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棉被

很早年前，我和老马在西南乡下驻队。房东一位年轻寡妇，有一小儿在读初中。

那是个暮秋时节，大田地里麦苗刚刚出土，老马却忽然病了。那几日，连阴天，东北风，淫雨霏霏。

开始老马并不在意，后来身子骨时冷时热，支撑不住，人也便倒床不起。赤脚医生和村长往来跑着，打针、吃药均不奏效，一直到了第五日的黄昏，病人开始由高热转为低烧，昏昏沉沉，水米不进；半夜里，老马连哼哼唧唧之声也闭了，近前瞅瞅，嘴唇嘴角满是干皮、白泡，人已气息奄奄。

我心里骤然有些发毛。

赤脚医生是个年轻小伙，不知是冻的抑或是吓的，煤油灯下，脸色苍白，话音竟有些结巴，他忽然说：“李，李组长，我，我看人得赶快找人送医院呐！”

话声甫落，房门轻轻叩响了几下，一个人影闪了进来。那是寡妇房东，手里端着一盆热腾腾的姜糖水。

“哦，李组长，”她说，“小孟说的对，病人这叫‘打摆子’，必须马上送医院，再迟了就怕有危险了！”

寡妇张氏，北乡人，家庭成分富农，嫁到西南乡里来，丈夫家地主，人死得早，撇下孤儿寡母度日。这张氏模样俊俏，人也本分厚道，村里人对她母子很照顾，不过是肚里都有数，谁也不说到桌面上。我们刚来时对她有戒心而略加防范，怕的是一不留神中了“糖衣炮弹”攻击，但时日已久，了解了她的人性和作为，竟不觉放松了警惕。

“这三更半夜的去医院？外面还下着雨呐！”我面有难色，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他们俩听。

“要不，”小伙子瞅瞅我说，“我去喊村长找人？”赤脚医生已拉开了要跑走的架式。

“别价，”女人及时插话说，“惊天动地的不好，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再说街坊邻居都睡下了，就八里路么，上趟医院，我看我们三个便足够了。”

寡妇女人显然把她自己也绕了进去。

我看看赤脚医生，又瞧瞧瘦弱女人，心里颇犯踌躇：“这样能行吗？”我说。

小伙子正猴急着瞟我，没等我把话说完，他霎时脸色就涨红了：

“我看这样行，还节省时间，”他回头瞥了女人一眼，“嫂子打着手电照路，只是，”他顿了顿，“只是难为李组长您了！”

我说，我没什么，可我们怎样去呢？用推车、牛车，显然不行，西南乡的路我清楚，完全是红胶泥。

那女人说话了，她说她有办法，还是用担架抬，李组长照路，他俩来抬，她已经准备好了，那担架还是孩子他爹生病那年备下的。

女人说完了这话，就让我们把姜糖水喝了，说是路上抗风寒，一个人就出门去了。眨眼儿工夫，却又进来，只是肩上多了一副简易担架：两根白木杠，中间裹着块帆布皮。赤脚医生赶紧接了，放到地面展开，我跪上土炕拿过被褥铺上，两个人把老马连人带衣抱到担架上盖了。这时女人又走进来，怀抱着一床崭新的红花棉被，轻轻盖在病人身上，又扯过一张大大厚厚的塑料布蒙了，就说了声：“走吧。”

我实在不忍心使用她家的东西，何况这是一条如此崭新、珍贵的红花棉被呢，说不定是女人娘家陪送的也未尝可知，她一定舍不得自己和孩子用过呢！？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女人极快地塞给我一件雨布和一个铁皮手电筒，人已经麻利地戴上斗笠，两个人抬起担架径直出门走了。

夜，阴沉沉。冰冷的碎雨经北风一吹，斜斜打在裤管上，全身顿生寒意。灯影里，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朝着大路方向行走，很快我的下半身被雨水打湿了，再看女人和那位赤脚医生，也是下身全泥巴，而上身早就湿漉漉一片了。本来路就难走，再加上是黑咕隆咚的夜里，又一连下了几日雨淋，粘土沾满了双脚和一身，我空身一人几次险些摔倒，却嚷着要替女人轮换来抬，女人死活不肯，她笑笑说：

“李组长，论学问我们不及您们，论干活，您们城里人却又不及我们乡下人了。”她说完了，又问后面的小伙子：“”对不对，小孟？

“对，对，对极了。”赤脚医生此时正在气喘吁吁。

……

老马住了两周出院。身体完全复原之后，我们又在那个小村子里住了大半年，转过新年以后，很快就到了麦口。这期间，我和老马心里对房东女人充满了感激，总想为她做点什么事情用以报答和补偿，想起她的那床泥脏了的红花棉被，心里更是过意不去，可总想不出有什么帮忙之处。有几次差老马前去询问，当然也没有个所以然了。正当我俩为这事着急之时——因为有消息说快撤离了，那女人却在一天后半晌忽地找上门来，这令我们大喜过望。

“李组长，俺有个事求您们。”女人脸已经红了，像个熟透的苹果。

“没关系的，你说吧！什么事呀？”我笑容满面地赶紧起身让座。

老马却比我更快，早已经跳了起来，他急急说道：“我这条命都是你们拣的，你说吧，什么事需要我们替你做！”

这下那女人脸更红了，像块大红布，人也随之扭捏起来，吞吞吐吐说了大半天，我们才听明白：原来她那读初中的儿子秋假过后就要上高中了，上学需要村里推荐，她家成份不好，怕影响孩子读书，因此就央求我们给村里说说，并写一份“保荐”书推荐推荐，她心想我俩都是城里来的大干部，说句话一定会很管用的。

我和老马自然满口应承了下来，老马更是拍着胸脯作了保证，并积极联络村长，把村里写好的“推荐书”和我们工作组的“保荐书”合在一起，加盖上私章、公章，我俩又和村长一同来到公社找了那位分管教育的革委会主任，列举了女人的一系列表现，特别是着重介绍了黑夜冒雨抬担架、铺红被送老马去医院的英勇举动。那胖胖的满脸络腮胡子的球状形的主任眯眯着眼笑着，耐心地听完了我们的话，末了说：“好吧，我们会认真核实调查的，如若情况属实，自当作为特例来对待了。”

就在那年的麦后，打轧完场院里的麦子，又播上了畈田的秋苗，我们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在一个初秋的清晨，撤离了生活两年半之久的那个西南乡下小村落，回到了百里外的县城。

人走了之后，再也没有回去，更没有了村子里、以及房东寡妇女人家的任何消息。我想那个善良、美丽的孤苦女人的孩子一定就读高中快半个年头了吧！渐渐地，也就慢慢淡忘了此事。

忽有一天，天正落雪，老马气咻咻地跑来我家，进门就张口大骂：“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仔细听了多时，才明白过来，原来老马说的是那寡妇女人和她儿子上学的事，他说听到确凿消息说，寡妇儿子并没有被公社批准进高中读书，那推荐书、保荐书上批语写道：“经查，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拉拢腐蚀革命干部下水的又一典型案例：此女正面是人，背后是鬼！”

老马愤愤地摔打着我案头上的本子，狠狠地说，滚他娘的那个球的王八蛋，这还不算，那个掌握教育大权的头头，就是我们找的那个什么狗主任，还把此事作为反面典型，在全公社各村展开批判呢！

老马气愤地只喘粗气，一副决不善罢甘休的样子，他问我怎么办？“呸”地一声吐了口痰去，随即骂道：“看看，老李，这他妈的算什么东西呢？到底谁正面是人，谁背后是鬼啊！”

我耳朵里听着，眼前却清晰浮现出那床沾满泥巴的红花新棉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