的《春都之歌》（张建学词）和《压路机之歌》（罗建机词），还双双荣获了全国“世纪之声”行业歌曲大赛银奖。
王文堂还与众多词作者精诚合作，谱写了一大批讴歌社会进步、赞美祖国山河、颂扬古都名胜的优秀歌曲，并频频摘取省、市和全国各种音乐赛事的创作大奖：《人生事业歌》（瞿琮词），《天下美酒数杜康》（冀金生词），《百花丛中第一花》（安和平词），《春风·春雨》《悠悠丝路》（柳江虹词），《赞美你，洛阳》（艺辛词），《巍巍龙门石窟》《白马寺》《一滴水》（乔仁卯词），《春到琵琶峰》《洛阳美食赞》《游子的痴恋》（冷慰怀词）等等，八方乐坛，硕果累累。
最令王文堂感到欣慰的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与词作者安和平合作的独唱歌曲《吼秦腔》，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巨大、持续的良好反响。这首以陕北音乐元素为基调、凝聚着王文堂半生悲喜的代表作，以厚重的人生积淀和无法抗拒的穿透力感染了广大听众，受到专家、同行的一致好评。十余年间，他曾对这首歌三易其稿，使之地域特色更为鲜明，先后被《解放军歌曲》、《民族声乐教学曲选》（沈阳音乐学院编辑）、《民族唱法歌曲大全》（中国音乐学院编辑，人民音乐出版社和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等多家出版物刊载，并荣获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全国职工‘三热爱’创作歌曲评选”二等奖，河南省艺术歌曲比赛作曲金奖。回顾这首歌的创作过程，王文堂说：“多年来，我一直有一种冲动和欲望，要通过自己的笔，谱写一首用陕西民间音调做素材赞美陕西人的歌曲，捧给曾让我吮吸过音乐乳汁的这片肥沃的土地……抒发我对她的深深爱恋。”正是作者珍藏了几十年的深深爱恋，造就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佳作，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乐坛的专业创作地位。
30年来，在洛阳市举办的数十台文艺晚会中，几乎都有王文堂的参与，由他精心创作的音乐作品，为“建党70周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改革开放20周年”、“建国50周年”、“洛阳解放5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增添了独特的魅力和光彩。洛阳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也少不了王文堂精心奉献的音乐作品，穿插其中的独唱、舞蹈、歌伴舞、音乐剧和大型歌舞里，都有他激情流淌的优美旋律。作为艺术总监和创意人之一的王文堂，还出色地完成了河南省重点文艺精品工程、首届大型舞蹈诗《河洛风》的创作演出任务，受到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赞扬和表彰。
长期以来，王文堂始终崇尚“勤奋做事、低调做人”的原则，热心企业文化，鄙视拜金主义，先后捧回业务奖项数十个，行政奖项更是连年不断。为表彰他卓有成效的工作，洛阳市给他颁发了突出贡献奖，省市相继授予他“文化先锋”和“优秀专家”称号，并享受政府的特殊津贴。2004年，王文堂被评聘为国家艺术系列一级作曲职称，成为洛阳市获评此高级职称的第一人。
2008年，王文堂的音乐作品集《洛水情韵》在华艺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他创作成果的一次大检阅，也是40余年音乐生涯的总结性回顾。在收录的100余首歌曲中，昂扬奋进的时代号角，充满活力的企业脉搏，一往情深的大众心声，汇成了一部缤纷的交响。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徐沛东，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对其浓厚的地域特色给予了高度赞扬——“文堂先生的音乐作品，在汲取、继承和发扬地方音乐艺术成果的实践中，做出了非常难能可贵的努力。这本作品专集，值得音乐同仁及广大的文化工作者一看，就像一朵很别致、很有特色的洛阳牡丹，带着地域的风采，飘散着时代的芬芳。”
