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工

   “出工”，也叫“上工”，就是指干集体活。出工是人民公社化时期的特定用语（词组）。因实行的是“工分制”，故而由此称呼。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读完高中，在家等待高考成绩的日子里，我参加了集体劳动。那时虽然还是生产队建制，但对发展工副业上级已经有了较大支持，尤其是我们黄河滩涂的村子，从很多年开始，就有各种建筑队、运输队在外地或城里活动，尽管打着是人民公社的集体招牌，我们村的青壮男劳力基本全部外出做活。

我参加劳动的1980年秋天，全生产三队，就是我和队长两个男人，说起我们队长，那时大约40多岁，中等身材，佝偻着脖子，细眯得长眼，似乎永没睡醒，但鼻子特灵，人送“闻香队长”，谁家要是做点好吃的，他一嗅即准，不用谁请，自去登门，人家虚情假意让上一让，他先生人家就不把自己当作外人了，开吃开喝。自然，队长只是安排出工末了“记工”最多是个带工的，而不具体做工。也就是说，彼时里，出工队伍里，只有我是个干活的男人，我成了真正“菜花”，因此那些老娘们们，并不顾忌我的存在，说话格外放肆。

我干过什么活呢？不外乎掰棒子，割豆子，砍高粱，刨地瓜，刈草，收红麻，最累的就是“推土方”。我们家宅前是条街，出门下台不远有棵老槐树，为什么说“下台”呢？我得解释一下，我们村和旁的一般村有所不同，黄河滩涂上的村庄房子是建在高高土台子上的，在我们那一带叫“房台”。房台有多高呢，比房子都高，因此流传着这样的俗话，“盖房子不难，垫台子难”，也就是说，等到把土台子垫得差不多了，房子也就盖完一大半了。为什么要垫房台呢？那是因为防备黄河涨水。那时我常想，打日本鬼子在我们村是好体面的游击地点与伏击地点。走下房台不远，有棵老槐树，树柯之间挂着个大铁钟，一晨一夕之间，“当，当，当”地响个不停，出工的人们陆陆续续走出家门来老槐树下集合，听取队长安排任务，一般一安排一天，傍黑收工时队长挨个记工，随即告诉大家翌日的工活，便于出工时携带农具。

那个时期已经不是那么严格了，出工随便，出工的记工分，按工分秋后分粮分物，就是人们常说的“秋后算账”。大概一个男整劳力一天的工值10分，女劳力很少有这么高的工分，我呢，那时大概给我一天记7分。对我来说，工分的高低倒是其次的，我高兴的是，我觉得我从那时起自己能够自食其力了。一个人感觉到能够自食其力，那是他独立意识的真正开始。

掰棒子，工具就是篮筐，生产队有牛车在田町地亩候着，一帮人排开大溜顺着玉米秸趟子挨个开掰就是了，掰一个，随手往臂弯里的篮筐里放一个，等到篮子沉得快要挎不动了，就做个记号顺着趟子钻出来倒掉，回去再接着掰，车满了由牛车拉走。这种活不是太累，但大热天里钻棒子地，热得够受，况且夏天衣服单薄赤膊露肤，人的胳膊皮肤让棒子叶片剌割的既痒又疼，脸上也泥一道汗一道，和丑鬼似的，但大家都一样，谁也不笑话谁。因为就我一个男人，所以和我打邻的总是女人，我不喜欢和老娘们挨着，不是她们不好，我嫌她们嘴杂，得得得地问个不停，说个不停，什么吃什么饭了，考试考得怎么样了，有没有说媳妇了，谁家婆媳闹别扭了，男女怎么睡觉了，说到私密处，也不背我，暧昧地乜斜我一眼，哈哈大笑一番。我脸红脖子粗的既想听，又厌烦，那颗骚动的男人的心当真不知道怎么着才好。我更喜欢和年轻一点的女子在一起，譬如姑娘，抑或是小媳妇，姑娘自不待说，小媳妇过门没多久，动不动就脸红，说话慢声细语，温温和和的，而且和她们在一起干活，好似时间过得飞快，也不觉太累，我那时就领会了什么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某日，在村南的棒子地里，我和一个叫春红的姑娘搭邻居，她比我大一岁，人也长得俏，就是文化浅。我感觉她也很乐意和我在一起干活，她看我，叫我如何使劲省力，但她跟我说话并不多。春红和我们家作邻居，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但却在心里总是希望靠得近一些，再近一些。割豆子的时候，我俩也分在一组，我们不负责割，只负责运送，用手推车装载豆棵一推一拉往场院里运。

从北大洼到南场院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都是她推车把我来拉绳，推车的需要技术，也相对累些，拉绳子的只需前头走就是了，并不操心。人真奇怪，人多的时候，我俩也说一句半句的话，没人了，就我们俩，那么长的路途却往往一句话也不说，但心里热热乎乎的，可能不知道说什么话好。豆铺倒掉以后，我就抢着往回推空车子，我头里走，春红后面远远跟，别人就喊：“春红，春红，坐上去呀。”春红只是答应，我停下，她也不坐。我说：“坐么，车也空着。”她脸红红的，摇摇头，头前却走了。下午的时候，她还挨着我，我也愿意往她身边凑，这样分工队长往往容易把我们分在一起，虽然说话还是不多。

那个时代家家日子都并不太好过，春红有时似乎不经意地给我带点好吃的东西，譬如花生（我们村那时很少种植花生）、糖果、苹果，我也很天经地义地接过去，从不说声谢谢。后来我上学走了，两年后春红嫁娶，过年过节才回娘家，我们很少碰面。现在回想起来，她应该儿孙满堂了吧？不知她是否记得当年的这些美好往事。

