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情结

父亲的原籍是黑龙江省肇东县附近的一个农村，解放战争时期，他转战南北，最后一仗打到广州时，正值全国解放，父亲转业后留在了广州市荔湾区公安分局，担任侦察科科长。刚刚解放的广州市依然很混乱，每逢年节或周末，父亲都挎着双匣子枪，坐着吉普车进行巡视。后来年轻的侦察科长和比他小八岁、当时仅有二十岁的漂亮的南方女孩儿——我的母亲相识并结婚。我的外公是个商人，外婆是新加坡人，据母亲说是外公到南洋做生意时，与外婆认识的。外公家不仅有米行，在乡下还有田地出租，家宅是一幢紫红色的洋楼，位居广州市较繁华的中山大街。母亲四岁就由保姆接送上了学堂，她一直平平安安读了几年书。后来土改时，外公家的田地和城里的财产，几乎都被政府没收，外公于土改第二年病逝，家里仅剩下当初小洋楼的一角，里面是四个居室和一个阁楼，屋子的格局与摆设都很独特。

1986年，我曾与母亲回了一趟广州，外婆依然保留着她独有的生活习惯。家里没有像样的木质家具，但无论床上地下，每一样饰品，都精巧且充满了灵性。所有带图案的东西，诸如窗帘、桌布、褥单、坛子，以至于随处可见的手帕，无一不带有山水风景。

广州市一年四季都温暖如春，即使是北方最冷时的一月份，街面儿的地摊上，触目皆是金黄的橘子与鲜红的柿子。女孩儿们虽然夸张地穿上了羽绒服，但下身却是很薄的裙裾。她们穿上羽绒服，不是因为保暖，而是寻求一种不和谐中的和谐之美。我回南方时正是腊月，那时外婆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因患腿疼病，几乎终日坐在床上，只有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才坐在门前晒太阳。外婆非常喜欢帽子、裙子、风衣，这一点也许我继承了外婆的喜爱，对于风衣、裙子等服饰有着恋人般相依的情结。外婆每到秋冬季节，即使天气不冷，即使是在屋子里，她也会带上她的小帽。初见外婆时，她的装束，让我羡慕不已。她端坐在桌前，穿着一件绿色的毛外套，戴着一副祖母绿的耳环，头上斜戴着一个黑色松软的薄薄的帽子，非常美丽。母亲一点也不像外婆，至少没有外婆浪漫的气质和风采，母亲给人更多的感觉是淳朴。母亲认识父亲后，她一直担心妈妈不会同意她与这北方大兵相爱，所以始终不肯带父亲回家，但是令母亲没有想到的是外婆见到父亲后，却特别赏识父亲的才气。

