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妇人’

那天，我在办公桌前正忙于一桩公干，门被轻轻地推开，一位老年妇人探进头来：那是一张蜡黄微黑的长方脸盘，有一双稍大的眼睛和端正小巧的嘴巴，整个脸面轮廓分明。

“你找谁？”我问道。

“找局长。”她说。人，随之走进屋来。

那妇人看上去约有50多岁，中等偏上的身材，挺直的腰板，蓝纹纹的上衣、黛黑裤，倒也干净利落，使人看了不难想象年轻时她一定是个标准的美人儿。

她说着话，并不见外，也不客气，腰一塌，便落坐于东墙侧下的沙发上。

我问她找哪个单位的哪个局长啊？她说找华局长，原来二轻局的。我说不认识，我们这里不是二轻局，也没有个姓华的局长。妇人眼色遽然变得飘忽起来，脸上立马流露出极不信任的表情。她说，你不认识，谁认识？二轻局撤销后不是合并到这里来了吗？

我向她解释。我说那是将近20年前的事情了，我不知道，我调来这里没几年，真的不认识什么华局长。但妇人坚决就说她要找华局长，说当初华局长安排她到公社某处企业工作的，华局长说有了事情今后就找他。

此妇人说的这番话，我做了文字加工、处理，其实她的表述言语颠三倒四，大概头脑受过什么刺激，抑或过于激动而产生出的效果。

我告诉她我不负责信访，也不是什么局长，你有什么情况可以到信访局或对面的办公室里去说说，他们兴许能给你答复的。这话还没说完，妇人陡然间站了起来，样子有些愤然，她气咻咻地说，我不找什么信访局，也不找什么办公室，我就找二轻局，就找华局长。

她这一番地抢白，我显然有些气恼，跟她解释又行不通，我便低下头去，继续手头的工作，干脆不再理她。

妇人也不再说话，呆呆在沙发上坐着，渴了就自己拿杯子倒水，喝过了，又去外面的厕所，一会儿又走回来，坐下。好大一会儿了，又站起来，还是不说什么，只是凑到桌前来瞅瞅，或围着四周的墙壁观看那些锦旗、牌匾之类。快中晌头了，她掸掸身上的衣裤，人便走了出去。

我本以为这下她不会再来了吧，可是我却错了，出乎我意料的是，这妇人从此隔三差五从不间断地来，而每次都和第一次一样，就是说要找二轻局，要找华局长。

其实早在很多年前，我就见过她，那是在大楼的走廊里，她畏缩在楼门口的一角，虽然我走过去只是不经意的一瞥，但还是记住了她，这大约有六、七年头了吧。

办公室里来了这样一位不速之客，使人多少有些突兀和不划快，但也没有办法打法她走。我们单位确实不是什么二轻局，二轻局撤销以后有些人员确实划归来这里工作，但那也是快20年前的事了，早已走马观花似地换了一批又一批的人，况且我调来现在这个单位没几年，也真的没能力为她去做什么事情。因此，我很气恼，但又着急不得，也只能这样干耗着。

有一次，有人进门喊我叫局长，被她听到了，这下可了不得了，那妇人好像大海的溺水者，遇到了救命的稻草，抓住我便不放手了。她说她就是来找局长的，你是局长，我就找你。我说我是副的，她说这就对了，当初安排工作之时是华局长，华局长就是副局长，你也是副局长，找你找对极了。

我真是哭不得笑不得，又缠不过她，就详细问了问她的大体情况。我的本意是想替她出个主意什么的，可她真要说了，又说不明白。我只好极力分辨着听，从她断断续续的述说中（说话中间几次跟我闹着解决问题），我好歹听出了点眉目：原来她是一位下乡知青，30多年前来这一方工作，被安排到当时的某一处公社社办企业工作，也不知道期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是她当初不愿意去而没有去呢？还是她去了后来企业又倒闭了？她也说不清楚，反正她现在是身无分文工资，只要求解决她的待遇。

