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李建邦

        老师姓李，名建邦，中等身材，面容清瘦，颧骨略凸，髭须微长。着青蓝色两兜装，围一围巾，围巾有时在脖上匝几圈，有时则匝一圈而前长后短地搭在肩上。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老年的知识分子典型的装束。走路不甚快，却两脚轻巧稳健。这一点，或许与他的骨细体小有关。
        夏天的闲日，则是一双半新不旧的拖鞋，趿拉着步子，悠悠地行进，好像天不会塌下来，地也不会拱上去，这世上的事，与他无关。他总是以惯有的节奏，吧嗒吧嗒地叩响一路地闲淡。
         老师吸烟，瘾很大，迟早看见他，手指总捏着烟卷，嘴里吐着烟雾。他抽的是不足两毛钱一盒的“宝成”牌，当时学校里有几个“老宝成”：教导主任卫德运，数学教师贺森岐。这烟，劲足，解瘾，抽一口足抵得过现在流行的绵软式的女性化的细烟。如若把这两者摆在一起，那么，后者则是典型的楚宫纤腰，前者则是典型的秦地壮汉了。因为，味辣，易呛，我在简易二楼上的宿办房里，常听得从楼下走过的老师咳而不出的咳咳声。
        喜欢下棋。周末或平日闲时，与人对弈。下棋的时候，不甚讲究衣物，随处蹲坐，一头低下，心思全在方格。单是几小时的楚汉大战之后，地上的烟把，数数也差不多近二十颗了。他下起棋来，一边玩索敲碰着手中的棋子，一边嘴里不停地哼唧着熟悉的曲儿，一副自得的样子。直到女儿几声嗔怪式地叫喊“爸，爸，吃饭了。你还往几时下呢”，这如有所醒，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上的土屑，轻摆着双臂，微倾着弯腰，迈着他的裤腿稍宽而显腿细的方步，跟在女儿后面，一番大将凯旋式地回去。
         老师很有才艺，能写歌词，能谱曲子，还能扭陕北秧歌，拉手风琴。我上高中的时候，眼见过学校百十人的秧歌队，他在队伍前面，腰扎红带，踩着鼓点，踏着节拍，轻快地舞动。那会儿的老师已四十左右的年纪了，胳膊腿还是那么灵巧，动作还是那么和谐。他，不只自个在扭，还时时地叮嘱着后边的队伍。那个封闭而穷困的年代，我一距县城十里之远的土岭上的农村娃，没见过秧歌，也不知道啥叫秧歌，还是老师负责的学校文艺队的秧歌表演让我开了眼。
         刚分配到母校北关中学工作，碰上教育局组织全县中小学校文艺演出。当时，老师为我们四个小青年谱写了一首歌，内容大概是我们几个是来自不同省份的青年，要把青春献给敎育事业。现在，只记得我扮演的是上海人，我的一句道白是：阿拉上海人。我们四个所唱的第一句歌词是：我们四个人呀，都是师范生。
        我天生无艺术细胞。上小学时，老师让我和本村的一孩子说快板，结果，因为笨嘴笨舌地，怎么练也找不到感觉，说出来的话无快板的韵味，老师只好放弃了。上初中，又被管文艺的老师叫去唱歌，我五音不全，一张口就跑调。看到简谱，只认识七个阿拉伯数字，其他那些符号全然不知。
        这次，总算在那三位的掩护下，没太多地露馅。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以“艺术”的名义登上大台。
        我上高中的时候，队上一位毕业多年的老高中生就向我夸起过李老师。说老师会写诗，时常在报刊上发表呢。听得我满脑子都生出了羡慕，尽管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啥是诗。后来，我上高中二年级，坐在文科班的教室里，给我们上语文课的恰恰就是李老师。不过，因为我们农村娃的目标是“跳农门”，所以我的煤油灯下的苦拼的日子，始终没有诗兴。至今，老师给我们上课时的情形几乎全忘了，倒是一次作文评讲课他对班上的一位复读生李广谋的作文的评价，我一直记得很清晰。当时的作文是写一篇关于县物资交流会的记叙文，老师说广谋的作文写得很巧，说他没有直接去写交流会上的热闹，而是抓住散会时，走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举止言笑。老师说，这叫侧面描写，这种描写可以避俗，可以给人留下想象回味的空间。
