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绿色铅笔盒

我何时读的小学，我不知道，母亲说我5岁。5岁的孩子是应该什么也懂了，但我自小就没心没肺。

开始读书是去村东首的破庙里，好像时间并不长久，就转入了我们家宅前的新学堂里来。

我上学的书包，是二哥替换下来的蓝布包包，发白的已经难辨颜色。二哥总是在用具一切上先于我和好于我，比如衣服，我身上穿的，几乎一律是二哥穿过的旧裤褂，替换下来给我，我还高兴得不行。我5岁上学既不说明我是何等的聪明，也不代表我母亲多么的崇尚文化，只是像我这样的“癞”孩子要有个看管的去处。所以并没有人多么关心我的学习好坏，因此读小学我还是比较自由的。

我不记得我有铅笔盒了。我上学之初，与长我一岁的本家堂哥合用一套书本，其实就是语文、算术。一学期还没读下来，书本缺皮少页，脏兮兮不成样子。我们使用的是石条课桌，厚厚苯苯的，有大人一庹多长，坐位就乱七八糟了，有坐小凳的，有坐杌子的，有坐砖头的，我坐得什么，记不清了。一间大房子里，四周都是窗户，两个班级一起上课，但老师往往却是一个。我真正的记忆开始，大概是从三年级，好像忽地一下就长大了，起因是一位女同学。那时候学校夏日里有午休，学校是怕我们小孩子们偷着下河洗澡淹死。我那位女同学姓肖，小名叫芹，上穿碎花洋布短褂，蓝裤子，脚蹬一双红塑料凉鞋，大眼、小口唇，长长的独辫耷拉到后臀，走起路来颠颠悠悠一磕一碰，人小小年纪却出落得格外好看。

有一天中晌，她挨着我在石条桌上睡眠，忽然她就问我：找没找媳妇？我说没找。她说听说你有媳妇了？我说那是我大哥。她就咯咯地笑，翻身翘起头来看看我，又说你要不要媳妇哩？我说要那有什么好的？她说好处多哩，白天给你洗衣、做饭，晚上给你铺被、说话，就像我舅和我舅母，好着哩。我说，那，那我就要哩。小芹瘦长脸上倏地红透了，背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的不再看我。我不懂她小小年纪如何知道那么些事情，又为何单单对我说这番话？但我却从那中晌开始，忽地一下似乎就长大了许多，以后每天都注意去看小芹，看她从村东气喘吁吁小脸绯红着跑来上课的样子，看她回走时后臀一扭一扭的背影。小芹走路姿态很是好看，急促而不慌张，独辫悠悠地摆来摆去，人美得像只蝴蝶。

我还注意到，她有一个绿色带花纹的铁质铅笔盒，里面盛有铅笔、小刀、橡皮、直尺，甚至还有几块纸糖。有一次班空里，她悄悄隔着石桌用脚踢我，濡湿湿的小手递过来，摸一把却是一块糖，我没舍得吃，恐怕二哥发现，藏匿在我大伯房前的阳沟里，几日后再去取，却成了糖稀，后悔得我只扇自己嘴巴子。我从此在心里发誓，我也一定有一只小芹那样的绿色的铅笔盒。

我读四年级的时候，我二哥初中毕业跟随父亲外地念高中。虽然他对我亲近了不少，但我心里依然十分怕他。每次回家，二哥都带些新鲜的东西，譬如：印纸——即复写纸，信纸，硬木铅笔。有时他谝显后，也给我留下一点半点，但我还是十分向往有一件像小芹那样的铅笔盒。但我不敢给大人要，也不敢给二哥说。

我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他爱生病，打针后每次都剩下针药盒，虽然是纸的，但十分华丽，我的同学便把药盒带到学校充当铅笔盒用，也令我颇羡慕。有时我就管我母亲问，说我何时生病啊，我说过几此之后，我母亲颇觉诧异，竟以为我精神受了什么刺激。

