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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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啊，大雁，
你可曾飞过我的故乡
可曾看见我慈祥的父亲
放牧于故乡的山林间
大雁啊，大雁，
你可曾飞过我的故乡
可曾看见我织布的阿妈
坐在夕阳下的坡地
大雁啊，大雁，
你可曾飞过我的家乡
可曾看见我犁地的阿爸
站在高山之巅遥望故乡的炊烟
可曾看见我弟弟骑着骏马
可曾看见我妹妹放牧牛羊……”
族嫂嫁过来的那年，按老家过去的习俗，家里的人结婚时，外嫁的女儿和娘家的亲戚们便会凑合出一部分的喜钱来，买来一匹长长的布条写上某某某祝贺，结婚的当日，挂在了高高的厅梁上。在那个物资极其匮缺的年代里，这便是过去穷人家出嫁的女子一辈子里的衣物料。母亲嫁过来的当年，陪嫁带过来的缝纫机恰逢其时，这便成了我奶奶当年闲逛村头巷子口时炫耀的资本。每每谈起自己当年嫁过来时，奶奶便沉默不语了，小的时候爷爷曾告诉过我们，说是当年自己用了三百斤的稻谷娶了我的奶奶。
接奶奶回到我们家来的路上是爷爷一个人在前面牵的毛驴，亲家的人送过了飞机桥后，就停驻在了远远的桥边，直直的目送着奶奶消失在了我们村口的远边上。嫁出去的女儿，在那个年代里就没想着过要回来，那一次的送接，算是留下了奶奶的一辈子。
族嫂嫁过来的时候，民俗早已开化。接亲的队伍是新郎和他的车队，二十八杠自行车是婚契里的必需品。新娘一路地坐在新郎的车尾，路上用了一把喜庆的雨伞半掩着。直到回到了家门口，下了车，迎亲的唢呐吹起时，新娘才可以把伞收起，这时还须用柏树叶半遮掩着脸庞。在夫家人的引领下，跨过了火盆，便算是入了门。
拜堂后的新郎新娘仍不可以入洞房，新娘便由伴娘们看护着，羞答答地坐到婚房里。闹洞房是个必需的过程，村子里的年轻小伙子们，这时齐齐地挤到了新娘的婚房前，对起了一夜的山歌来。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
回去睡了的后夜，夜半里醒来，白日里震人耳膜的唢呐响已是消去，空落落的村夜下，空远而略带着哀伤的对歌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细若游丝般地游离在睡意迷蒙的耳畔，在夜风熏陶下的梦境里时断时续地飘了过来。
嫁过来的第二天，便是要回门的，也是由跟来的伴娘们一起接了回去。在娘家里住上了一段的时日后，等到了一个合适的日子，夫家便找了一个合适的理由，到娘家里把人接了回去，这才真正是过了门。
房子在那个年代里关乎着一个家庭的命脉，建房子便成了人这一辈子莫大的追求。合计是必不可少的，连砌房的砖瓦用料也关乎着村头巷口边上大伙儿闲暇时的谈资。下地基是建房子的开始，须取了主人的生辰八字，拿到算命先生那里合算过；大梁是整个房子的主心骨，上梁的日子须是选在了屋主人生辰的吉时，待得大梁安好之后，整个房子便算是落成了。做好的房子要住上一辈子，即使是以后发达了，也轻易更换不得，怕是坏了祖上的福荫。
我们家的表爷（奶奶的亲侄子）就住在不远处的解放村，先祖曾是前清的大地主。大屋落成时，九级的青石台阶，乌漆的正梁圆木，实实的大户人家。我们小的时候每每去表爷家里作客，虽已家道中落，可茶余饭后每每谈起他们祖上的荣光时，表爷仍是一脸的桀骜。
我们家的老房子，就座落在村子中央的老井旁。广西解放的那一年，爷爷跟着大伙儿一起搬了出来，离开了旧地的新房子不如了以前的宽敞，厅房的两边仅连着两扇东西厢房。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已有了七口人，经不起我们的人多挥霍，各个房门的门角口便成了母亲摆放各种农具的落脚处。上田时，随便推开某个房间门，想要的农具总能手到拿来。每天的清晨里，母亲起来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抄起大门角落里的桶水钩，往水缸里挑上几担的井水，挑满之后，才做起了早饭来。
母亲挑水常用的旧木桶，在我们的那个年代里也算得上是件稀罕物品了。那时候，村子里已有了塑料桶，做工费时费事的旧木桶正濒临着淘汰。母亲觉得难为做木匠的师傅有这把好手艺，仅用一片片的木片就能把木桶箍扎好，抹上了一层层的桐油后，竟至于经年不漏水，这确实动了母亲的恻隐，于是就一直地用着。用木桶挑回来的井水清澈见底，清凉可口，更妙的是不似塑料桶那般的长满了青苔。母亲还特意地把家里陈放了许久的旧木勺也翻了出来，放在厨房旁的瓦水缸边上挂着。
我们家用来装水的瓦水缸，是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里不可或缺的老物件。水缸就摆放在厨房的门窗隙，天井的东南隅。
那个年月里，瓦缸显得尤为常见。装水的瓦缸已有些年头，听父亲说起过是上代子留下来的东西，一直摆放在显眼的天井边上。做缸师傅的家就住在北山边的长爬村里，师傅在烧制的时候是格外的上了心，厚实的胎体，碗型的外观，还烧出了一层光洁的灰青釉变来。
