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客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年腊月，我们村有个小伙娶媳妇。小伙家穷，母亲患病刚去世，拉下了很多欠债。可女方的父亲非要丰厚的彩礼钱，媒人说，等娶新娘那天一并带过去。那媒人本想用缓兵之计促成好事，但却遭遇了女方父母的难为。

那天迎亲的人们浩浩荡荡到七八里外的女方家接新娘，当拿不出彩礼钱，马上就遭到了女方父母的严辞拒绝，非要兑现彩礼钱才让女儿出嫁。这下可把迎亲的人们和新郎给难坏了，新郎下跪磕头也无济于事。女方父亲是铁了心要彩礼钱，那蛮狠的语言把迎亲人们和新郎骂了个无法入耳、唉声叹气。新媳妇就在一边哭泣，不敢违背父亲那声嘶力竭地恐吓和威严。无奈，新郎就跑回来告诉媒人和他父亲，大家都是一筹莫展。这时，新郎就跑到我家，想要担任村会计的父亲帮忙，以解燃眉之急。

父亲在村中威信很高，长得高大魁梧、英俊大方，一般谁家有纷争、难事，都要请父亲“出山”给解决问题，父亲深得乡亲信赖。父亲二话没说，骑上“大金鹿”就要去完成“任务”，我拽着父亲的自行车，非要跟着去不可。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父亲无奈，只好答应带我一起去当“说客”。

我兴高采烈地一段助跑，两手一伸，把住自行车后座，纵身一跃就跨上了父亲刚起步的“大金鹿”。父亲载着我顶着西北寒风艰难前行，并不时埋怨我非要跟去干啥。父亲身体前倾用力地蹬着“大金鹿”，我们越过了一村又一村，趟过一个陡坡又一个陡坡。腊月雪后的土路上，结着冰碴的小水洼，不时泛出光亮，晶莹剔透。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依偎在父亲宽大的后背下，经受着刀子般的寒风，不时地捂着冻得发疼的耳朵。那天可真是寒风刺骨呀！等到了新媳妇家门口时，一群人正在围观着，说笑着。

父亲停下车子，我也下车搓着手、跺着脚，在一边观看着七嘴八舌的大人和孩童。父亲上前敲门，那些来迎亲的人对父亲说：“新娘的父亲挺顽固，不好说话。”父亲又敲了一回儿，门内仍然没有声响。我见门楼下、屋檐边的冰凌尖尖的，似冰锥，直直的，像尖刀。狂风不时肆虐，我跺着脚、哈着气、冻得浑身打颤。父亲看着我受冻的样子，心似刀绞，走到一位两鬓泛白、年过花甲的老爷爷面前，诉说着事情的来龙去脉。老爷爷看着冻得满脸红肿的我，答应了父亲的请托，来到新娘家屋后，喊着新娘父亲的名字，让其开门。开门后，新娘的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地不改初衷。这时，我看到新娘无奈地在一边哭泣。父亲握着新娘父亲的手不肯松开，并满脸微笑地说：“大哥，求你了，我代表俺全村人来向你保证，你这个女婿选对了，人品才能是杠杠的，虽然现在彩礼拿不出，将来肯定十倍偿还。”女方父亲仍然是冷脸相向，不给情面。我在一边也开了腔：“大爷，你就没有儿子吗？将心比心，如果你儿子娶媳妇人家也和你要彩礼，你该咋办呀？”新娘的父亲被我这个小说客的一席话惊动了一下，用手摸着头深思了片刻，给父亲递上一支烟。父亲又苦口婆心、趁热打铁地说了一些大道理。新娘的父亲终于露出了有阴转晴的笑脸，把父亲和我请到屋里，新娘的母亲也给倒上了一杯热水。

最后，新娘父母终于答应不要彩礼了。其实是被父亲的人格魅力和真诚给征服的。我一边拍着手欢呼着，一边拽起新娘的衣襟嬉笑着，新娘被我给逗乐了。这时，迎亲的人们前呼后拥把新娘抬到车上，风驰电掣般消失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父亲满脸喜悦地和新娘的父母握手再见，又骑上“大金鹿”载上我飞驰在那乡间的寒风里。

后来，这位当年娶媳妇的本村大哥，没有让父亲失望，在不几年后，也就是在改革开放后，凭着勤劳和智慧，仗着一身好瓦工手艺，当上了包工头，第一个在村里盖起了小洋楼，买上了小轿车，成为村里首个“万元户”。现在，每年春节回老家拜年的时候，我都要跟当年那位新媳妇大嫂，念叨上那一段讨彩礼的往事。大嫂都会用手捂着害羞的脸庞，不好意思地说：“那都是俺爹的封建老思想闹的笑话。”

该文发表于《烟台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