当时一身军人气质的父亲不仅写一手好文章，而且绘画也很出色，尤其素描，三笔两笔勾画出的东西特别形象、生动、逼真。大提琴拉得好，口琴也吹得棒极了。五六十年代的人非常喜欢吹口琴，《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下》等俄罗斯民歌，用口琴吹奏，听起来有一种很悠远的感觉。时隔多年后，父亲仍很骄傲地对我们说起当年外婆盛赞他的话，外婆说：“我有七个儿女，你是最优秀的！”但是大姨妈和大姨丈却不这样认为。有一天晚上，父亲到外婆家，正赶上大姨妈和大姨丈也在，父亲请他们俩儿去北方人开的饭店吃饺子，父亲热情好客，一下子要了二斤，把大姨妈他们惊得目瞪口呆。南方人有个习惯，这也是父亲和母亲生活了一辈子仍然不能共融的一点。南方人吃饭用的碗和盘子，都是小而又浅，尤其是盘子，它的底儿和边儿几乎是平的。每顿饭菜都做得很少，四棵小油菜，半熟不熟的，绿油油的，一顺水儿地摆放在盘里；几棵菠菜打个水焯，用粉面子一勾芡，放点肉丝；切几块儿南方的食指粗细的腊肠，往盘上一摆；再用几片冬瓜和数十个虾米煲个汤。三盘小菜一个汤，全家人坐在一起，慢悠悠地吃得津津有味儿。可是那几盘菜，还不够北方人一个人吃的。他们上街买菜也是如此，每次买两棵葱、一头蒜、三两肉，害得父亲多年来拒绝和母亲上街采购。那天晚上，大姨妈他们每人仅吃了七八个饺子。据此大姨妈就一直在背后怂恿母亲离开父亲，她说大手大脚，跟了他没好日子过的。母亲说，她就喜欢北方大兵的这种豪气。他们结婚后的第二年有了我的哥哥，两年后，我就在广州市人民医院匆匆地赶了来，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后来母亲一个人带不了我和哥哥，就把在北方乡下生活的祖母接来了。祖母在农村老家，从土改后一直担任村妇女主任，每天风风火火地跑惯了，生活突然发生了如此巨变：南北方温差大；语言不通；饮食上，除了大米，再也找不到祖母在乡下最喜欢吃的玉米面大饼子、高粱米饭、野菜团子；没有交流和沟通的环境等等。每天祖母背着一个，抱着一个，总是汗流满面的样子，尤其是从早到晚的大米饭，更是吃得祖母一个劲儿地吐酸水儿，尽管如此，祖母非常喜欢她这对孙儿孙女，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扔下我们，回到她那日思夜想的北方。但是令母亲一家人，也令祖母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命运很快就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

在我和哥哥刚三四岁时，父亲听说北方正在开始大规模的建设，整个家乡都沸腾了，此后的日日夜夜，父亲的热血再也没有平息过，他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回北方的决定。父亲向组织辞去了令人倾慕，也是令他自己酷爱并曾经为之付出青春与热血的侦察工作。直到北下的列车负载着我们一家五口，呼啸着，风驰电掣般地驶过长江、驶过黄河、驶过山海关，当满目是北方的苍凉与黑土地时，父亲将头探出车窗，对母亲喊道：

“这才是家呀，是故乡！”

在回到北方漫长的日子里，母亲曾无数次地向我描述了一路北上的情景和越离近北方，祖母与父亲越快乐得手舞足蹈的样子。记得母亲在肇东县姜家屯一下车，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漫山遍野的向日葵，她惊呼道：

“哇，这是什么花？”

父亲笑着说：“这是幸福树！”

以至母亲在北方生活了许多年后，无论谁给她纠正，她都始终认为向日葵的名字就是“幸福树”。母亲告诉我，她曾问过父亲它为什么会叫“幸福树”？父亲说：“因为它是太阳的孩子。”据此母亲深信不疑。

回到北方后，在选择居住地上，父亲和祖母产生了分歧，祖母想回到姜家子屯，而父亲说齐齐哈尔市的富拉尔基区是重工业基地，在那里落脚，有发展的空间。当时富拉尔基区建设一片热火朝天，新兴的北钢、重型机械厂都是国家一五期间的重点工程，虽然仅仅是北方一个偏僻的小城镇，但是在五六十年代，它在国家建设中所占有的位置，却是举足轻重。母亲的意见是，爱人在哪儿，她就在哪儿！最后祖母不是拗不过父亲，而是实在舍不得哥哥和我，才认可了这一点。

落户到富拉尔基后，父亲没能进到这些正在建设中的大工厂。在南方，他向组织提出调转时，一个非常赏识他的老首长坚决不同意，下令不准给他开调令，而恰逢父亲在行将踏上北上的列车时，这个老首长又到省里开紧急会议，其他领导不敢违背命令给他开调转手续。一向雷厉风行的父亲情急之下，竟然没拿档案就离开了广州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匆忙的一走，在文革中，他历经了生死大难，以背叛党、背叛人民，是战场上的逃兵等罪名，被关押了两年之久。在北方出生的我的小妹，也是在父亲被关押期间，得了白血病而夭折。出来后，父亲在小妹坐过的小板凳上、用过的玩具上都刻下了一句话：“女儿小军用过。”他一直深怀内疚，总以为如果自己不被关押，女儿就会得到更好的照顾，女儿也不会死去。

