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有味

童年的一切并非都是梦。

我小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

我们家姊妹兄弟多，母亲管不过来，我使母亲及省心又费力。一个人傻乎乎地出去玩，常常前街后巷的人都走光了，我还愣愣地不回家，一直到东面河崖畔上那个锅饼大的白月亮冒出了头来，游狗已经在巷道里刺溜刺溜走好几个来回了，先是冲着我站定了“哇”地咬一声，跑过去，又转回来，照样“哇”地再咬一声，又跑开去，我还在当街站着，看看实在没小孩子出来，这才悻悻地回家去。

往往这个时候，家里人都吃过晚饭了。

我有时候玩够了回家，天太晚了，家里人熄了灯，如果我觉得不饿，或者想不起来吃东西，就会溜进一个旮旯里去睡觉，譬如：夏天的席头，冬日的灶炕。倘若我肚子饿，灶房里寻块饼子或窝头咂咂舌头啃下去，噎得抻脖子瞪眼，也决不找水喝。因此人瘦的像烧鸡，而眼睛滚圆特大，人便送了个绰号——“干巴烧鸡，瞪眼核”（hu）。

说起这个名字，就想起我二哥。我们是挨肩，经常吵架，我总是被他掀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样子。我打不过他，但“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绝招。”我被他缚住，便闷不作声，不哭也不求饶，倘若二哥稍一松懈，我滚起来就跑——我跑得快——就是我的绝招。这个时候我就会大声喊叫二哥的外号——“鸡翻蛋，通红的脸”，而且我还会学着母鸡下蛋“咯嗒——咯嗒”的叫声。二哥那时小脸，见生人或女孩脸红的好似个下蛋的大花鸡。我这么一喊，他气得哇哇大叫，狂追一阵，发狠说只要逮住我决不轻饶。自然他在后面撵我嘴里也没闲着，锐声喊叫“干巴烧鸡，瞪眼核！”我呢，才不怕叫我外号，我就更加起劲地“咯嗒，咯嗒”起来。

二哥逮住我的机会总是很少，除非他想什么方子把我给骗了。有时候他急得盘腿大坐的在地上哭，有时候就向我讨好话，这个时候我就会停止了喊叫，轻信了他的蛊惑，可下次他对我还是老样子。母亲说我傻，缺心眼，可我并不以为是。

贪玩并非一无是处。有一年的秋天，我虽然还小，但已经很记事了。大姐夫从部队探亲回来，晚上炸炸货，娘在灶房门口喊我二姐，“二妮，到里屋里拿油瓶。”我二姐跨进里屋去，就蹲下身子从瓮旮旯里摸，摸出一瓶子油就倒在了铁锅里。那个时候贫，差不多家家菜油都在瓶子里盛着，放在里屋的瓮旮旯缝隙中。偏巧那几日我们家漆门扇，剩下了一瓶子桐油，这下就让我二姐摸准了。我人不馋，光想着痞，大人们倒都夸奖我这一点，及至后来我知道东西好吃了，人也长大了，又不好意思了。彼时我看到家里人都忙活，开腿就跑上了前当街。等我玩乏了回家，家里人却一个没睡。当时谁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先是我大姐“呕呕”两口，嗵，嗵，嗵！捂着嘴一溜小跑蹲到南墙角就呕吐；一会儿就是我二姐，挨下来是大姐夫和母亲。我二哥高兴得前仰后合，跳着脚笑着看热闹，还没笑三声，人也哗啦一张嘴，喷了个满地……只有我贪玩没回家，什么也没吃，大眼瞪小眼赶上了看“西洋景”，当然我因此也免脱了一次活受罪。

我小时候不仅贪玩，还发坏，主要是和人打架。我打了别人，回家不说；别人打了我，鼻青脸肿的，回家也不说。记忆中最深刻的，当属那次“犯罪”了。那是一个吹着小南风的头半晌，我串胡同闲逛，也不知发了哪门子邪，转到小学李老师家的秫秸墙前，想起他批评我的事就生气，划根火柴给点燃了，点了后顺着胡同撒腿就往村后跑，听听，也没人喊救火，心里的害怕随之减轻了不少。当我几乎忘记了这件事情往家回，前脚刚踏进土墙大门，吱扭一声，两扇木门关严了，二哥只一扑，我人就倒在了地上。娘从堂屋门里走出来，扯着嗓子气咻咻地喊：“捆起来，赶快把这个祸害捆起来！吊到梁头上去，给我打！”

