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

“小孩望过年，大人望种田”。

  才觉天寒，我们就开始盼着过年。往往这个时候，“找猪菜”却是我们这帮农村小孩每天放学回家后的必修课。我们就像一群活跃在青纱帐里的游击战士，在高出我们头顶很多的棉田里往来穿梭，就看谁眼疾手快。有幸碰到一团长势好的野菜和野生的油菜，那就会抢，各显神通，集中歼灭，缴获到手里才是战利品。歇息的时候，我们会自然拢成一坨，眉飞色舞地说些过年的趣闻旧事。我们压根不知道“年”是怪兽，只是我们心里最美好的期盼。也不懂时令节气，大点的“小毛”一脸不屑，故作老练地说：“那还冒说起，雪都还冒下！”他的经验自然比我们多。姐姐比我大四岁，说话有份量。“还只到冬月，冬月过了才腊月，腊月三十才除夕，除夕才是真正的过年。”于是我们各自扳着手指头算，满怀憧憬。

  接近年关，母亲都会把我们几姊妹招呼至跟前，郑重地交待几句：“快过年了，说话要文明，从今天起不准骂人，不要敲碗筷，各路神仙都已下凡，在看着你们。”霎时一股虔诚袭来，我们频频点头，暗自告诫自己要听话懂事。

  那天，李珍兰同学建了一个“发小群”。“十斤”赶紧跟我视频，几十年未见的发小，那种欣喜马上又让我们回到了童年。我慌忙侧身一旁，“视频不得，在空调房里睡，你嫂子就睡在身边……”改换语音。他说：“我一直都记得过年到你家拜年有花生吃……”这份美好储存他记忆里四十年。我不知如何跟他解释。他哪里知道，过去都是集体经济，稻谷、蚕豆、花生，每一颗每一粒都是从生产队里分来，我家一粒也不比他家多，只是我母亲一直藏着，留作过年的时候省口待客。我这才明白，每年大年初一早晨，排队到我家拜年的孩子为何总是络绎不绝？

  “年”在我心里就是欢喜，就是有鞭炮放，有新衣服穿，有肉吃，还可以走亲戚。小时候不知怎么就对放鞭炮情有独钟？那爆炸的声响振奋人心，感觉自己就在杀敌战场，大获全胜，心里油然而生凛凛威风和豪气。那时鞭炮在家里绝对属于“计划商品”，严格限量。三十中午团圆，初一早上出行，那是必备。父亲在大队当干部，好面子，往往还会准备一至两挂五百或一千响的剪成数段，玩龙灯花鼓的来了贺个热闹。正宗醴陵产品，足数又响。我每次就从放置鞭炮的皮箱里，偷几个装进口袋，捡一个父亲丢在地上的“烟屁股”（烟头），跑到外面燃放。那一年除夕，出了一点太阳，天气变得暖和。吃过团圆饭我就悄悄揭开皮箱，顺手偷支父亲放在桌上的“沅水”香烟，点燃空心握于手掌，跑到屋旁的涵闸上去放。点燃引信往空中一扔，“啪”地一声响彻云霄。嫌没花样，突发奇想，干脆丢进水里怎样？点燃，待引信即将燃尽，迅速往水里一丢，“嘣”地一声，掀起水花好高。觉得还不过瘾，声音不够响亮。于是下到涵洞前，点燃鞭炮往洞里使劲一扔，“轰隆”一声巨响，隆隆回音传向远方，在有些单调的空气中久久回荡。我只觉得眼前一黑，钻心地痛，泪水直飙，眼睛睁不开。洞壁炸飞的碎石击中了我的右眼。试摸有血，又试着睁了几下，痛，有光，应该没瞎。捂着眼睛狼狈回家。母亲看见我的囧样，好气又好笑，捧住我的头，轻轻掰开我的右眼皮反复用舌尖舔舐。

  就是喜欢家里来客人和走亲戚。每有客人来，母亲总是忙里忙外，千般划算，尽量丰盛。在那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不管平时家里有没有饭吃，正月这几天家里来了客人，桌上肯定有肉有鱼，没有十碗八碗感觉对不住人，不算客气。那个年代的肉啊真是肉，可能现在的孩子还没这个概念，类似今天的黄金，按克论。平时储备的晒成金黄色的白萝卜丝打上厚厚的底，上面大蒜炒腊肉覆盖薄薄一层。这可得有一定的艺术，既要色香味诱人，又要让客人看不出破绽，放心大胆去吃。我们小孩盯着碗里一块块油光发亮，纹理清晰的精肉目不转睛，只差把眼珠子落在里头，乘人不备夹起一块走人。挪到边上一点一点细嚼慢咽，那种味蕾的享受植入每个神经末梢。再次回到桌边，眼神依旧，这时母亲就会悄悄地递过来一个白眼。如果恰巧在她身旁，会不动声色地扯一下我的衣襟，或者轻点一下我的脚尖。我就知趣地夹几根大蒜，细尝上面沾着的肉味和油香。

