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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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个人，听了一句话，一生做着一件事情……这份感激，却已没有办法告诉他……
1978年秋天，我刚从农场返城不久，就考到了当地的一家电厂。第一天去电厂报道的时候才知道，工厂离家特别远，几乎临近郊外了。通往电厂的那条路，特别狭窄。左侧是日月流淌的那条嫩江的支流，只可惜被自然生成的半米高的山坡挡住了，好像那条支流有多长，那半米高的山坡就有多长。右侧是小树林，树林下面是被人为地堆着半米高的黄土，也是树林有多长，那半米高的黄土就有多长。其实这条路，本来应该是很美的，有江水和树林陪伴，只可惜的是被两边的土坡挡得密不透气。多年后，我把它称为“寂寞之路。”每当上晚4点班时，通常都是我一个人行驶在那漫长的路上，很少见到人，连鸟叫的声音都听不到，夏天有风刮过，冬天有雪飘过，陪伴我一路走来走去的，便只有寂寞了。
在厂里，每天看着那些陈旧的厂房、高低不一的冒着黑烟的烟筒，还有那些嗡嗡叫唤的机器，我打心眼里就不喜欢，所以上班没几天，我就已经有了不安分的心。
之后，我被分到了燃料分场的油泵房工作，三班倒。白天班称为一班，晚4点到12点的称为二班，这两班还算说得过去，最难熬的是半夜12点到第二天早晨8点的三班。每到三班的时候，十多个女孩子，就会同住在一个集体宿舍里。睡到半夜，走廊里刺耳的铃声把人从睡梦中叫醒，晕晕呼呼地走过大半个厂区，再穿过几个设备吵杂的车间，然后就坐在那泵房里守着一个送油柜，那上面的数字，不死不活地转着，死看死守直到早晨8点。若是赶上大雪天，从热被窝里钻出来，推开门迷瞪地走在雪夜里，那滋味比死了还难受。
我睡觉比较轻，赶上三班时，其它车间的女孩子有时候来宿舍挺晚的，不管别人是否睡着，进屋后叽叽喳喳好一顿吵。记得有一次，我刚睡着，被她们吵醒了，我坐起来，一字一顿地说：“能不能闭嘴，不说话？”屋子里，顿时鸦雀无声。以致后来，离开那家电厂二十多年了，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女人，在街上迎着我笑意盈盈地说：我认识你。我有些发楞地望着她，不知怎么招呼是好，她就提起了那次我在宿舍里让她们闭嘴的事儿，而且她还补充到：“我们大家都还记得你。”呵呵，我自嘲地笑了，如此让人记住名字，还真是有点尴尬。
我工作的油泵房门前，是一条通向厂外的火车道，两边杂草丛生，还有零星的杂物。但旁边有一块地，种了很多波斯菊、芍药、爬山虎等各种花卉。尤其那波斯菊，细细的长杆儿，每一丛里，都能开出很多种颜色的花来。风刮过时，它左右摇摆，就像跳舞似的；若是淋上雨，那微微摇曳的花儿，一滴一滴的雨水掉着，就像个女孩子站在那撒娇似的滴着眼泪。每当这时，站在花丛前，莫名的一种情绪，使我的心骚动不安。
这里不该是我久留的驿站。
两年后，我选择了离开这里，那时父亲刚刚去世，没人能帮我，我能选择的唯一办法就是开始休病假，休了半年后，工厂就只给开60%的工资了。
经年后，稍谙世事，我经常会想到这个问题，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儿，离开工作岗位长期休病假在家，就没想过未来会怎么样吗？所以我有理由质疑那句人们常用来表扬年轻人的成语：初生牛犊不怕虎，其实，那不是不怕虎，而是不知道虎有多厉害。
当时长期休病假后，我有了大把的时间，从开始看小说，到转而专心写起小说来。《冬子的故事》，被收进了不知道是哪儿出版的文集里，还有《玲玲的路》《一个冬天的早晨》都是那个时期写就的。然而这些作品，因多次搬家，早就没影了。多年后，我自己都有些恍惚，由不得问自己，我当初是写过小说的吗？
后来，在我休了快三年病假的时候，厂里派人找我们车间书记，让他告诉我去厂志办上班。那是1983年初，全国普遍兴起写地方志。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车间书记找到我家时，我们俩并排坐在土房的炕边上，我俩条腿搭拉在炕沿下，一个劲地悠荡着，我以为他是来找我回车间上班去呢。后来书记说明了来意，看我答应去上班后，他非常高兴。之后，他竟像父亲一样地对我说：“这回好了，厂志办需要会写文章的，你能行，但那里可不像在油泵房，得听领导话，好好干。”
