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三老

老城三老

冷慰怀

人生短暂，不知不觉已经在洛阳生活了六十多年，一转眼我这个懵懂少年，竟然也熬成了年过古稀的小老头儿！年轻时常年在涧西上班，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粘在厂区，难得去一回老城，但随着年岁的增长，结识的朋友也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退休之后，通过与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交往，老城的印象才慢慢清晰起来，在这些老者身上，我领略到老城性格的睿智、豁达和坚忍。

与八十五岁的寇北辰先生相识，是在前几年的元宵诗会上，老先生听我自诵了一首短诗，饶有兴趣地问我索要诗稿，还特意留下电话约我上门叙谈。数月后，我邀了与寇老以兄弟相称的画家孙某同行，使初次拜访有了些常客串门的随意。

在寇老并不宽敞的小书房里，桌上、地上摆满大小不一的字幅，有的墨迹尚未干透仍在阴晾，墙上还挂了一把半旧的京胡。快人快语的寇老说：“朋友来求字，咱就赶紧写好搁那儿，怕忘了还得分别装进写上姓名的信封，省得人家来回跑怪丢客气……”只知北辰先生是知名的书法家，却不知他为朋友书赠墨宝竟如此忙乎，且不说劳神费时，单单笔墨纸砚一摊子就够他折腾了。而先生的“票友”资格，更是有口皆碑，从年轻时在西安求学时算起，不觉已近七十个年头。一旦先生兴致所至，便卸下烦闷纷扰与琴共舞一曲，那沉溺于京腔京味的醉意，实为不可多得之乐趣也！

初访寇老，交流中全无半点拘谨，感其言谈风趣思维清晰，平和中不乏机智，家政国策、文理书艺面面通透，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聊到我熟识的几位文化人，先生均与之交往甚密且友情笃深，可见其人缘人脉人品之宽厚。那天，老先生还慷慨地将新近出版的《寇北辰意临礼器碑》赠我，并在扉页上题签以示庄重。观寇老的整幅隶书，与其脾性相当吻合——老成中藏些许天真，规矩里留几分野性，时有神来变化之笔，真乃亦庄亦谐浑然一体。

2014年，寇家锁辰兄弟及儿孙四代，被评为全国首届书香家庭，让寇氏素以重德精业而传承的家风火了全城。寇先生的新作《老洛阳风情》和《洛阳老话》相继出版，为千年皇城历代尊崇的民俗方言，给出了详尽的考证和注释。捧读这两本包罗万象的“洛阳野史”，顿觉亲切的趣味扑面而来，许多不知怎样读、怎样写的难解词语，都在字里行间摘下了神秘的面具！想我北迁已数十春秋，却迟迟羞于同老城面对面攀谈，今日有寇先生的活字典在手，便再也不至尴尬语塞了。

此后我又多次向寇老请教，有一回恰逢他的一位女弟子也在场，当她向老师交上作业时，那满纸娟秀中透着遒劲的小楷，着实令我打心底佩服。如今，这位寇老的爱徒，也已跻身于书法家的行列，成为更年轻一茬学生的资深导师了。八十五岁的隶书妙手寇北辰，恰似历尽沧桑的钟鼎铭文，用他的毕生的坚持承上启下，让书法艺术这棵千年古树，在洛阳开出了一季又一季新花。

八十七岁的资深报人黄秉忠先生，是一位宝刀不老的园丁，一边勤奋写作一边为苗圃浇水除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洛阳日报》办得风生水起，文学专版竞相斗艳，一茬茬文学新人相继从这里起步并走上文坛，黄老即是出谋划策的幕后推手。一批文笔犀利的杂文作者，成为破除思想领域陈规陋习的先锋，而首任学会会长的黄老，更是大刀阔斧勇立潮头，旁征博引推心置腹。那一时期，署名“华实”的言论，常常以平和的口吻加雄辩的论据，连连在《洛阳日报》副刊亮相，后来我得知，那些一针见血的杂谈均出自黄老之手。作为“文学新人”中的一员，我曾多次前往报社听课或座谈，在报社举办的文学活动中，多次聆听过黄老的高论，自认为是众多受益者之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退休后的黄老卸下了工作重担，创作欲顿时如火山喷发，短短十余年间，逾百万字杂文、随笔和小说，相继沉淀为《澄心集》《丽物集》《余力集》三部人生屐痕录。三本书将近一千五百个页码，或感慨或自省或议论或疾呼，字里行间事无巨细，全是炽热滚烫的肺腑之言。

我在《余力集》中读到一篇题为《丝丝入扣写华章》的短文，记录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洛阳市长朱轮与黄老间的三件小事。一件写朱轮市长在工作空隙的闲聊中，闻听黄老是湖南人，便主动认黄老为同乡，平易之风亲切难忘。第二件是黄老带儿子在二院看完病步行回家时，偶遇朱轮市长乘轿车经过，朱市长看他带着有病的儿子行走缓慢，主动招呼他搭车代步，为享受如此高规格的优待而心怀感激。还有一件写文革初期，朱轮市长被打成“走资派”接受批判的岁月，黄老骑自行车经过市委宿舍院，见朱市长正在挥动扫帚清扫大路。身为报社记者的黄老，并未因其“靠边站”而悄然绕道，依然按照以往的礼节下车近前打招呼。文中写道：“……大概是当时很多人的不屑、不愿或者不敢向他打招呼了，见到我表情如常称呼依旧，他很激动，定定地望着我，一脸苦笑。那年月，他自然不便说什么，我也不能多说一句话，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我跨上自行车前行，走了很远再回头望，他仍然呆立在那里。后来，他被调到省委组织部任职。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情景依旧是那么清晰可见，令人感慨，发人深思。”