我二哥有过一架木制铅笔盒，天蓝色的，盒盖不是掀的，是往右边抽的，我虽然羡慕，但仍没有小芹的铅笔诱惑力大。有一次二哥来家，给我带来一卷信纸，我搁在里间屋的隔墙上，使用时就爬上去拿。村北有一叫利的同学，其实他的家境并不比我们好，但不知道怎么了，他们家却经常有咸鱼吃，就是细细碎碎小不点的那种，嚼到嘴里喷喷香。我说过，我母亲从小就以为我不馋，其实又有哪个小孩子能不馋呢？只是没有罢了。我看到小利怀里掖着小咸鱼吃，口馋得不得了。大我两岁小利自然很快就明白了我的心思，此时他正图谋着我家的那些信纸呢，我可不知道这些。他就用咸鱼诱我，我自然非上当不可了，不几日，我的那些信纸化为了乌有。谁又会想到我的二哥“秋后算账”呀，你给人家的东西了，就成人家的了，他却回家忽然问起我的那卷信纸来，我说用了，他说用得怎么这样快？我心虚的答不上话来，这也是平时被二哥淫威吓怕了。可我又不能承认我拿信纸交换咸鱼吃了，那样照旧会挨二哥一顿打的。我支支吾吾说我想有一只铅笔盒，遂将信纸与我那爱生病的同学换药盒了。我二哥当然不相信，劈手夺过我的书包，嗤拉一声撕裂出一条缝来，仅有的两个本子和药盒子掉在了地上。那药盒真的是我拿信纸换的，可是根本就没用那么多。我本以为这下二哥会放过我的，但二哥立马豹眼一瞪：“就这一个？”“嗯，不，不，还有。”我诺诺着说。“那些在哪里？”我说我都用坏了。结果精明的二哥是不会轻易相信我的话的，那顿打终究没有脱过。但打死我也没说咸鱼的事，本来么，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拥有一个像小芹一样的绿色铅笔盒。

母亲离开我去兰州的那年秋天，二哥回家来看我，他高中毕业了，在外地一家门市部站门市。二哥开始抽烟，并唆使我也抽。各种牌号都有，花里胡哨得烟盒皮让我贴满了一西墙。彼时里，二哥早已经把他那只已经褪了颜色的木制铅笔盒给我了。我不知道为何二哥不给我买一只新的，但我又不敢张嘴讨要。我的这个小小的心愿，就这样一直珍藏在我年幼的心中好几年，一直到那年的冬天。

我母亲不在家的日子，我很孤独。大嫂没黑没白地干农活，回家来洗洗涮涮、喂鸡喂猪，我不能再给大嫂增添一点麻烦。我唯一做的就是尽量替大嫂承担一些家务，比如，扫地，担水，熬猪食，摊晒柴火，堵鸡窝，关大门。除此之外，我呆得最多的就是东河崖头。我去那里看黄河水，看南来北往的点点帆船。我母亲就是在那里，秋天里乘船渡河而去的。在我的臆想里，总有那么一天，我的母亲她会在黄水的对岸突然而来……

陪伴我的，只有小芹。深冬里，她穿一件红棉袄，口里哈着热气，小脸蛋绯红绯红。临年的那天，我在河边看浮冰，太阳斜射过来，冰块一闪一闪的光。小芹逆光向我走来，满脸的笑意，她说，她不能住姥姥家了，她爸爸来接她回哈尔滨，但她还会来看我的。她说着说着，兀自哭了，眼泪似珍珠般扑淋淋下落，我怅怅然然满腹哀悲……

小芹用手轻轻拽拽我，我看到她从棉袄里扯出那只绿色铁制铅笔盒，用花手帕裹着，说送给我作个纪念，然后她猛地转过身去，勾头走了。

望着远去的那个熟悉的背影，我独自捧着那心仪很久的铅笔盒，抚摸着，默默去望那闪光的浮冰，很久很久……

自此，我再也没见到小芹。但那只铅笔盒，却跟着我这里那里好些年。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她结婚的准确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