他走后，父亲般的关爱，让我哭了好一会儿，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不用倒班，我很开心，就此轻松地开始了写厂志工作。当然我也为彻底离开了原来的油泵房而感到高兴。曾经和我一起倒过班的小伙伴的话传了过来：“她有病在这不能上班，到比这远的地方坐办公室就能上了。”这句话，颇有些嘲讽的意味。而我年轻那会儿，也许仅有的长处就是从来不介意别人说了什么，包括办公室那些人的眼光、印象如何，好像与我都没多大干系。有人说成熟就意味着知道自己以前有多蠢，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当时的我有多么的任性与不知自省。
当时在全国都开始兴起写地方志的同时，各地也兴起了举办这类性质的培训班。
在齐齐哈尔市举办的地方志培训班里，我认识了当时尚在齐齐哈尔一机床厂厂志办上班的齐振铎。他比我年长很多，长着一副典型的东北大汉的样子，人长得又高又猛，四方大脸，肿眼泡，留着一撇小胡子，说起话来，大嗓门，喝起酒来，也是一口一盅儿的。
那天在餐桌上，与齐振铎在文学方面，做了暂短的交流，便匆匆分手。仅仅是一天的培训和一顿饭局，回来之后很快就把这个人忘记了。突然有一天他打电话到厂志办找我，在电话里他说：“我调到齐齐哈尔报社副刊部了，你写点散文过来，别写小说了，散文这个文体比较适合你。”当时，我也没敢深问，散文怎么就适合我了。
后来我把手里的小说写完，应该是过了很久，才开始尝试着写散文。之后，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写起散文来竟停不下手。在那段日子里，我连续给他发过去《小红蜡烛》《小木箱》《走吧，让我们去踏青》等一系列描写童年、少年时期的作品。至此散文一篇接着一篇，后来黑龙江日报和北京等地的日报，纷纷转摘，其它媒体也都陆续刊登。
也许我天生和散文有缘吧，写过了散文，此后竟再也没有动过写小说的念头。
之后看了一篇冯骥才写的文章，其题目是《人的命运一半在自己手里，一半还得听天由命》，本来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对这一说法，竟然也有了几分认同。
因为我感觉写散文也许真的是我的宿命。我抽象思维特别差，连最简单的数学公式都接受不了，但形象思维很活跃，每次写散文，未曾动笔，脑海里很多形象的画面已开始冲击着自己的视觉。尤其当我一旦投入到写作的状态时，伴着音乐、无论是用笔写，还是敲着键盘，那快乐和兴奋的情绪，几乎从头发丝到脚都能感觉得到。
后来进入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早已离开了那家电厂，开始从事新闻工作。
那是一个雪夜，我刚睡着，一阵刺耳的铃声在耳边骤然响起，那铃声在寂静的深夜，显得格外的清脆、刺耳。当我拿起电话后，一个令我难以接受的消息，使我睡意全无，齐振铎老师因突发疾病过逝。告诉我的朋友突然问我齐老师今年多大了？我半天无语。
我特别遗憾，也特别懊悔，我竟然对他知之甚少，包括他的年龄，还有一切。每次送稿来去匆匆，从来没有静下心来与他长谈一次，或者简单地在一起吃顿饭。
也是直到这时，我才突然发现，我能够走上写散文的道路，其实真的是有一份多年来我从未想过的“天意”在里面。
认识了齐老师，因为他的一句话，我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一生所爱。他不仅使我改变了行走的路线，而是指给了我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至今于我，一直是努力朝向的目标。虽然也许我倾其一生的努力，也无法企及那个高度，但知道自己一直在路上，便已怀了无限的欣喜。
遗憾的是，这一切，已无从告诉那个去了天堂的人，无法告诉他，我内心的感激。
认识齐振铎老师，是我的幸事，他为我指着的方向，那里有一座百草园，花繁叶茂，它一直“诱惑”着我，让我不辞遥远，越过高山和草地，一路向前。（2020年3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