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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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布谷鸟清丽嘹亮的啼鸣，家乡的杜鹃花又开了，一簇簇大红如烈烈火焰，燃烧在狗头壳山上。
杜鹃花又叫映山红，家乡人则称它为石榴花。虽然它极具顽强的生命力，耐旱耐寒耐瘠，无须很好的土质就能茁壮生长，但单就野生的来说，也并非到处都是。在我少时，家乡就只有两处山地长有杜鹃花，一处离村庄很近，就在屋后山冈；另一处则长在海拔近千米的狗头壳山上。
家乡的杜鹃花，是清一色的红杜鹃。每年三月底四月初，灼灼如火的杜鹃花会如期在家乡绽放。小时候，在杜鹃花盛开的整个时节，我常常和同伴们专门走上屋后山冈，折一些杜鹃花回来观赏，甚至还会将杜鹃花的花蕊抽走后，有滋有味地吃着它的花瓣。杜鹃花瓣有一股淡淡的清香，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吃起来就像吃一种喜欢的水果。长在狗头壳山的红杜鹃，我和同伴都没有折过，毕竟与居屋隔得太远，况且要爬上海拔近千米的深山密林之巅，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家乡的狗头壳山，位于家乡聚居点的南面，属于青云山山脉，地处从化、佛冈交界处，山体背面的左侧是从化区的东明村，右侧是佛冈县的荆竹园村。不知是高处太冷，还是高处土质较差、水分缺失，抑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狗头壳山体从山脚至山腰是密密麻麻的林木，而靠近山顶处以及整个山顶的植物，则大多是茅草和红杜鹃。少时，每当遥望巍峨高耸的狗头壳山上的一片绯红，我都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遗憾。
我自小向往狗头壳山，除了喜欢山上的红杜鹃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半山腰和山顶曾是革命游击队伍多次隐蔽和打击敌人的地方，其中主峰还有当年游击队伍开挖的用于抵御敌人的战壕；二是听长辈们说，狗头壳山上的一些石头形似仙人足印、石牙和金碗银筷等等。
我刚满十岁时，走出山外寄宿就读五年级。升学不久，终于在学校组织的寻找革命前辈足迹登山活动中，与同学们走进我的家乡，登上了狗头壳山。接着，还观看了《闪闪的红星》电影。登狗头壳山和观看《闪闪的红星》电影，让我加深了对红杜鹃的喜爱，也加深了我对所在小村作为革命游击活动点的认识。虽然在我能够记事的时候，就经常聆听祖母、叔公、伯父、父亲等长辈讲述新中国成立前，乡亲们支持游击队伍开展武装斗争的英雄事迹，但幼年的我懵懵懂懂，不了解什么是革命，也不了解什么是游击。
少时，听长辈们说，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家乡小村子是革命队伍的活动据点之一，新丰西北游击区支队和东江纵队北江先遣支队曾多次在家乡一带开展活动，或者来到家乡的密林深处隐蔽。每当革命队伍来到山村，父辈们都能不屈不挠、勇敢机智地为他们送信送粮，大力支持革命队伍开展武装斗争。
“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这是曾经流传在解放区的一首歌谣。当年在我的家乡，乡亲们同样竭尽所能，积极为游击队伍提供帮助，得知游击队伍紧缺粮食时，宁可自己挖黄狗头、马蹄蕨等植物和野菜吃，也将家里不多的粮米送给游击队伍，乡亲的其中一次送粮还写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丰县地方史的史册。
据《中国共产党新丰县地方史（第一卷）》记载，1945年9月，游击队西北支队长蔡国樑率领叶迈、冯浩一个连，共七八十人前往罗浮山，当到达新从交界处时，通道被国民党阻断，他们只好在沙田天堂和我的家乡狗子脑一带山地隐蔽。部队隐蔽了十天之后，蔡国樑率武工队10余人安全到达罗浮山。叶迈、冯浩等60多人则继续留在我家乡的大山密林中隐蔽了半个月。这期间的一天，部队由于已断粮两天，便派出一名战士到我的家乡村子弄粮食，村里一对年过半百的夫妇得知60多个子弟兵困在大山断粮的消息后，宁可把困难留给自己，毅然回家把缸里的粮食全部送给战士带回部队。