我又一次耐心跟她做了解释，并表示我真的很同情她的遭遇，但我无能为力，我建议她到劳动人事部门去反映情况。

我说到这里，妇人显得非常急躁，瞬间里情绪波动起来，人就像忽地变了个人似的，又炒又叫，眼里还闪闪着泪光。

她说，你们这些干部，就知道推来推去，我今天找到这里，明天又找到那里，找来找去六七年了，什么头绪也没找出来，这下我可算明白了，非得找局长不可，正的我也不找，就找副局长，当初安排我的华局长，就是副局长。

我沉沉而无奈地，吁了口气。

昨天上午妇人又来了，我没有好办法，无论何人劝说，真心的或假意的，她一概充耳不闻，她就找我，说，你是副局长，就得由你给她解决问题。

我身体患病已有三年了，不能再承受任何额外的东西，尤其是这样纠缠不清的糊里糊涂的马拉松式的问题。我妻子知道这件事后，很是为我焦虑、担心，可她也没有什么良策，妻子说要不她去找她跟她说说？我说没用的，根本听不进耳朵里去。妻子说，那样说你只有躲着她了。于是，我便走出大楼回家。可是下午我再来上班，她却又推门进来，使我颇感意外，因为她从没有在下午来过。

对于妇人的现状，我既怜悯、同情，又懊恼、无奈，爱恨交加。我曾就她的问题探询过有关部门，他们对她的情况似乎都很熟悉，有的回答说确实值得同情，不过这是个政策问题，牵扯到一批人的，不是哪个部门说了算的，非得上级有个明确的政策；有的说她是个神经病，疯疯癫癫的，这么些年了，那些年落实知青回城政策她早干嘛去了？有的就告知我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躲她或不去理她。

“不去理她？”哼，简直是比登天还难！望着坐在沙发上瘦瘦弱弱的她，我心里有些酸楚，但跟她说话她那种胡搅蛮缠的样子，我又有些憎恨和恼火。的确，这妇人真的神经有些错乱，尤其是在激动或愤怒的时刻，语无伦次而蛮不讲理。但她安静下来，又表现的那样温文尔雅，一副大家小姐的派头——她的气质，她的眼神，使我不由得联想到她出生的那座大城市，出生的那个大家庭——她曾经有过怎样的一个家呀？她的父母当年送女儿下乡远离他们时，又是怀了一种怎样的心怀和期待？怎样的一种对爱女未来幸福的祝福和担忧？！我看那妇人，她多少有些文化，因为她几次站在桌前看我玻璃板下的纸片，或观望四周墙壁上的锦旗、牌匾，那些字，她差不多都能读出声来。

大多数时候，她来了不吵也不闹，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望着你忙忙活活，或者听你跟别人说话，有时候也插上一、二句；有时候轻轻发出一声不易觉察的微微叹息：“唉——”。似乎满腹的惆怅和委屈，都在这声短促的叹息里中获得了释放；有时候她也会说：“你什么时候忙完呀？我的事情可到底怎么办呀？”而只有你跟她解释的时候，她的情绪会立时变得因格外激动而暴戾，俨然成了一个泼妇。

这次下午她却来了，进门还是那句老套子话，你是副局长我就找你，一直到我的问题解决了为止。

妇人端坐于沙发上，却又站起来，倒了水喝，然后又坐下；然后抬头不时地看看挂表；然后轻轻走向脸盆架洗手；然后端起水盆出门倒掉，又端着半盆清水走回来；然后又是坐下。过了一大会儿了，她又是看挂表，然后站起身来，拎起沙发上的淡紫色旧外套，依然掸掸身上的衣服，然后围上那块发黄了的旧方巾，又瞥了一眼挂表，自言自语说她要走了，再晚就没回去的车了，然后拉开房门，缓缓走了出去。

这一次，我才知道，她的家并不在城里。

那天，晚饭我吃得很少，总觉得从肠胃到头脑都很不舒服，一种从未有过的疲乏、困倦向我袭来，我破例地早睡了。夜里，我做了个梦，我梦见了那个妇人，她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妇人是那样地狂喜呀！梦境中，她人变得那样的年轻、漂亮，正一脸灿烂地挥舞着火红的头巾，冲我着微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