细传承，呕心沥血育桃李
名师出高徒，这是千百年来各行各业的传承规律。凡事业上有所建树的人，都希望把自己的成功经验或是独特感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为后来者指引捷径，使其避开障碍少走弯路。
王文堂说：“在我的学生中，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这是因为我选苗子比较严格，我要求学艺先做人，思想品德不好、艺德不好的人，即使培养出来又有什么用？苗子选中以后，文化课也要好，才能够德艺双馨，绝非只要二胡拉得好就行了。”他又说：“教学生的东西，自己要先吃透，我的授课内容，我都会给学生示范，有时候陪着学生一块拉。初学者需要人搀扶他走，你陪他练他的感觉就不一样，很自然就跟着走了，一些高把位音区可能独自拉不准，你陪着他拉几遍之后，清楚了音程关系可能就拉准了。”他还说：“假如老师很随便，上课不按时到，授课内容或课时不足，讲课不够认真等等，这在学生心里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假如两点钟上课，老师一点五十五分必须到场，不能让学生来等老师，甚至自己有事情就临时放羊。我的原则是以诚待人，做人必须守信用，真有急事也必须提前告知，让学生有思想准备。”这就是王文堂这架人梯“宽严合一”的为师之道，难怪受教于他门下的“雏凤清于老凤声”者比比皆是。
早在1972年，王文堂就被洛阳市艺术学校正式聘为代课教师，并开始带徒弟，38年间，他指导过数百名学习二胡专业的学生，其中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11岁就被海政歌舞团正式特招入伍，两年后又被德高望重的乐坛前辈、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王昆相中，并“借”到东方歌舞团的著名歌手程琳。说起程琳，王文堂如数家珍，这不仅因为他们情同父女，还在于程琳经历的种种曲折所引起的广泛关注。
王文堂在指导程琳之前，就已经是洛阳歌舞团的首席二胡，他曾教过一位名叫程英的男孩子拉二胡，后来程英进了北京武警文工团工作。程琳父母原来都在洛阳专区豫剧团工作，不但与王文堂同在一个系统而且关系很好，他们听说这位学生曾受教于王文堂门下，也慕名让程琳拜王文堂为师。
程琳7岁开始向王文堂学二胡，学到10岁，王文堂把她视作自己的孩子，吃住都在一起，教起来也格外用心。小程琳聪明懂事又勤快，家里的活样样都干，换面条啊、倒垃圾啊、打扫卫生啊等等，还常常帮王文堂照看比她小两岁的弟弟。
那时候王文堂的工作单位离住处比较远，不方便随时关照程琳，只能用留作业的方式指导她练琴。王文堂上班以后，程琳就按照他布置的内容在家里练习，等老师回来以后再接受检查。
程琳悟性很好也非常努力，洛阳市学拉二胡的同龄人当中，没人能超过她，所以王文堂时不时让她登台演出。每逢程琳演出，王文堂必须亲临“保驾”，一是给她定弦，二是给她壮胆，三还要带个小凳子给她垫脚，以免因个子太小把不住二胡。
听过程琳拉二胡的，很多人都觉得她这么小就拉得这么好，还应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到大地方去见见世面，最好能有机会得到北京专家们的当面点拨。程琳的爸爸找王文堂谈起去京城求师的想法，王文堂也倾向于送她出去进一步深造，于是她爸爸就带着程琳到了北京，最先是找到了民乐大师刘明源请求指导。刘明源很喜欢程琳，留她们父女在家里吃饭，聪明的小程琳赶快帮着剥葱，刘明源高兴地夸奖说：“哟，小大人哪！”
接着程琳的爸爸又带着她分别找到了海政文工团和空政文工团拜老师，两个团的领导听完程琳拉琴后都对她赞不绝口，问她愿不愿意到部队去，如果愿意就准备特招她入伍，她爸爸说要回家商量之后再作答复。回来后程琳的父母立即和王文堂商量，王文堂说这个机会应该珍惜。当时海政歌舞团对招收程琳入伍比较迫切，抢先空政文工团一步主动和她爸联系，她爸觉得程琳太小，担心孩子到部队以后学习会受影响。海政的同志说我们既然要招她来，就会作出妥善安排，不但有专人照顾她的生活起居，还有人帮她补习功课。不久海政歌舞团又派人到洛阳来家访，进一步动员程琳入伍，程琳的爸爸又特意让王文堂陪同，介绍程琳学琴的情况，并陪同海政来的人游览龙门。1978年，在海政文工团的妥善安排下，11岁的程琳从洛阳来到北京，被正式特招入伍。
