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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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识字，仅进过一天学堂。那学堂其实就是她口中“高屋台子”自己办的私塾。第二天她又去的时候被外婆发现，她想念书，外婆死活不让。外婆拖着她就往回走，尽管犟出的屎尿弄脏了她的裤档，哭得死去活来也无济于事，那一年她才六岁。为此她埋怨了外婆一辈子。
外婆重男轻女，家里唯一的儿子偏又立不起门户。她是老大，家里五个女儿，一个独子。外公是长工出身，在“高屋台子”作长工，就是外婆的娘家。“高屋台子”是乡亲们喊出来的名字，“高屋台子”的人都姓吕，房前屋后十多里，属吕家屋场最高，所以称呼“高屋台子”也属名副其实。
母亲聪明能干，性格好强，凡事喜欢自己琢磨个理，这点遗传我的外公。解放后的外公，成了附近三个公社远近闻名的“机械师”，属于无师自通，自学的本领。母亲十几岁就当上了“基干民兵”，凭她不服输的劲，苦干加上巧干，她不仅弄懂了“三点一线”的原理，还摸清了瞄准的门道，甚至晓得怎么自我修正，次次打靶全公社第一。她戴着大红花到处巡回演示，成了当时的风云人物，什么事都安排她去干。听说还被安排到公家屋顶上写过一个个人把高的大字。她负责拿扫把沾着石灰水把标语口号的字凃实，她忘了自己不识字。
她姓“谢”，号“重英”。她能识得出自己名字的大致形状，只是写不出。
有一天，她本是例行回家拿换季的衣服，却发现我的外婆、大姨、小姨在家里已经饿得面黄肌瘦，提不起步。她不知道家里没饭吃。外公被公社派出修理机械，一去就是个把月，根本顾不上家里。
再次回去的时候她多了一个心眼。提前跟食堂的师傅谋划好，她把一个裤腿打上结，偷偷装了几斤大米，跟换洗的衣服夹在一起。外婆半夜起来胆战心惊地煮了一锅粥，幸好没被周围邻居发现家里的烟火气。她就这样保住了一家人的性命。
外婆胆小怕事，长期泪水涟涟。她不得已过早挑起了家里的担子，那时就当个劳力一样出工，调摆家务。
她跟我父亲结合纯属无奈之举。到了适婚年龄，又是她姑父亲自出面保的媒，外公好面子，问都没问就一口应承。可能也是相信她大女儿的生存能力。
我父亲是个孤儿，父母走得早，属于吃百家饭长大的。别说房屋，连窝都没有一个，比只鸟都不如。眼看就要结婚，隔壁左右帮忙砍了几根树，就在聂嘎伯的屋檐下搭了个棚，盖上茅草，就算她们的新居。聂嘎伯是我父亲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由于师从我叔爷爷学习理发手艺，关系类似于兄弟。
流浪惯了的父亲，结婚不久就去当了兵。母亲一边劳作，一边守着这个孤寂的棚。我本来上面有个姐姐，没人带加上穷，母亲不敢耽误工分，冬天只好用陶钵卧个粗壳火，把她绑在椅子上，放在边上免得冻着。那一天屋场边几个小伙伴玩捉迷藏，不慎把椅子绊倒，我的姐姐就这样被陶钵里的粗壳火活活烧死。母亲哭得晕死几次，茶饭不思，差点疯掉。直到怀上我，六个月了还神情恍惚，做事无力。
母亲最怕刮风。她说风从东边一刮，“吱吖”一声房子倒向西边；风从西边一吹，“吱吖”一声柱子又往东边一斜。四面露风不说，就怕棚子倒塌。煤油灯吹得忽明忽暗，到处影子晃动，耳边全是我那个死去姐姐凄厉的哭喊，一次次她被吓得半死。
就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冬季，我用并不响亮的啼哭宣示了我的降临。“一坨死铁换了块金砖，老哭有么子意思？”这是我叔爷爷用赤裸裸的性别歧视给我母亲的安慰。那一年，我母亲二十四岁。
许是娘胎里孕育了太多的痛苦，我出生就开始害病，时常高烧不退。母亲一个人抱着我四处求医，求神拜佛。邻居奶奶告诉我，谁都不清楚我母亲到底喝了多少粪水？那个“破四旧”的年代，菩萨庙宇破坏殆尽，但凡听说哪里有一块木头显灵，哪块地里的水有神奇，母亲就去。“革命小将”一边驱赶，一边挑了粪水去泼。母亲用手扒开屎粪，奋力刨出一个小洞，捧起混浊的粪水就喝，再装一瓶带回。为了怀中奄奄一息的儿子，她喝完又去。
