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嗜好,有事没事爱逛书摊。
小城不大,书屋、书摊却不少:有分散的,有集中的,对比起来,书摊的书多、类全,价格便宜。我光顾书摊的次数就多了起来。
很多时候,逛书摊只是看看,那是一种心情。开始去的那刻没什么目标,大多不是为某个作家而去,也不是为了某本诗书而去,纯粹是一种心理的驱使;回走的时候却是常常并不空手,一册二册地拿了,有时说不定用个方便袋子提上一大兜。
书摊上旧书多,大多数是大城市书店积压下的,抑或是“读书人家”看罢了,又二次三次流行于市面上来的,不少这样的书扉页上盖着印章,签写着大名;有的是作废本子卖掉,被人挑拣回来,又流行某人之手,又签上名姓,多少日子之后又卖掉,又辗转到这书摊上来的,所以有时一本书有几个人签名。这里面有很多书颇具价值,说不定哪天里就给逮着,花小钱买好书,赚个相应,这是如我一样的小市民的心态。书摊上也有盗版的书,花花绿绿的皮囊,粗糙的装帧,手感质感观感都不上手,错别字颇多,但购买者也不少。这种书大多是当今炒作当红人的流行书,那边刚刚签约发行,签字售书,赶明儿一早这里的旧书摊上就摆上来上市了,价钱却自然便宜了好几倍。真正的读书人不会去买这样的书,取乐子、看热闹、犒劳眼珠子的会去买,买了,也不仔细看,挑拣着有“意思”的章节翻了,大都一宿就看完了,看完也就扔了。有朋友到访,或收废品的吆喝,又转走了或当废本子处理掉了。
城里头的书摊,本来大都是固定的,扎堆子、凑份子,一排一溜地,从早晨开始,一直到马路杆子路灯昏昏照了,很晚了才收摊而去。开始那年月,一辆自行车或脚踏三轮车载来载去的,后些年改换成了机动三轮车,一袋子一车厢的,占摊子挺大。慢慢又出现流动书摊了,湖畔头,广场边,学校对过,凡是人口稠密地方都有。这无外乎经营者的精明,卖书人也是“适者生存”的一种手段,有时也是迫于一种无奈。市区里换班子了,就有穿制服的公家人来一趟趟攀撵,头天来下通知,二次来提警告,三次来就带车带人,连袋子带箱子一块收拾了拉走。那些摊主老远望见了,呼呼啦啦一阵子开着三轮车搬跑了,瞅瞅走了,半天后再回来,抑或是另寻觅一个新的地方去摆摊。就像打抗战时期的游击战似的,坚持不下来的,也就叛变了,把书处理处理改行了,改为卖菜、理发,到建筑工地推沙拌泥;坚持下来的就变“阵地”战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新鲜劲一过,卖书人又回来了,也就没人再管再问再撵了。
我去过不少的城市,无论或大或小,从南京到北京,都有卖书摊子的。卖菜的、卖布的,经营着有形的商品,这些人却经营着“无形”的“精神”,他们也是一群自食其力的小市民,有的是父子经营,有的是两口儿招揽,一日中、晚两餐就蹲在书摊前吃喝,热天晌午头里,寒冬腊月晚上人稀的时候,他们也前邻右舍凑到一块儿啦牙子、斗嘴子,抹扑克牌,对弈,或听听收音机,互相打听些男男女女苟且之事,抑或是国家又召开什么会议了,他们的下岗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缴纳情况了,还有城里哪个官官头头因贪污腐化、吃喝嫖赌,包养二奶三奶被逮捕了,就骂一阵,笑一阵,解恨一阵,哈哈一阵,然后打个哈欠赶紧去招呼走来的观光客。
我认识的摊主中有个叫韦小国的,戴着眼镜,细咪咪长眼,黑光发亮的皮肤,三十出头了没个媳妇。小伙子倒机灵,头脑也好使,写得一手好字,文章也有些味道,就是因为自小患疾耳聋。因为人卖书又懂书,所以购进的书也上档次,价格也比同行人低,所以光顾客、回头客颇多,城里有头有脸的,毛笔杆子的,常刊登小报的,能画一手两手牡丹、山水的,都到他的书摊上来瞅瞅,也从中淘些“东西”去。熟稔了之后,有人便跟小伙子半真半假地张罗着说对象,有意无打地说了几个,见了几个,跑了几个,也来了几个。“好事多磨”,他这样说,他不气馁,他说那是因为缘分不到。有人笑他,他也笑人,摸了老书本子翻了示人眼前去瞧,指天划地、摇晃着头颅说:“宋真宗都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众人哄笑,人也开心,自也开心。
我逛书摊已经有了20多年的积习,没开放的时期,我光顾书店,买了一些书,那个时期口袋空瘪,是饿着肚子,咬牙瞪眼去买,盘算着买了一本书,几天之中不能吃顿菜;现今钱多了,便宜书摊比比皆是,就揣了钱去逛书摊。心情愉悦时我去逛,郁闷了更去逛,三天五天要是不去逛逛看看,人就好似丢了心魂样的,整天无精打采一副臭皮囊。有人就指指点点戏谑说:此人买书多,看书不多,写文不少,见报寥寥,肚子里没什么东西,还乐得个穷酸样哩。
听了,我乐乐。文人自古以来就痴就癫,就呆就狂,就被人小觑,“百无一用是书生”嘛!何况我并不是个文人书生?这有什么值得大呼小叫的呢?我不过只是乐于此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