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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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江苏高邮籍作家汪曾祺复出文坛，其后的30余年时间里，一大批生于里下河长于里下河的作家，携其“里下河式书写”相继登上文坛，众多优秀作品先后问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全国重要文学奖项，引起文学界广泛关注，逐渐形成一个成长中的“里下河文学流派”。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具有身份、经验、文化的共生性，从而使得其美学风格呈现出某种共同特征。本文选取几组关键词作初步阐述。
一、水意与诗意
“水”孕育了里下河文明。在人们的长期生产和交流中，里下河地区形成了与“水”难分难解的文化品格，它细腻、温婉、节制、冲淡。著名学者何向阳说，“里下河作为南北文化的中间地带，的确有着与北方风骨与南方风情不同的风韵，从而成就了它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不卑不亢与达观从容。”
不难发现，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中蕴含着大量水乡特色元素，比如鲜活的水产，临水而建的栖身之所等等。作品中的人物亦似乎终日做着水乡的营生：取鱼摸虾、歪藕采莲、挑箩把担、养鸭牧鹅，不一而足。刘仁前的《香河》便是用优美的笔触，细腻描述了清灵的里下河之水，作品中弥漫着氤氲的水气，被著名评论家王干称之为“盛满水意和诗意的土地”。
水也让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在作品中营造出温情、诗意的日常生活。汪曾祺先生曾设想一种“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的文学图景，其特征是“抒情诗，不是史诗，它的美是阴柔美，喜剧美，作用是滋润，不是治疗”。汪曾祺先生把文学当作作者与读者之间“谈谈生活”，是日常生活情趣的回味与发掘。正是因为秉持这样一种美学理想与原则，先生笔下的里下河日常生活，蕴含着诗般的美感。同样，受汪曾祺先生的影响，里下河的诸多作家也习惯于以回忆性的、诗意的叙述语调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曹文轩的《甜橙树》、鲁敏的《逝者的恩泽》、沙黑的《街民》、庞余亮的《出嫁时你哭不哭》、刘春龙的《垛上》、顾坚的《元红》等作品注重表现里下河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注重书写生活表象之下的温情与诗意。这些都表明一种温情、诗意的“日常生活”叙事法则，已经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中发芽生长。
二、温润与温暖
受水文化的影响，温润构成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底色。汪曾祺的代表作《大淖记事》《受戒》、毕飞宇的《平原》《玉米》、费振钟、王干的里下河文化散文系列、曹文轩的《草房子》、朱辉的《白驹》、庞余亮的《薄荷》、顾坚的《元红》、刘春龙的《垛上》等，各种温润的水乡情致，融化在人物的日常生活与灵魂背景里。
里下河质朴的乡土特色表现在作家作品上，还体现出一种温暖的乡土精神。在这种乡土精神的强大支撑下，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在其作品中苦难、痛苦的色彩较为疏淡，其中所蕴含的人与土地之间古朴悠远的温暖情感更弥足珍贵。正如著名评论家汪政所言，“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具有娴熟的表现农耕文明的经验”。曹文轩、毕飞宇等作家小说中对于土地、耕作的描写极为细致；罗望子、王大进、李明官等人的作品对于劳动场景的描写，温暖而生动，如在目前。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笔下的劳动不再是苦役，而是愉快的创造，他们经由劳动确认了自身的本质力量与存在价值。
