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三月的一天,是南方一座小城早春的一天。桃花始放,万物初醒,春气开始勃发。但那天的天气怎样,是晴是雨,我已不记得。那时的我隔三差五能收到一二封信,这是确信的清晰的。那天,一封黄色牛皮纸的信封上用一串大写的数字标着某某部队的信,飘到我的面前,我呆住了。从来不曾有这么一个认识的人,也不曾见过这种印刷体的寄信地址。我犹犹豫豫地拆开信封,展开信纸,原来是我的一首诗在某诗歌刊物的内刊登载了,他从一位战友那里读到了它。他说他欣赏那首诗,随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又分析了此诗的不足之处,最后给我写下了这样一封信。收到这封信之前,我每天的时间就在上班和回家这两点一线之间流动,就像一只笼中的鸟儿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信件的到来,让我仿佛看到一扇被打开的窗,自然是开心的。
在回信的结尾,我写到:如愿意,希望能成为您的诗友。
就这样,鸿雁从此不厌其烦地把书信从远方往小城衔来,就像清风一次次往小城吹佛,而白云见证着这份不同寻常的友谊。每次回信我都把自己刚写出的诗寄给他,听他的见解。他的诗自然写得比我好,内容深刻而通俗易懂。每一次他都把我的诗剖析得很透彻,还用他的思维方式给我修改。他就像一位老师或兄长,那样不厌其烦地督促或指导,但那时我的心里仿佛长着一根刺,牢牢地固守着我的倔强。对他提出的批评与见解,往往驳斥或抵触,谁知他就像十头牛都拉不回的一头驴子,一点也不讲情。不是诗太朦胧难懂,就是有雷同之嫌,还把他对当代诗坛的看法长篇大论地寄给我,不能不承认他的文字功底与修养都比我强。
渐渐地,他的来信不再局限于诗歌的探讨,偶尔也谈他的生活。他是飞机上的机械师,负责电气、仪表之类的工作。那时我对飞行的认识是盲目的,觉得那是一份神圣得无法想象的职业,就像一只飞鸟在天空翱翔,那飞翔的雄姿,承载和寄托了多少人的梦想,且不可能与我的生活发生某种关联与碰撞。在他与我通到第N封信时,就接到了飞行命令,去了一趟大兴安岭,他们的任务一是喷水灭火,二是救人。回来后就急忙用他流畅的文笔为我描绘了大兴安岭火灾极其惊恐的场面,他写道:大兴安岭森林之空,简直有一万个太阳在燃烧,一万个烟窗在吞云吐雾。这里只有两种色彩,惊心动魄的红色和死气沉沉的黑色,红色的火海,黑色的天空,撕心恐胆的哭声,震耳欲聋的喊声......
我从他场景的描述里一次次地感受他经历的生活,他用他的经历为我讲述他的生平,他的故事。而这种信件连接的方式让我体验到了外部世界的新奇、美好,他像一个模糊的影像,慢慢地在我心里投下印痕,也一步步地走进我的内心。他试探性地问我要照片,我忐忑不安犹豫再三还是把一张黑白的半身照夹在信纸里寄了出去,我就想象着信件那头的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向我缓缓地走来。但是没有。那一刻的感觉仿佛受到了嘲讽,像一盆泼出去的水无论怎样都无法将它完整地收回。只好开口要他交换。他来信俏皮地说,他的形象像一首乏味的诗,加上每每照相时总是严肃得令人反感,对不住观众的,是不是算了?!这时的办公楼往外望出去的天空有一只色泽斑斓的蜻蜓在翩翩起舞,仿佛上下都找不到需要停歇的树枝,我静静地盯着它,写下一句:这不公平!结果他还是把照片寄来了,说是以示公平。
他要我多谈谈自己及身边的一些人和事。那时的我除了上下班回家吃饭,吃完晚饭后又溜回办公室。母亲在家说我碗一丢就跑了,实则是形成了习惯。喜欢一个人安静的环境,而下班后的办公室是一个极为安静的场所,或者可以说那里是我灵魂安息的地方,我在那里可读可写可思,于我是欣喜的。上班只需做好自己的事,其他几乎不与人发生关联。于他提出的要求,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乐意地给我改诗,给我谈诗的意境,诗的创新与韵律感。我也一样,欣赏他的才气,他的文学功底,他一手漂亮的字体,常令人万般遐思,从他的来信中也可窥见他坦诚直率的个性。
我为结识这样的文友而欣喜。仿佛是从天边飘来的一片云彩,在我那日复一日的单调色彩里,擦亮着我略显灰暗的生活。又像晨起时小径旁的一滴清露,落在修长苇叶的叶尖,等着我的裙裾去碰触。从等信到后来的盼,就像是一场剧演,终有一个恰当的收场。
终于。他用整整七页信纸书写了他的情怀,像一张鼓满风帆的帆,有试探有表白。他说心目中的她纯真,有上进心,还有一种常人不具备的忧患意识。还把他的家庭背景作了介绍:他出生在群山逶迤的皖江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但他并不为此感到自卑和怯懦,他有他的奋斗目标,他要为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帮助和引导他的父老乡亲走上致富的道路......
就在他给我写那封表白信不久,他复员了。
回到农村,事实并没有他想象的乐观,他写的洋洋洒洒万余字竞争乡长的报告没有得到重视,暂时只有在家干起了农活。他对现实的无奈、彷徨和看不到前途的迷茫通过一封封信传到我手中,笔调深沉、凝重,悲愤时的力透纸背,让我看到了一个追求上进的农村青年在那个年代对命运的抗争与不屈。在一封白色信封的纸张上,一页狂草书写着他的倔强、不被认同的命运和张扬的个性,恰似冬日里傲骨的苇杆,风吹不尽霜打不倒,毅然挺立。
他说他干完农活后就喝酒,酒可以让他消解暂时的黑暗和忧愁。在他给我寄来的贺新年的明信片里,我分明读到了 这样的诗句:人生有如阶梯,一级有一级的命运和轨迹。
仅仅相隔一年时间,再接到他后来的信时,他已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了北京——他在那里有两年的书读。
这期间,我们一直进行着书信交流。我为他能得到进一步的升造而高兴,也为他以后的日子朝着理想的目标即将实现而自豪,他的来信也多了阳光的成分,我们又开始了畅谈人生、理想和诗歌。
甚至还预约了见面的时间与地点,一次他说在武汉,后面又说在我家乡小城的邮局。在他准备启程的那一次,遇上了那年高校的闹学潮。他给我寄来的信里明确地讲述了一些闹学潮的信息,嘱我看完后销毁,我随即照办。后来又叫我去北京,他说可以找编辑给我看诗歌。我应允着,应允着,只是回答说没有相应的假期。
我实在只是一个心底浪漫而永远缺乏实际行为的人。我无法给予他回答,这就像一个窗口,一眼望出去没有看到我想要的风景,窗外是灰蒙蒙的色彩,山脊和粗粝的风口,我无法把它还原成我想要的样子。这样的许诺就像一个容器,应该往里面注入一点什么。我知道不能给对方一个明确地承诺,就像给对方一个空的杯子,会有无尽地失望。
就在这时,经人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爱人。当我委婉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他给我回道:爱一个人就要给一个人幸福,如果你的选择是对的,我尊重你的选择。随即给我送来了祝福的话语。从此,再也没有他的信息。
三年后的一天,在上班中途,我回家给孩子喂奶去了,后来听办公室的同事说,有一位军人模样的人背着一个包找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