有一天我们在村西湾里收红麻，砍倒后再捆绑起来压上石头沉在水湾里去沤。我们一伙人负责砍，自然一大溜人一字排开一起砍着往前走。和我靠着的是我家宅子后面不远的本姓堂妹叫春连，说话叽叽喳喳，跟我很近乎。本来嘛，两家大人往来很密切。我母亲人很随和大方，自家有的东西，别人家如是需要来借，宁可自己不使用也借给别人，大到自行车、桌椅板凳，小到针头线脑、酱油醋，一概如此。四邻八舍谁家临时缺少了东西，就会说：“往你‘民娘’家拿去。”久之，“民娘”竟成了我母亲的代名词，其实我小名叫民，民娘是小民他娘的简称。我母亲名讳很好，叫周桂珍的，很美好的名字。那日，不期然地，春连忽然对我说：“民娘好么？”众人先是一愣，以为她是叫我，继而哄然大笑，我和春连臊得都不知怎么得好，还是春红老练，及时出面跟大家做了解释，从此我母亲“民娘”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

其实我很小就干过农活的。1976年我13岁读初中，黄河涨大水，我和全村的村民一道，黑天昏地的抢收了一整宿的庄稼。后来大水漫灌了我们的村庄，我又随着大人们坐着小船，到北大洼里“踩”地瓜，怎么说“踩”呢？地瓜本来是用掀或镢头刨的，说踩，是因为洪水淹没了地块，人只能趟水顺着地瓜秧子一步一步用脚踏，踩到地瓜后，再弯腰抠出来放进篮子里，倒进船舱去。开始踩地瓜的时候，河水刚没我得腿肚，一个对时工夫就搭到了我的齐腰。那年，我们村要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收成。

我小的时候，还给生产队割过草，偷偷做的，做好事，割草喂牲口，也给生产队垫圈沤肥。后来上了初中学校也让割草，高中也让割草，还限定时间斤数，有指定学生过秤，我个矮瘦弱气力不济，而且手头不快，不得已只能投机取巧，草筐底下坠块石头或土块，蒙骗过老师，当时虽然心惊肉跳，但并没太多的悔意。所以说长大了后我常想，人并不是很完美的，再完美的人总有做亏心事的时候，偶尔为之，并不说明这个人品行不端。比如我，给生产队割草也没留名过，给学校割草就添过坷垃砖块。

在生产队里干活还推过土方，队长收量，按土方多少记取工分。推土方我与我大嫂一组，你可以用筐抬，用扁担挑，也可以用胶轮车、平车推，我们那个时候户家没有“地排车”，用篮筐的很少，大都使用胶轮车或小平车，从指定的大坑里取土运到指定的地点倒掉，土沙堆成正方形或长方形状。我忘记了彼时里生产队推那么多土方有什么用？倒是我和大嫂不止一次推过土方。我们村还进行过“挖壕”，这在其他村庄可能是很少有的。

我们村每上一次黄河水，有的地片就滞留下大片的黄沙，冬春无风尘土起，有风满天沙。家家户户桌子锅盖一层细土，小孩子穿土布袋子不用罗筛，随便到地里胡拉胡拉就行。因为尘沙飞扬，外村人给我们村冠以“迷眼大队”的美誉，名扬四里八乡。

挖壕，就是“深挖洞”，将土地深层的红土清挖出来，这叫“翻红压沙”。一字的红旗在田畴阡陌排开，红旗迎风招展，就差锣鼓喧天。男女青壮劳力攘拳揎袖，挖沟调壕，那壕沟挖下一人多深，有一次流沙把支部书记的女儿腰脊砸成重伤，很多年趴床不起。这种活儿我小的时候看别人做过，我那年出工干活时，前后村的土壤已经基本改良一个遍了，可以想见人民公社的巨大威力！

彼时里，我给生产队推过粪，就是把生产队栏圈的粪便运送到大田地里去。那个时候上工要听生产队的大铁钟响的，只要我家宅子前大槐树上的铁钟不被生产队长敲响，出工干活就误不了。我年轻，又刚从学校毕业，没贪睡偷懒的习惯，干什么都是心急火燎的，有一天清早刚刚敲过钟我就早早一个人去推粪，一位街坊，按辈我喊他爷的，制止我说“民，人家还没有出来呢，从农业社里干活，累死人家也不会说你好。”那天的日子是1980年7月22日。我从此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都认真就能干好的。

集体出工的日子里，我还锄过地，就是用锄头锄草、松土。开始的时候，我掌握不住锄把的方向，不是偏了就是斜了，尽管我小心翼翼，但还是草没锄多干净，倒是刈掉了一些秧苗。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的加倍用心，我很快就熟练掌握了锄地的技能。我由此也产生了一种自豪感和自信心：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怕就怕你用心用脑。锄地当然借就一早一晚最好，那样凉快，但最佳时机还是中午，那样除掉的草在太阳底下曝晒，不容易复活。李绅的“锄禾日当午”，就是这个意思吧？我想。

集体劳动的日子，我学会了不少农活，也深深体会到劳动人民劳动的光荣和艰辛。我们的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砸坷垃刨食，一代一代也没刨出金山银山，倒是我们村那些外出的做活的青壮劳工，奠定了发展的基础，现在，我们全村95%的青壮劳力都在外面做工，家有万贯资产的占95%，近10年里迁居县城或省城而居者多达14户，占总户数的1/20强，仅我的本家就有4户。我的远方的一个堂哥两个堂弟，坐下的轿车分别就值几十万元呐！我羡慕他们，嫉妒他们，更为他们高兴。

但，我却怀念、不忘那些集体出工的日子。我从高中毕业第二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那天的日子是1980年7月10日，到9月12日离村负笈外地求学，干了两个多月的集体活。我也是自出工第一天开始写日记的，屈指一算，如今已近40余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