我头枕着地，乜斜着娘，我看见娘浑身颤抖,脸面黄蜡一般，心里兀然感到了恐惧。但我仍然什么也没说，我也没有挣扎反抗，也没鬼哭狼嚎，可以说下意识中还给了二哥默契配合，所以二哥很快就将我捆绑了个结实，吊上了梁头。娘在下面就用鞋底搧我，边打边骂。二哥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解恨。我长瞪着眼，并不求饶。二哥忽然来了气，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截半粗不粗的麻绳，递给母亲打我，后来他也抄起笤帚疙瘩加入阵仗。这样打一阵子，骂一阵子，娘就说别打死了吧，把他放下来。我就给放下来了，却又被绑在了床头上，一捆就是三天。那时期我大外甥住我家，已经懂些事了，但话说不全，他见我捆倒在床头，却锐声高叫：“看啊，舅舅捆住床了，舅舅捆住床了！”打我的人也给逗得哈哈大笑了起来。从此我又有多了两个外号——“捆住床”和“不吊梁”。“不吊梁”不是真的不吊梁，而是在我们那一带，没心没肺或不懂四六五的人才叫“不吊梁”，通俗说就是个250。

不吊梁就不吊梁吧，反正不挡吃碍喝的，这比挨打受气强多了。说起挨打，我小时候真不少。但似乎父亲只打过我一次，我却记恨了很长一个时期，大约3年吧，我不管他叫爹爹，也不听他的使唤。我父亲早年参加工作在外，记忆中并没有多少亲近，平时我几乎想他不起来，而只有到了旧历的年底，也不是真想他，而是想他给我们小孩子带回那点可怜的爆竹。但当爆竹真得到了手，望着嗤嗤燃着的爆竹嘭嘭两声窜上天去，先后在阴沉沉飘着碎雪花的天空炸响，纸屑缓慢地披散下来，这个时候，我又把我的父亲给忘一边去了。父亲唯一打我的那次是个秋后，我已经上学读书了，大概是一年级，我给他要一毛钱，说是买小刀和橡皮。父亲不予理睬，我纠缠他，甚至动手去掏他的口袋。父亲终于耐不住性子，一只手拧住我的耳朵，哐哐哐！一连踢了我三脚。从不轻易掉泪的我，那次哭得一塌糊涂，任谁劝说都无济于事。最后我大伯从后院赶过来，把我背到他家中，一直到我哭睡了过去。

打我最多的当属大哥二哥了。大哥打我一般比较文明，用形象的话说就是比较讲“艺术”，差不多每次都是说服我主动或者说是心甘情愿的挨他打。有一次我跟二哥一帮孩子在南当街大喊大叫着玩什么的游戏，大哥恰巧几个男女在街道边的厦房里学“最新指示”，也许他被吵烦了，也许他辨别出了我和二哥的嗓音，大哥就出来揍我们。别人家的孩子他管不着，也管不了，也不敢管，但我和二哥却是他的刀下菜。二哥精灵，会看“门道”——就是窍门，做什么活计，小小年纪常常比大人们都来得快，母亲说他随爷爷。我爷爷就很有办法，母亲很早就告诉我，只要瞧见爷爷左手食指轻轻往人中那儿一搁，或者缓缓捋那么几下胡须，办法就冒出来了，而且百用百准。二哥呢，脑子就随爷爷。可我愚钝，所以我挨打最多。大人们也似乎格外喜欢我二哥，一直到现在，每当干点什么活计，哪怕根本称不上是什么工程的，母亲都会说：“等等吧，等你二哥来看了再说。”那晚就是这样，大哥刚一甫现，二哥撒丫子就跑，我吓得蹲在了人堆里。大哥照着二哥的背影撵了下去。二哥跑不过大哥，但他鬼点子多，南场院西面有片杨树林，密密匝匝、凸凸凹凹，二哥看看快跑不掉了，就一抹头钻了进去。大哥自然不会放弃，两个人三转两不转，月亮本来就晦暗，加上林子黝黑，大哥人高腿长不利落，就听“噗哧！噗哧！”大哥一连续滚了几个蛋后，汗一把泥一身的不得不放弃了猎物，他恼羞成怒，气不打一处出，就想起来对付我了。