        从此，我便深深地记住了这一手法，而且在自个做文时总还想着能不能也用用这种手法。
        在大学校园转了几圈，在课堂上也被老师们熏陶了不少次，自个还看了不少的文学的书籍。自然，学诗，写散文，习小说，也便成为我的生活之恋了。
         回到母校教书的最初的几年间，我最为痴爱的是散文诗。《散文》《散文诗选刊》《诗刊》《星星》，纪伯伦的《泪与笑》屠格涅夫的《爱之路》，柯灵，郭枫，李耕，耿林莽，王尔碑，桂兴华，等等，凡与散文诗有关的书刊、作者作品，我都翻阅抄录诵读，并且学写。
        我的教学以外的时间，全用在写作上了。几乎天天都在想，在写，甚至谈恋爱的时候，走在灞河边，看到夕阳的光照得水面闪着金色的光，我也兴致浓浓地以诗化的语言向爱人表述。
        我，每写一章散文诗，便走下楼去，让老师过目，请他指正。我知道老师也特爱写散文诗，他的第一本个人作品专集《异彩灵音》，就是散文诗集。记得老师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散文诗必须要有诗意的提纯与散文的灵动活脱，语言不可松散不可直白。要写好散文诗，不能把自己完全局限于散文诗，应该注意从其他艺术的哲学的美学的等等，去汲取营分。老师提醒我，不要求快求多，多写不一定就好，不能有写的时间没有读的思考。写完了，先放下，冷静下来，回头再看看，再改改，别急着去发表。
         在老师的指点帮助下，我沉下心，慢慢地往前走。每篇作品，至少改三五遍，直至自己满意了，再拿给老师看，听听他的意见，他说声“不错，投出去吧”，我便大胆地寄向报刊。那会，我寄出去的作品，基本上是只要投寄，便肯定见诸报刊。
        我得感谢老师，他的每日四五点钟起床创作的精神感动并激励了我，他的悉心指教始终端正着我的创作的前路。
        而且，因为老师，我参加了县上当时的许多的文学活动，结识了孙兴盛、田宝琦、刘下棋等前辈，知道了许宏轩、李晓茹等响当当的名字。更知道了当时已在京城、在省内外有影响的文学大家，比如刘成章、李珮芝、李天芳、叶广芩、徐剑铭、周养俊、庞进、肖重声等等。我记得老师的第一部著作则是他与庞进、谢强的三人合集。
        一天正午，大约一点多，我刚入午休，老师便在楼下喊，待开门后，只见他乐嗬嗬地一声：“文雅，忠实来了。”老师所说的“忠实”，就是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知名全国的小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印象里，当时的陈先生戴一顶草帽，穿一黑色中山装，极为朴素随和的样子，他是为一亲戚家的孩子求学来找老师的。
        老师的语文课在做而不在讲。他的许多的功夫下在如何写文章，而且是写自己的文章。他爱文学，便把许多的时间用在他的文学天地之上，散文，散文诗，诗歌，几种文体自由转换，往来自如。
        他不像一些教语文的老师，充其量是别人思想、感情的传声筒，只滔滔不绝于别人文章的大评夸评拜评，自个却写不出半块文字。即便讲，也有许多的人在搬运现成的说法。
         他上课，基本上是一本教参一本教材。这种简单，倒来得直接坦率！
         开始评定职称的第一年，老师没有被评为中教高级，他找领导理论，给出的理由是文学作品不能算是教研成果。身为语文教师，写文学文章，却不被视为正途，而东拼西凑，袭说抄说，竟然是研究论文。照本宣科，做传声筒，拉大旗做虎皮，竟然是教坛神手。老师一气之下，写出长篇教学大论，并发给某报纸登出。
        直至退休时，职称终究未如心愿。老师，倒是渐渐地淡然，反正俗说总有俗理。我，总在想，一六十年代的大学本科生，论资历，论学识，怎么就被卡住了？
       
        忙碌的日子，人极易忘记，包括那些曾经的并肩而行，渐渐地，也成为远逝的背影。
        我的老师李建邦，确实是上世纪后半期蓝田文学界让人向往并敬佩的一个真实的存在。
        他的存在，不惟以创作发声，也以他行走在文学路上的坚定、他所感染与激励的一批蓝田的文学的热爱者与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