世事变幻命途多舛，一生与人为善的黄老，年轻时就敢于秉持公道坚持正义，是勇于投身火热生活的磨砺，练就了他一颗深谙人世冷暖的早慧之心。

黄老原籍湖南武冈，初到洛阳时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不想弹指间就白了须眉！只是阔别故土数十年仍乡音难改，至今洛阳话还说得不咋地道。近来，与他举案齐眉的老伴，健忘的趋势日渐明显，还常常无故自责，朋友们都暗地里为二位老人的生活起居感到担忧。可黄老反而在邮件里宽慰我们说“她仍像以往一样勤劳，只是说不定什么时候需要我关照一下，烦扰一下。六十余年来她付出太多了，我决心尽一切可能让她有质量有尊严地度过晚年。只要我能够，我一定亲自照料她，不忍心由别人（包括子女）替代。”这封短信不过百十来个字，却让我们窥见了他几十年藏而不露的大丈夫情怀。

九十二岁的抗日老兵段星灿先生，算得上是洛阳老城的人瑞。其实我和段老还谈不上交往，因为至今才见过两面，况且他初次见到我时或许根本就没有留意。那是1986年12月17日，诗人赵跟喜应诗刊主编杨子敏老师的召集，通知我到地处老城的师范学校，参加有关诗歌创作的座谈。

那天，清瘦而硬朗的杨子敏先生，一开场便亮出了鲜明的观点：“现在写诗讲‘超脱’，可是我每次回到故乡，看见乡亲父老们就无法超脱，也不愿意超脱，不忍心超脱。”杨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事业的发展不能一代否定一代，而应有所扬弃又有所继承，发展的过程就是积累的过程，拒绝排斥绝不是正确态度。”杨先生认为，鉴定作品的优劣只能靠广大读者，“诗人和读者都在互相选择，如果我们写的东西不被广大读者所接受，不能说不是不幸。”座谈中，在场的洛阳作者相继发言，无不为杨先生的浓郁乡情和兼收并蓄的创作宗旨倍受鼓舞。

段老和杨子敏先生同为新安县人又是同一年参加的八路军，两人不但交往密切而且文学理念非常一致，座谈中他不时插话对杨先生的观点予以补充。因为第一次参加此类活动，自己又是初入诗门，故不曾与段老直接交流，但他的爽朗和直率却长久地留在了我心里。此后的三十年间，不断从朋友那里听说段老的轶事：明知因口无遮拦获罪仍直言不讳，文革中频遭围攻依孤军奋战，直至谷底浪尖几上几下，虽九死一生而从无怨悔。这种堂堂正正的君子风度，不改初衷的凛然骨气，令我愈加敬佩！然而，尽管有心求教却总是忙于生计和家庭，加上朋友圈交集极少一直无缘再见，前年段老九十大寿，又正值家父病重，错失了借祝寿登门看望的机会。直到前不久，国庆和中秋假双节同期，于是邀约好友邓世太一道前往拜见。

想不到寿望百岁的段老，说话声音如此洪亮，又毫不客套地要我径直坐在他身边。从学生到战士，从军政大学教员到“顽固不化右派”，从军委机关到平民瓦屋，几十年间发生过那么多事情，在他的言谈之中听不到任何抱怨，更多回味的是十九岁参加八路军时的满腔激情。将近两个小时叙谈，老人对国内外大事和洛阳文化圈的熟知程度，远远超出先前的预料，清晰的思路和表述不能不令我暗暗吃惊。“信仰共产主义、信仰共产党、信仰延安，深入我的血液，浸入我的骨髓，成为我的灵魂。”这就是九十二岁的段老常挂嘴边的口头禅。因担心老人久坐劳累，我们遂起身告辞，临别时段老送我一套再版的《风雨萍踪》，怕我没时间通读又为我画出了阅读重点。握住段老那双干瘦有力的手掌，我在心里默默祝福他：健康延驻长命百岁！

我想用洛阳人妇孺皆知的焦骨牡丹，来形容段星灿先生坚守革命初心的顽强信念，就像老城东大街鼓楼的那口洪钟，一旦发声必竭尽全力，绝无丝毫保留。

古色古香的老城，生生不息的老城，年轻人是她滚烫的血液，老年人是她强健的筋骨。古往今来，千年老城正是靠着一代代仁人志士的聪明才智和敬业精神，才得以魅力无限风流倜傥名满天下。他们把自己的酸、辣、苦，都酿成了时代的甜，他们用自己的衰老，为洛阳这座千年古都源源不断注入着青春活力。

智者福，仁者寿，好德者尊，自律者强。

老城三老，老而弥坚，老城三宝，珍宝无价。

他们是老城文化的精髓，是老城自信的底气，是古都洛阳值得炫耀的财富。

                    2017年12月22日完稿于道北西晒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