直到五年后组织上多次专程派人，到广州市进行外调，几经周折后，终于找到了当时与父亲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才还父亲以清白，这也是后话了。

没有档案，父亲只好到一家木器厂当了一名工人，从学徒工做起。1960年闹饥荒时，那个木器厂的厂长携妻女直奔天津的岳父母家，说那儿的情况比东北好些。只有三十多人的小木器厂没了龙头，厂子面临停产。后来母亲常提起父亲上任当厂长的事儿。当时看到工人们饿，父亲二话没说，回到家，把家里仅有的半袋玉米面倒在盆里，让祖母和母亲全都烙成玉米面饼。烙好后，在我和哥哥眼巴巴的注视下，父亲把饼子都装进了一个白布袋，背到厂里，分给那些工人吃。工人们边吃着香喷喷的玉米面饼子边喊道：

“你就是厂长了，你就是了！谁来也不行！”

谁也没想到刚到工厂才半年的年轻的军人，就这样不成规矩地走上了一厂之长的岗位。记得我大了以后，听到父亲这段传奇后，常开心地逗父亲说：

“哈哈……爸爸是行贿当上领导的。”

提起那段岁月，父亲非常骄傲。他说后来厂子规模越来越大，他还兼并了一家服装厂。我是到了90年代，才听说产权制度改革。但是想不到在60年代时，父亲就把两个毫不相干的行业，合并成一个厂，然后还各自经营各自的项目。那些老工人对父亲非常有感情，父亲直到去世前，都一直穿着一个老裁缝做的衣服。在父亲的葬礼上，那个老裁缝对我说：

“你的父亲穿着很讲究，一点不合体都不上身儿，别人裁的衣服他相不中啊……”

后来父亲的工作岗位不断地变化着，他涉入了一个又一个更高的领域。他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路要靠自己走才扎实。”也许这折射了他的一生吧。

二

父亲千里万里奔回的家乡，是北大荒一个偏远的城区，小城不大，虽然几条主要街道的两旁，如今都盖起了楼房，但旧砖房和土房还是所见皆是，就更别说父母刚从南方回来时的样子了，那时连找个四层楼都难。

这儿的夏天眨眼就过去，当你看满街正花红柳绿时，你就想怕是快到秋天了吧？然后有一天早晨，你睡眼蒙眬地推开房门，见外面正落着小雨，猛地抬头去望树上，才发现片片黄叶上已落满了夏日的叹息。于是在你还未来得及怀念那如火的夏日、在懒女人的冬衣还未缝好时，冬天带着雪花已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了。一个朋友说，有一天他和妻子生气了，回家后，他没话找话地说：“该买秋菜了吧，买晚了菜该冻了。”他又歪着脸瞅着妻子说，“你说这北方的夏天咋就这么快呢，打个哈欠，嘴刚张开，还未等闭上呢，夏天过去了。”愣是把生气的妻子给逗笑了。

可见北方的夏天给人们的感觉真是转瞬即逝，然后就是大半年的寒冷，这时在街上再也看不到新鲜的绿油油的青菜了。当然在80年代中期，在市场或个体商贩开的一个又一个卖菜的小板房里，菜的品种也开始丰盛起来，但却很昂贵。即使到了今天，一般普通的人家仍像蚂蚁运粮食储藏到洞里一样，在秋天里会晒很多蔬菜。将茄子、豆角等切成或块、或片、或丝晾干了，留到冬天吃，或者把茄子、豆角用锅稍煮一下，放到冰箱冷冻起来。家家都储存很多白菜、大萝卜、土豆，走廊里都放有一口大缸，里面腌了满满一下子的酸菜。