两年之后，港台的流行音乐开始影响大陆，程琳对邓丽君的歌非常喜欢，常常模仿学习，甚至洗衣服和走在路上的时候也随口哼唱。后来团里搞音乐的同志发现她唱得不错，就让她在过年的茶话会上登台演唱。13岁的程琳首次演唱，竟得到了作曲家王付林的高度赞赏，接着王付林便为她量身定做地写了《小螺号》《熊猫咪咪》等歌曲。没想到经程琳一唱台下立即炸锅了，这些含有丰富流行音乐元素的歌曲，很快便在首都引起了巨大轰动。
可是，程琳演唱引起的轰动，也引发了持对立态度的舆论批评，他们认为小小年纪的程琳，却在台上散布与主旋律格格不入的“靡靡之音”，应该及时制止。两种观点的舆论交锋持续了一年左右，结果总政文化部下了一道禁令——停止程琳的演唱！
从此程琳不能登台演唱歌曲了，后来就在乐队拉二胡，接着又被安排去广州给歌剧《刑场上的婚礼》伴奏。就是那次乘车前往广州演出时，她所在的海政文工团歌剧团的团长，到软卧车厢里看望巧遇了同乘一趟车的王昆，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王昆忽然问起程琳的事情：听说你们有个小女孩唱邓丽君的歌唱得不错？团长说有哇，现在就在车上呢！王昆马上说，快叫来让我看看……王昆见到程琳以后非常喜欢她，就想通过关系把程琳调到自己团里来，但是地方和部队不属于同一系统，只有“暂借”到东方歌舞团工作，时间大约是1980年底。
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侯德健同一些港台歌星到大陆来演出，创作了《龙的传人》等一批歌曲，受到文化界有关领导的重视。稍后侯德健也被安排到东方歌舞团，还专门给了他一套住房、安了电话、配了车，程琳和侯德健便很自然地开始了接触。侯德健对程琳的演唱十分欣赏，专门为她写了《酒干倘卖无》、《新鞋子旧鞋子》等供她演唱。
2005年，河南卫视录制了一个《程琳回家》节目，程琳在节目里这样评价王文堂老师——“他不但是一个好的二胡老师，他这个人的品德特别高尚，对我一生影响非常大，我们真是有父女情的感觉。”
同一年，中央教育电视台的《青春留声机》栏目，也制作了一个程琳的节目，并特意邀请了王文堂到录制现场。在这期节目中，程琳向电视观众介绍王文堂说：“他不光是我的一个老师，更是一个长辈，一个父亲的角色。我不记得王老师对我有批评或者是过激的言语，指导我的时候他总是鼓励肯定，所以我从小就特别有信心……”
2009年4月洛阳牡丹花会期间，程琳回家乡举办了一场个人音乐会。演出结束时，王昆和王文堂都被请上舞台，并分别接受了程琳献上的鲜花，以表达她对两位恩师的感谢。
在王文堂教过的学生中，进入大学深造和到专业文艺团体工作的可谓枚不胜举——
胡志平，早年考入湖北艺术学院，现任武汉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二胡演奏家；
吴媛媛，考入厦门集美音乐学院，举办过个人二胡独奏音乐会，青年二胡演奏家；
刘双军，二胡演奏水平名列洛阳市同行前列，现任洛阳市艺术学校二胡教师；
刘娟娟，考入解放军二炮文工团；
陈奇涛，考入河南大学音乐系，后移居加拿大；
查清杨考入武汉音乐学院学习二胡专业；
蔡璐洁考入武汉音乐学院主攻二胡，现在校读硕士研究生；
肖璐琪考入河南科技大学艺术系二胡专业；
郭泽辰考入郑州艺术学院民乐系二胡专业；
武榕考入安徽艺术学院专修二胡专业；
段梦辉，考入河师大艺术系；
李颖，考入郑州大学艺术系；
……
王文堂传授二胡技艺，更注重对学生品德的培养，其成就在洛阳有口皆碑，为此，中国音乐家协会二胡考级委员会2006年向他颁发了“优秀辅导教师”证书。
今年，胡志平把两个妹妹的两个孩子也介绍到王文堂这里来学琴，将未了的师生情又延续给了下一代人，由此也足以证明王文堂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但是，切莫认为只要拜王文堂为师就一定能成才，被他劝退的学生也绝非少数，尽管有些话很难说出口，他也必须如实相告——