大哥回到家来，面似心平气和，当时娘正在当门八仙桌前的油灯下搓麻线。娘口里衔着一股，手中搓着一根，来来回回松松合合框个不停，那影子就长长短短影在对面的山墙上。我隐匿在娘身后的八仙桌低下，大气都不敢喘。大哥就问娘：“小民呢？”那口气相当平和，似乎一点事情都没发生。娘可能深知大哥的脾性，口里含着线，佯装什么也不知道，口没张，只是用鼻音说：“还没回来。”大哥搓着手转了一圈后，没再说什么，走了。我因而庆幸地逃过了一劫。

但事情却远远没有完结。睡了一宿后，我早就忘到云彩眼里去了，但大哥他没忘。这样不觉就过去了几天。天气转凉的时候，我仍然穿着单衣。我是那种不知好歹也不要好的孩子，从来就是姐姐或二哥替换下来不想穿的衣服，然后恩赐于我。自然也是因为我们家贫，我哥姐就有6个。我读高中都70年代末期了，还穿着一件没有外套的蓝布旧棉袄，人高袄短，差不多露着腰，娘就用针线在下摆连缀了一圈大黑布，不伦不类的，偏巧那些日子老师让我“爬黑板”，女同学就在下面小声地笑我，多亏我脸皮厚，才不至于尴尴尬尬。及至多少年后，我结了婚，妻子还问我，那个时候可没想到你有今天啊，鼻子冻得通红，奓煞着黄头发，两截子的袄，袖子油的锃亮，人瘦眼大，像个野孩子。我想，也真是。

大哥打我的那天，一点也没露痕迹，大概他早就想好了一个整治我的办法，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吃过晌午饭，太阳病恹恹的，娘正好在家，二哥也在家，大概老大老二事先嘀咕好的吧？两个人就在当门前唱双簧：大哥睒睒眼，二哥就笑，大哥煞有其事地说：“走啊，国！到西面水湾里逮鱼去。”二哥就说：“去就去呢。”我信以为真，嚷着也去，大哥装作推三阻四的，我缠磨紧了，才吐口答应，说：“去可以，但必须听话！”我说我听话！我一定听话。我想，只要带我去逮鱼，听话又算什么呢？三个人出了大门下了坡（房台），大哥头前带路，我在最后跟着，可是并没有向西走，而是去了村南。我说大哥我们这是往哪里去啊？大哥说你别问。走过街南的小学校，往西一拐，就钻进了生产队的牛栏棚。我长瞪长瞪眼，想问又不敢问，再看二哥，二哥似笑非笑。大哥推开栏圈门，东屋一拉溜十多间，屋里全是牛：大的、小的，黄的、黑的、花的，全部拴在石槽头上吃草哩，鼻孔眼里喷洒出濡濡的热烘烘气息，屋里充斥着草料腐败味道。疑惑间，大哥一把把我扯到墙角草料堆前，板着脸说：“扒下裤子来吧。”我说：“不是去逮鱼吗？扒裤子干么？”大哥也不理会我，又说：“叫你脱，你就脱，问那么多干么。”我迟迟疑疑扒下裤子，大哥接着下命令：“把头插到草堆里去，撅起腚来。”我又照做了。这个时候大哥就脱下了黄军鞋，一下一下打我的腚，一边抽一边说：“不许哭，不许哭！”其实我哪里能哭啊，还没张嘴，鼻里、眼里、嘴里早就是草末子了。说来我这人很可笑，一点不长记性，隔不了三五天，我还是往他们身边凑。

我们村西有块园地，夏收瓜果秋收菜。那时候还在生产队，买瓜果蔬菜要先到保管家去交钱，然后给写个二指的小条子再去园地里交条过秤。大哥鬼点子多，我爱吃西红柿——在我们那里叫“洋柿子”，他便装模作样地捉弄我，“唰”地一下从小本本上撕来一页纸，写上一行字后折成小条子，撺掇我拿了去菜地里买洋柿子，看园的是我们的本家大叔，接过纸条看了嘿地一下放声大笑。我还傻乎乎期期艾艾等在那里。十几年后的一个冬天，我从外地读书归来，翻看旧柜橱，在一个破本子里面发现了一张夹着的字迹漫漶了的旧纸条，上面写着“李学民爱吃洋柿子，洋柿子好吃。”难怪彼时里那大叔笑得肚子疼。