北方的冬天，天黑得很早，夜生活也很单调。现在比以前还强了一些，人们的夜生活相对多了起来。烧烤店和练歌厅盛行后，很多年轻人到了晚上会经常唱完歌后，再去烧烤店消费。尽管如此，这儿大多数人夜晚的生活，主要还都是守在家里看电视。小城除了几条主要街道有路灯外，一些小街巷依然是漆黑一片。

来到北方后，母亲受尽了寒冷之苦，冬天时，她总是喜欢围着长长的围巾，耸着肩，两手抱在胸前，每见她怯怯地冲进风雪里时，我就想，她就不想她的家吗？那个温馨而风情的南国。

在北方长大的我，高中毕业后，被分到一家小工厂做钳工。日子平平淡淡地过着，上班下班，除了业余时间进修大专课程外，没有什么更多的想头儿。那时人们还不懂得可以放弃工作、放弃你生存的城市、放弃你所拥有的一切，可以到外面的世界闯天下，因为人们唯一的念头是守住户口，守住了户口，生命就有了根据地。

进入90年代初期，刚刚开始实行产权制度改革时，我所就职的这家小工厂就早早地被兼并了。在自己的工厂被另一家工厂兼并的同时，那种积极向上的信念，也随之成空。渐渐地对父母多了一层抱怨：

“北大荒与南国天上人间，何以会将一个本来是南方的小女子，却演变成了一个末路工厂的工人。”

父亲活着时，每当听我这样说，他就会斥责道：

“北大荒怎么了，北大荒能容得下几十万移民大军，容不下你个小丫头？”

这时，母亲就说：

“错了，错了，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严格说已不叫北大荒了，那是过去的概念，现在只有军垦农场才真正叫北大荒。”

我知道母亲是在尽可能地淡化这寒冷的北方所带给我的荒芜与寒冷。

母亲由于深爱着父亲深爱了北方。在北方冰天雪地中渐渐长大的我，心却已不再归属于父母，终于有一天，我背起行囊，一如父亲当初扛着枪一路南下，打到广州市一样，我终于踏上了这个本来就属于我的故乡，那个记忆中，金橘树结满了橘子的地方。

那时的广州和现在招工的观念不一样，招聘广告虽多，但是比较好应聘的多数是本地人。很多厂企不提供住宿，又怕外地人员流动性大，不好管理，所以我接连面试了几家企业，都未被录用。外婆、姨、舅都在广州市，但我并没有期待来自任何人的帮助。接连碰壁后，我又转战到离广州不远的花都市。在那儿，我改变了去企业打工的初衷，转而到饮食行业应聘，后来终于应聘在位于花都市中心的人人酒家。每月除了气、水、电和坐公交车上下班钱，还要支出生活中一些必需品的开销。一个月下来，仅能剩四五百元钱。当然我也幻想着到这儿不给别人打工，自己给自己干事儿，做一个真正的经商者，但需要启动的资金对我来说，真的是天文数字。

我在北方时，曾听说一个女人在80年代初，用她的全部财产六元钱起家的事儿。那时面包一角三分钱一个，批发是多少钱，就不知道了。总之她用六元钱进了50个面包，然后，她把每天的所得，再投入到成本中，十多年后转项做起了眼镜行生意。后来她来到了花都市经商，不知道那个用如此小本资金起家的女人，在这个城市的哪一个角落打拼。但是如今在花都市拿着六元钱到街里，你只能吃上一顿非常普通的便餐，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吃两碗南方的肉粥或大米面肠粉。

当然，不管在这儿生活有多苦，置身于繁花似锦的花都市，心里感到很惬意，青春的心每一天都沉醉在对未来的向往中。在此期间，我又打回广州市的外资企业就职。两年后，我去了一家报社，应聘为专栏编辑，月工资也越涨越高，躁动的心渐趋平静。我和北方的朋友开玩笑说：“30年前，我父亲靠枪杆子打下广州，30年后，我靠笔杆子坐镇广州。”