其次，这种温暖还表现为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体现出平民主义生活美学。汪曾祺先生的《故里三陈》《岁寒三友》等大量的短篇小说，几乎都是描写里下河三教九流、引车卖浆者。毕飞宇的《平原》虽然将故事背景置于苏北平原，但所写的大抵是里下河小村落的乡民。沙黑的《街民》描写了众多布衣小民，可以说是一部小人物词典。综合观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品，我们几乎看不到宏大的事物，而是注重表现人间的“小温”，描写里下河生活中最寻常的喜怒哀乐。他们把这种喜怒哀乐，融化在对里下河风俗的描摹中，人、事、物都成为风俗的一部分，这一特征尤为明显。正如著名学者丁帆所言，“里下河集聚了一批风格相同、志趣相投的作家，创作了一大批反映这个地区风俗化、风景化、风情化的作品。”汪曾祺先生被赞誉为“风俗画”作家。刘仁前的《香河》被誉为“里下河风俗的全息图”。即便毕飞宇、曹文轩、鲁敏离开里下河多年，但他们对里下河风俗的描写，依然充满温暖动人的力量。
三、悲悯与叩问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充满了深厚的悲悯精神，他们的笔下没有“至善”也没有“至恶”，大多数是带点瑕疵与个性的小人物。没有十全十美，也没有十恶不赦，即便是一个所谓的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汪曾祺的《岁寒三友》《故里三陈》充满了人道主义的脉脉温情，曹文轩用儿童的视角打量人性中的真善美，将里下河质朴的人情浸润在小说中，构建起贫穷却充满温情色彩的“油麻地”。毕飞宇的《楚水》《平原》等作品，用细腻的笔触勾画了里下河乡村地域文化背景下“人”的生存状况，虽有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个体心灵自身的压抑与折磨，但忧伤里依旧充满温暖。朱辉《七层宝塔》中的阿虎，初读感觉他像是乡土和城市文明交融下的一个“怪胎”，再看却感到几分可爱，他的冷漠和无畏其实是市场经济时代的特定产物，他的温情和善良却依然是传统文化和乡土世界滋养出的理想之光。刘仁前的《浮城》《残月》关注外部世界入侵水乡后人性裂变、困境、挣扎与守望，但是这种“直面”和“揭露”依然张弛有度，没有刻意进行强化、渲染，也没有一针见血，而是一种悲悯精神的再现。
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家们的内心也产生了许多的迷惑与忧虑，从前传统的乡土经验，在遭遇一种陌生的城乡变革经验的时候，难免产生不适感、甚至反感。比如，土地的流转与流失，城市化与乡村规模化经营，乡村道德伦理式微等迫切的现实问题与人性的挣扎、心灵创伤等内在的焦灼，依然纠结于当下的乡村社会。面对乡村新的躁动，传统价值观念遭遇新的挑战。朱辉的《七层宝塔》反映了在当下社会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中，乡民面对现实的茫然和无奈的抉择。城乡巨变之下，人们的陌生感也在加剧，这是不可抗拒的现实。朱辉正是把美的、丑的、善的、恶的，冷的、暖的细细地剥开来给大家看，这其实是一种深层次的悲悯。在刘仁前的作品《浮城》中，对乡村政治、权力等现实问题进行了集中的书写和揭露。到了《残月》，则完全采取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没有了《香河》中“田园牧歌”的抒写，也没有《浮城》中对政治生态的某种期许，而是让小说主人公进入了娱乐圈，成为一名演艺经理人。刘仁前想要展示的是当下城市商业大潮中的社会生态，“香河村”的后人们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尘世演绎的残缺人生。
不得不说，里下河许多作家在回望从前的时候，感觉更得心应手，因为回望相对容易一些，而从前的经验，在遭遇现实的特别是城市、小城镇经验进入的时候，内心难免有所不安，批判与妥协，舍弃与眷恋，多重复杂情绪交织在一起，其把握与拿捏的“度”，相对而言变得困难。就今后的创作而言，里下河的作家们还需要深入了解、研究当下的社会现实，进而作出自己相对理性的价值判断。正如著名学者何平所言，“里下河文学流派不能只是在文学内部封闭的命名和‘传统再造’，而是应该是主动积极的‘文学空间的生产’”。“城”与“乡”不应该完全对立起来，不应该一味表现孰好孰劣，孰轻孰重，而是应该葆有小说家的责任与良知，不是在乡村的表象上停留，而且有意识地向乡村地域文化的延续与变迁、乡村伦理的重建等纵深领域拓展，既有对传统的追溯，自我的发掘，也在重估历史、构建新的乡村现实，这也是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们新的创作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