是不是没有享受过疼爱就不懂得爱惜自己的妻儿？这句话我一直不敢问我的父亲。他一直在公社、大队当差有吃有喝，从来不管我们的死活。只有母亲像母鸡一样护着我们，尽管栉风淋雨，可母亲没让我们饿过肚子。母亲很会划算，家里责任田不输男人，父亲没伸过手脚。母亲用菜园种出了我们的生活。母亲种的芹菜、萝卜、洋葱，那是鲇鱼须街上的“俏货”，小有名气。母亲自己筛选出的青梗子芹菜，又鲜又嫩；用饼肥养的洋葱个大味正。趁天不亮挑到鲇鱼须街上卖了，赶回来又做早饭给我们吃了好去上学。后来我和弟弟两个读高中，她又开始喂猪。每逢开学就卖掉一头猪给我们交齐学费，完全不耽误农事。
后来父亲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每次回家就是一场洗劫，但凡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他败得一干二净。连一头还没长大，母亲计划给我们交学费的肉猪都被他提前抵押给了附近的肉食站。本不平静的家庭彻底分崩离析。那一年我十五岁，母亲年近不惑。
父亲自然不会管我和弟弟。有一次他又要偷我们仓里的谷去卖了赌博，被弟弟阻止。他提把刀追着我的弟弟就砍，围着两个生产队绕圈，从此弟弟辍学再也不敢回屋。这时，目不识丁的母亲像动物世界里的那头母狮，“叼着”我们两兄弟赤手空拳从农村来到了街角，靠提篮叫卖为生。
为了在这边尽早落户，母亲积攒一点钱就去买条烟，一对人参酒，趁着天黑悄悄给王主任送去。我们租住的房屋就是他家的旧居。那一天母亲回来得比平时要早，悄悄地把烟酒向我掂了又举，似想告诉我“希望”又多了一点这样的份量。
那天她去的时候夜气比较寒，好长时间还没回来，我心里有些打鼓。母亲跟我说过，去早了天没黑，怕人看见；去迟了他家里来了人，又不方便打扰，只能蹲在暗处等人走了才敢进去。我到外边望了几次，不见人影，就一人坐在堂屋里干着急。突然门一响，一个踉跄，母亲浑身湿透，头发根子都有水滴，臭气熏天。我赶紧打了盆热水，母亲洗完澡出来一头摊坐在椅子里。她不小心掉进了王主任屋后的那个臭水坑，差点丢了性命。母亲不会游泳，拿着礼物又不敢高声呼救，搭帮菩萨显灵让她抓了根救命稻草，捡回了一条老命。第二天，母亲大病了一场，上吐下泻，整个人瘦得失了五行。
几年后，母亲的苦熬终于有了结果。也正是这次迁移让母亲失去了本名。
那个时候的身份证是手写体，起初负责登记的人图省事，就擅自将“重”字用同音的“从”字代替。许是又行又草还带点篆体，结果就被这边的户籍员看成了“元”字，从此母亲就叫谢元英。这次是工工整整的宋体打印，当然她并不知情。那一年她四十四，因为癌症又动了一次手术。
她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幸好她不识字。手术后她又开始做事，一刻也闲不住。每天提个篮子到街上叫卖垫底子（鞋垫），风雨无阻，当作事业在做。一年下来积攒下几千块钱，她计划给孙子孙女念书。
后来实在提不动了，背弯得像个老水牛的牛角，她就开始在附近捡拾垃圾。有一次我从外面吃过晚饭散步回家，夜色中远远见个影子有些熟悉，走近发现，她全神贯注的在垃圾桶里翻找东西。我不知哪里来的火气，“哪个叫你捡这些鬼东西的？”她吓了一跳，朝我尴尬一笑，收起纸盒头也不回就走，装作好像我们并不认识。
前年她生日，突然一脸严肃地问我：“我身份证上的名字叫谢元英？昨天街道办的张主任打电话这么喊的我。”也正是那天，我们才知道母亲的名字已经丢失了不止一两个年头。
我问她要不要改过来？她说怕麻烦。说土已经埋到脖子的人了，名字无所谓。只是叮嘱，要我们以后“七月半”写伏包烧纸钱的时候，记得写上身份证上的名字，不然怕收不到。
再过几天就是母亲八十寿诞，她看这个世界的日子不再来日方长。我想跪下给她磕个头，求她答应：“姆妈，牙都没了，我们不拾荒攒钱，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我不知道人死后会不会沿用阳间的姓名？如果可以，我宁愿我的母亲就叫“元英”，她永远是我心里不倒的英雄，养育之恩无以为报。我还想郑重其事地打个括号，再庄重地写上她的本名：谢重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