“针对当前的“艺术热”，我一贯坚持自己的原则。很多家长都想让孩子拥有一技之长，都希望孩子在舞蹈、美术、音乐等方面有所发展，但有些孩子的确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这种孩子并不是笨，智商也不低，只是不具备学习音乐的天赋，像这样的孩子我辞退的多了——你要对他负责任啊，拉一段时间以后觉得不行，我就会给家长讲清楚，最好转学别的，不要浪费这个时间了。我要很严肃地对家长说‘我以一个老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和你谈，你要相信我，要对孩子负责任。’谁都知道，指导学生是要收学费的，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是多多益善，但我绝不这样做，明知学不出来还要继续教。所以不少人都这样评价我——王文堂收学生很挑剔，一般的他看不上……”其实，王文堂在劝退这样的学生时，内心比孩子的家长还要痛苦：世上哪有老师撵学生走的啊！
这就是王文堂，一位德艺双馨、把爱献给家乡把心掏给学生的自学成才的音乐家，一只不知疲倦的古都乐坛报春鸟。
五十多年前，王文堂虽拼尽了全力，仍不能如愿以偿进入音乐院校深造，如今，早有被他教出来的学生，为他报了“一箭之仇”！假如当年的王文堂考上了音乐学院，日后也许成不了指挥家，但必定是一位享誉神州的二胡演奏家，因为他骨子里融进了太多对民族音乐的爱，他深沉的脉搏一直在琴弦上激越地震颤。
新世纪，老骥伏枥谱新曲
2012年9月初，一位仰慕王文堂才华的朋友受词作者、民政部原副部长李宝库的委托，专程从北京来洛找到他，请他为歌词谱曲。面对朴实深情的歌词和作者舍近求远的诚意，王文堂只用了短短一周时间，就拿出了与歌词珠联璧合的初稿。稿子传到北京，李宝库对王文堂的谱曲非常满意，完善定稿之后，很快由海政文工团国家一级作曲家龙伟华完成了配器。10月底，一个精心录制好的音乐文件传到了王文堂的电脑里，伴随着壮美开阔的乐曲和青年歌手吕宏伟的高亢嗓音，一首讴歌中华母亲的民歌就此诞生。
据李宝库介绍，成立于2003年的中国老年艺术团，属原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领导，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代管，名誉团长为著名电影艺术家王铁成，乔羽、阎肃等一批老艺术家担任艺术顾问，他本人是该团的总顾问。每年重阳节前后，该团都要在首都举办一场《红叶风采》文艺晚会，由中央电视台播出。晚会节目以弘扬中华孝道、反映老年人的生活为主要内容，演员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艺术团队，唐山“俏夕阳”舞蹈等节目为晚会的保留节目。这一年适逢中国老年艺术团成立10周年，《最亲的人啊就是娘》这首歌，是晚会精心打造的重点节目。整台晚会于11月30日在京演出，然后由央视3套向全国播放。
《最亲的人啊就是娘》首唱最初选由阎维文或刘欢，因考虑阎维文和刘欢虽然是优秀的大歌唱家，但阎维文更适合唱军旅歌曲，而刘欢的演唱风格也与这首歌不太吻合，所以选由王宏伟演唱，王宏伟对这首歌赞赏有加，但是出于对传唱的普遍性方面考虑，王宏伟建议删掉歌曲开头过于专业的自由节奏部分。词作者李宝库和一些音乐家商量后，认为这段自由节奏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很精彩，应该保留。因此王宏伟遗憾地选择了放弃。
担任《最亲的人啊就是娘》独唱的青年歌手吕宏伟，曾在2007年和2009年举办的中国音乐界唯一的综合性大奖——“中国音乐金钟奖”全国比赛中，两次荣获民族声乐类铜奖，近年又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是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先生的研究生。
为了让王文堂第一时间欣赏到自己的成果，李宝库邀请作曲家到北京演出现场，近距离欣赏了该台晚会的演出。今年已经七十三岁的作曲家，在谈到自己在京受到的礼遇和感受演出效果时，禁不住情绪激动地表示，只要身体允许，我还要为天下的母亲们谱写更多更动人的颂歌。
2018年7月1日综合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