  “初一拜父母，初二拜嘎母。”大年初二去外婆家拜年，是固定不变的格式，不随天气改变。模糊的记忆里曾骑过父亲的肩背，更多清晰的记忆是稍微大点，就跟在父亲和姐姐的身后，雨天泥哒水哒，须无比小心，害怕泥巴弄脏刚穿的新衣，妨碍帅气。遇到下雪结冰，更得谨慎，一不小心就是一跤，摔倒了还得赶紧爬起，否则会落下很长一段距离，担心走丢。

  外公是个德高望重的手艺人，总能精准预知我们到来的时辰。刚近屋场就听见他爽朗的笑声，大声吆喝着迎接我们：“我的大外孙给嗲嗲拜年来咯！”等其他几个外孙到齐，就开始分派打发，每人一元崭新的人民币。我们双手接过，舍不得折起，于是就凑在一块，比哪个人手里的钱币长。

  有天早晨，外公悄悄地把我领到里屋，郑重地塞给我一块银洋，神秘地说这是宝贝，叮嘱我好好保存，回去后就压在箱底。我连连点头，爱不释手，看着上面浮刻的人像却又陌生。倒霉的是，没过多久，我悄悄拿出去，用这块银洋跟小伙伴“打波”（那时男孩子常玩的博弈游戏），滚到了沟里，捞了几天也没找着。入夜，我独自一人下水去摸，不慎滑入深处，一边扑腾一边高呼，好久才惊魂失魄地从噩梦中惊醒。外公，一直我没敢告诉您，您传我的宝贝我早已弄丢，唯有您的音容还在，还有我揪心的愧疚。您就托个梦吧，我好想找回那枚晃眼的银洋。

  儿时拜年，还闹过笑话。那天一大帮子人都在二外公家里拜年，吃过晚饭二外婆就开始给我们几个小屁孩安排住宿。轮到我，脱口而出：“我不到你家里睡，我到我自己嘎嘎（外婆）家里去睡的。”全场哄堂大笑，戏说娃们分真假分得好清。

  过年最隆重的集体项目当然是龙灯花鼓。扎龙头、龙骨照例是队里几个老把式的独门秘笈。黄篾扎的龙头栩栩如生。大家七手八脚，分工协作，全都是晚上义务劳作，个个乐此不疲。大年除夕，不等黄昏就得开场，否则我们一个大队三千多号人口，哪里跑得完。乡亲们认为“玩龙”是借此送一份美好和吉祥，不分贫富贵贱，每家必到，也不在乎你开不开打发。那个时候，打发也只是一种象征，给两包烟，放几挂鞭炮，图个热闹。玩龙的除了几位主力，其余的人无需吩咐，自动接力。打鼓的打鼓，敲锣的敲锣，我们一帮小孩就帮着提马灯，拿衣服。

  除夕和十五的夜晚，绝对是故乡一年中最辉煌的时光。家家户户灯火通明，一路鼎沸的人群和游弋的灯火，恰如夜幕下一条绚丽的彩龙。通宵达旦蜿蜒穿梭在故乡的每条小路，每座小桥，每个家庭。温暖和光华着整个村庄，故乡兴奋得一脸绯红，整夜无眠。

  我一直有点不解，明明家里才那么点米豆腐，母亲总是赶在玩龙队伍到来之前，匆匆做好置于桌上，盖点腊肉和蛋丝的码子。队伍过后，我望着洗劫一空的桌面，心里说不出的滋味。母亲却一脸幸福，微笑着收拾好了才肯去睡。

  舞狮的队伍白天晚上都有，一帮小年轻。没点硬功夫就不受欢迎，倒立桌面；桌上再搭几把板凳，纵身翻下；几把飞刀甩得眼花缭乱，好多路数。

  有时我们自己也过一把玩龙的瘾。几个小孩用稻草扎个龙身，大人帮着做个龙头，一条“草巴子龙”即成。学着大人的模样从这家跑到那家，一应一和，说些恭贺发财之类的吉祥话，老板就打发我们几分钱讨个喜气。

  那时放“财神”和打“三棒鼓”的真多。我们班上的任慎谋同学英语课上用来背诵“三棒鼓”词，好为来年开学凑个学费。其实那时家里都穷，却并不排斥，只因他们送来的全是祝福，是乡亲们心里想要的幸福。

  还有“地花鼓”，这种用益阳腔调唱出的日常琐事别有一番韵味。加上男扮女装，夸张的妆容，诙谐的唱词，小丑的动作，常常引得我们跟在屁股后面，跑了一程又一程。“妹耶，来哒是要坐吔，坐哒还要啰（喝）……”学得几句夹生夹熟的唱词，彼此嘻戏。

  那时候，整个春节都洋溢着欢乐祥和。鞭炮、锣鼓、唱腔、客道、欢笑，深夜的犬吠和鸡鸣，年轻妈妈催眠孩子的哼哼声，自成一曲交响。

  唯独不见今天这么多的车辆和麻将、扑克的吆喝。烟雾缭绕，匆匆忙忙，来来去去又一个轮回。不知该期盼什么？不知什么是期盼？“年”走了，钱少了，人累了，心空了，如此周而复始。

  今年，我女儿也已出嫁，大年初二的那天，她们是否会如期而至？

  “年”带走了我的外公，我的父亲，还有我女儿的外公，带走了我儿时的期盼，还有一些珍贵，一如我那枚遗失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