夏日的响午，日光透过天井，直直地洒照在墙角边下的水缸底里，在水下的缸底中泛起了层层的光影来。把勺子探入水缸底时，摊开的水面上便会荡漾出层层的光圈来。
差一点的瓦缸，被用来装了稻子。晒干了的稻谷，放在晾晒过的瓦缸里，直到来年夏收，我们都能吃上可口的饭食，这样的瓦缸虽然质地粗糙，却胜在经久实用。
零星的豆类，我们便都装在了瓮子里，瓮子被做成了肚子大两头小的圆鼓型。母亲嫌麻烦，把收回来的绿豆黄豆高粱等等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分隔开来全装进了一个个的瓮子里，并把它们陈列在床头边上。夜半里，常常会被一阵阵的“唧唧”声惊醒，知道是老鼠来了，母亲便一个劲地拍打着床板一边大声地呵斥着。黑暗中片刻的停歇后，却发觉老鼠已然跳到了头顶的厅棚上（隔在房子中间的木棚，用来放杂物用的）“唧唧唧“的跳来窜去。
小一点的瓦罐子，被用来装了豆酱瓣。春天时，是酝酿的好时节，母亲把去年地里晒收回来的黄豆从瓮子里取了出来，用锅煮透后晾干，再敷上一层的面粉，放上些许的酵母菌，搅拌好，捏成一个个圆圆的豆粉团，装进簸箕里放在黑暗的床底下等着发酵。
过了些时日，母亲把长了绒毛的豆粉团从床底下取出，放到日光底下晒干，把晒干了的豆粉团装进了罐子里，铺上一层的盐开水，等到了时日，一坛酱香的豆酱瓣就算是做成了。
爷爷把平日从河里网回来的小虾米放到了碗里，勺上些许的豆酱瓣，放到饭锅里蒸煮着，醇香顿时便弥漫了整个的岭南庭院。在那个粮食稀缺的年代里，这便成了我们干饭时上好的佐料。
更小的瓦罐被我们摆放在了厨房里的柜台上，我们家的油瓶子是一个古朴的瓷八仙壶，两层的釉色，厚实的胎体，灰青的质地。盐罐子是一个圆桶型的小瓦罐，质地却要粗糙得多。我们小的时候，每每家里缺盐时，我便是第一个冲着把盐罐子提到代销店里去的。把盐罐子往柜台上一放，店主就会自觉地给我称起了盐巴来。
爷爷年轻时是个石磨匠，帮别人凿石磨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罇上好的石磨盘。父亲把石磨盘安放在了东大门旁边的门角落里，跟厨房的窗台毗邻着。平日里石磨用得少，空闲时母亲会磨出一些的豆浆，来供我们养胃。有时母亲也会自己做起豆腐来，母亲做出来的豆腐，有点儿的馊味，我们总是不爱吃。母亲在磨东西时，我便会跟在一旁帮忙着，等到母亲把石磨盘推开时，我会在一旁把桶里的豆子一把把地勺入磨眼里，然后再舀上一些的清水灌入。随着石磨盘的转动，磨眼里的豆子便会一圈一圈地漏下去，乳白的豆浆就会从石磨缝底里渗了出来，淌入在石磨槽里，顺着石磨嘴一股股地流了下去。
逢年过节时，母亲便会早早地起来，把家里的米浆都磨好，刚清理完毕，便有人来叫门了，开了门，是邻居家的妯娌来借石磨过节了。
五伯母家里有个上好的青石石臼，因为有了碾米机，平日里就用得少了，废弃搁在了家门前的龙眼树底下。我们平日里路过时，就喜欢往上面蹭蹭踩踩，反倒踩出了一道光洁的滑面来。平日里只有舂高粱馍馍时，二奶奶还会常常拿来捣鼓。每逢捣臼咚咚的响午，我们常常会守候在五伯母家门前的树根底下，黄昏时就能吃上二奶奶为我们做好的香馍馍。前段时间里我回老家时，看到了旧石臼仍在，只是被大族哥埋在了地底下面，垫了地基，已没了往日的光泽，跟大族哥说起这件事时，是一脸的唏嘘。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里都养着耕牛，用来做平日里的拉车耙田一些活，和田垄间的春耕秋种。谈起耕牛的重要时，当年的村子里曾流行着这么一句谚语，没有耕牛就像“年三十晚没砧板”，家家户户都在用时，你想去借的时候就很难了。
每年的年夜，等我们吃过了年夜饭之后，父亲总是亲自熬煮了一大锅的稀饭粥，恭恭敬敬地送到牛棚里，母亲还点上了几根的香火，插在了牛棚前，嘴里念念有词着。等到了第二年的开春上田时，父亲会继续为耕牛熬上一锅的稀饭粥，母亲告诉我们，吃了这桶稀饭粥，耕牛的苦日子就要开始了。
村民们的收入极少，养年猪便成了当时农家里为数不多的经济来源。所以，每每的黄昏里，准备入夜时，家家户户的猪栏处便会传来一阵阵猪的叫食声，那种并入天际的尖叫便成了我们失去了的乡愁。前段时间回家时，经过乡下的一家农户时，听到了久违的猪叫食声，女儿惊诧地问起我来，我哑然失笑，恍恍间我们已回不到那个钟鸣鼎盛的年代了。
突然想起了父亲的那辆老水车来，想起了那一个个烈日炎炎的夏日，父亲扛着家里的那辆老水车，带着我们兄弟几摇撸在夏日的稻田。
前段时间，我在一个老巷子里，买到了一顶久违了的竹叶帽子来，回去时把它带给了我那痴呆了许久的父亲。父亲远远间便看见了我手里拿着的竹帽子，颤颤巍巍间站了起来，伸出了手来接过我递过来的帽子，父亲把它系在了头顶上，颤颤地走出了门去。
我仿佛间又看到了年轻时的那个父亲，戴着一顶的竹草帽，烈日下，骑着家里的那辆二十八寸自行车，车后还装着竹箩筐和长长的竹扁担，一路地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