大哥呢，也有吃亏的时候，他学理发，糊弄不了二哥，就从我头上搞试验，我呢，这次也长了个心眼，和他做了个交易，如果把我头推疼了或者推成了秃光光，必须给我五毛钱做补偿，有母亲和二哥充当当事人。我家那把推子是大姐夫带来的，早已锈迹斑斑，哪能不夹头发！大哥小心翼翼拆了上油，但还是不行，最后他使出了绝招——逃！可我早就做好了准备，等他撒腿要跑的时候，一下就拽住了他的裤腰，把大哥笑得咕咕叨叨，死命地挣脱，一下子就撞在了门楣上，额头立马一个鸡蛋大的红泡。娘就说：“这下好了，你们谁也不赔谁了。”

大哥不仅打我们，也常惹娘生气，娘就骂他，他跟着顶嘴，娘气坏了，摸了一截竹竿要抽他。大哥跑，娘就撵。大哥围着宅院一圈圈转，也不跑远。娘小脚撵不上，大哥就停下等等，再吧啦几句，气得娘头发都炸了。有时大哥故意让娘撵上，娘打他，他把娘的竹竿末端用脚踩在地上，娘力气小，抽不出来，气得就哭，大哥就哈哈笑。

我二哥呢，人“俏撇”——就是小事多，个别，现在叫“另类”。他忌食青葱、韭菜、大蒜，吃饭独一箸，用菜刀梢头削了，系上短绳挂在门后。我不知好歹就学他，我学他可我什么也吃——我是假洋鬼子或者叫二鬼子。倒是二哥真铁，如今成老人了，青葱大蒜依然不食。我三姐啦对象那阵子，姐夫在部队，姐姐每天都写信，口里哼唷哼唷唱什么听不出是啥歌词来的歌。二哥就臊她。但他最讨厌三姐搽脂施粉，说是“有怪味”，常常把三姐用的镜子、雪花膏之类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害得姐姐哭脸抹泪。二哥长大处对象，我二嫂梳头照影抹口红，二哥却再不提。

二哥打我就不像大哥，他直接，不高兴了摸过来就揍。二哥爱面子，要好，但生活中错事、坏事往往都怨别人，没他的事。那时他推车，我拉车（我没办法，被强迫），无论推土垫栏抑或拉庄稼、运粪，歪了车子，都是我不对，倘若我犟嘴，准挨揍无疑。有一次在家里晒瓜干，他和母亲在矮房顶上，我在下面，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了，他一个鲤鱼打挺，人就翻了下来，我那次没跑利索，被二哥用笸箕哐哐来回扇耳朵，我倒地后，母亲就骂他：“小王八羔子，你把他给打死吧！”其实我并没有死，我是闭了眼憋气躺在那里装死。

二哥最后一次打我，还是推车子，大概是从地里往家运高粱楂，下坡的时候车速快，晃晃荡荡就翻车了，满车的楂子撒了一地。他红透彻脸地要打我，那次我疯狗一般和他对打，也许我那时又长了几岁吧，也许我人有了些力气，总之我没有跑，而是手脚牙口并用，竟然把他打喜了，打跑了。从此二哥再也不敢随意打我了，我也第一次品尝到了“翻身求解放”的滋味。

当然，我们也有打群仗的时候，那是弱弱联合，抗击强暴。有一年的冬天，外面下着大雪，母亲在外地，大哥进门后看到我们几个——三姐、四姐、二哥和我在炕头上睡懒觉，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打三姐，我们四人团结一致和他斗，只是我跟四姐吓得只哭，倒是二哥帮助三姐奋勇御敌，结果三姐鼻梁处被大哥用铁锨划破了一道深深的血痕，很多年过去了，至今清晰可鉴。

“青灯有味是儿时”。小时候的事情，很多很多。回忆起来，心头不免泛起一番滋味。而我呢，也多亏是那种脾性，以至于后来母亲去兰州，我跟大嫂相依为命，才多多少少免去些清凄与孤独；而长大走向社会，亦能忍受那么多磨难与坎坷，释然自己。其实，人生无论是悲是喜，是温馨抑或是苍凉，只要一点一点不停步地走来，一切的一切，亦终将会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