朋友说：“你不怕老爷子从地下赶来，去抽你的耳光？”

在外打工的日子过得充盈而扎实，我自认为远离了那个叫北大荒的荒蛮之地，我自认为会永远留在这个叫广州的我的出生地。

在每一天的奔波与困顿中，我与几个新结识的北方朋友常聚在一起。我们喝酒、聊天，在一起按照北方人的玩法，用两副扑克打六个人的“苍蝇”，或者四个人用一副扑克打升级。我们还买来了跳棋、围棋、羽毛球拍儿等一些娱乐用品，以此来打发工作之余的时间。

有一天，那个一头白发的老主编说：“你开设个栏目，用散文体裁写北方，它的天气、人文、地理等，包括北方的饮食文化和一些风情民俗，一定会很受欢迎。”

我欣然应诺。

那天夜里，爱群大厦的钟声响过，都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我伏在案上，为第一篇将见报的关于北方的文章起了一个名字：《北方的冬天有风声呼啸而来》。不知为什么，有一种莫名的忧伤，从笔尖直抵心头……

街道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繁华的广州，就像一个不夜城，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个喧嚣的城市能沉静下来……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突然莫名其妙地就想起了半年寒冷、春秋风沙的北方；想起了一到黑天，全家老少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电视，聊着家常；想起了父母生活的那个小城那条令家乡人骄傲的嫩江；想起了与父母居住的老屋和夜里那种风刮树叶扑打窗玻璃的声音；想起了辽阔的黑土地割了一茬又一茬的生长不衰的庄稼；甚至想起了故乡的种种缺点、种种不足……

在广州，我去了光孝寺，去了三元里平英团遗址，与朋友们在休假日乘车去了福建泉州的郑成功墓地，去了传说中八仙过海帮助福建人建起的神秘的洛阳桥。一次次远离灯红酒绿，在风声雨声的夜里，独自在街灯下徜徉。我曾一度问自己：心底里抹不去的那份忧郁是什么？我是在刻意寻求一种苍凉吗？那是一种只属于北方的博大、空旷，但却极其凝重而深刻的苍凉吗？

一日黄昏，与朋友们走进音乐茶座的一刹那，我突然停止了脚步，在这灯火辉煌的人群里，我想，我是谁呢？就在这一刻里，我知道了我身上流动着的是北方人的血液——是曾经驰骋疆场出生入死的一个军人的血液。也就是在那一刻里，我知道了，我注定要踏上归途！

金秋十月，我回到了家乡。

走在小城的街道上，看到了大街小巷巨大的变化，那些主要街道耸立的高杆儿灯，几乎把整个小城都照耀得如同白昼一样。不仅中心广场周围高层建筑拔地而起，而且以此向四面辐射的楼群鳞次栉比，居民住宅楼建设，每年在以几十万平方米的速度向前挺进，平房区也已渐渐淡出这个正在一日千里向前发展中的城市。大路平坦而宽阔，沿街门市房紧密相接的牌匾与明灭闪烁的灯火，昭示着商服行业的兴隆和文化生活的活跃。

那天深夜，在无人的街上，我手插裤兜儿里，边走边唱，不知不觉中泪已成行。直到这时，我才彻悟了父亲千里万里携妻带子奔回故乡的心境。我无法改变的是我同父亲一样，不仅仅是因为对故乡的眷恋，而重要的是源于对养育自己的这块土地，有着今生都永远无法了结的感激和与之生死相依的原始情结。也是直到这时，我才深深地感悟了什么是故乡。

故乡是亲情、爱情、友情联结的网啊；是你哭过、笑过、咏叹过、挣扎过的平淡而又平凡的日子；是从你指间、从你心中、从你日复一日的忙碌中，穿梭而过的成长的岁月；是刻进你灵魂中今生都永远无法背离的风景。你是那风景中的一叶风筝，四海云游，但绳的那一端仍牵在故乡的老树上。

于是便注定了你今生任怎样也走不出对故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