据少时听祖母、伯父、姑姑、父亲和家乡其他长辈叙述，游击队伍在家乡深山密林隐蔽的一天，国民党联防队员气势汹汹地来到山村，并迅即将包括我祖父在内的几名青壮年男子绑在居屋门前用来晾晒衣物的树杆上，用木棍、竹竿恶毒地拷打他们，逼他们供述游击队伍的落脚点，但大家坚贞不屈，硬说不知道。国民党联防队员在逐户搜查中，发现我祖父的居屋有他们认为可疑的物品后，便将我祖父作为支持游击队伍的最大“嫌疑犯”，恶狠狠地鞭打我的祖父，迫我祖父把游击队伍的去向说出来。祖父虽然知道游击队员就隐蔽在狗头壳山上，但他硬说不知道。国民党联防队员在我的家乡找不到任何线索，便又赶往邻县荆竹园村去搜查。敌人到荆竹园村去，并没有放过我的祖父，他们拿来随身携带的绳索将我祖父五花大绑后，一同带到荆竹园村去。在荆竹园村也找不到线索的敌人，便又押着我祖父折回我家乡村子后，又再将我祖父押回他们的据点遥田鸭嫲窝坝，并用“踩竹杠”、灌水、泼水等方式对我祖父用尽酷刑，而我的祖父就如同他的名字宏松一样，不畏毒刑，绝不透露游击队伍的任何情况。我坚强的祖父由于被毒打和折磨得全身伤痕，并且伤及了内脏，没过多久才四十多岁的他便离开了人世。
我的祖父是一名孤儿，他还在婴孩的时候，父亲便因病离世。紧接着，村里有人便强硬将我祖父的母亲卖到他乡嫁人。我可怜的祖父刚学会走路就成了孤儿，好在我祖父的堂叔收留抚养，他才得以长大成人。饱受苦难的祖父深知共产党的队伍出生入死革命，为的是让广大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自然不顾生死支持游击队伍工作。祖父逝世后，我的伯父化失父悲痛为坚强力量，更加积极为游击队伍探听和传递有关信息，虽不及《闪闪的红星》里的冬子有勇有谋，但也为游击队伍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
在我的祖父被国民党联防队员毒打和折磨致死后，家乡人也并没有被吓倒，依然勇敢地支持和保护游击队伍。在敌人的大扫荡大搜查中，他们并不惧怕遭到我祖父一样的酷刑，绝不向敌人供述游击队伍的半点秘密。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新丰县委党史研究室共同主编，由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1月出版的《战斗在新丰》文集就记载了这样的情节。据该文集收录的原东江纵队领导人和武装骨干曾东、孔刚撰写的《人民斗争的坚强阵地——遥田》一文叙述，1948年7月18日，英德、新丰、佛冈三县联防主任陈乐夫勾结国民党正规军一五四师和保安团一个营，伙同英德白沙、新丰沙田等地的联防队，分三路气势汹汹进犯我家乡所在地遥田进行扫荡。敌人在扫荡期间为追踪我游击部队，从佛冈县经青洞来到荆竹园和我的家乡一带搜查。当时，我游击部队正隐蔽在附近的高山密林里，对此村里许多群众是知道的。但任凭敌人怎样恫吓胁迫，群众都不屈不挠，坚决说不知道。敌人找不到我游击部队的踪影，便到处胡乱开枪扫射，并在肆意抢掠后放火烧掉了我家乡村子的大部分房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了家乡群众诸多关怀。1962年底，县政府拨款为家乡村民重建了一排排、井然有序的房屋；1970年开始至撤并“麻雀学校” 前，多次派出公办教师到家乡学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多次组织文艺团体到家乡进行慰问演出等等。
尽管家乡人为革命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一代一代的家乡人没有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他们保持和传承着勤劳、忠厚、果敢、朴实的秉性，热情高涨地支持国家的建设发展。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家乡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坚持选派青壮年劳动力参加县里或公社统筹的公路建设、桥梁建设、水利建设等大兵团作战，其中我的伯父被委任为队长带领所在公社的队伍参加县里的黄磜公路建设，我的父亲参加了从化温泉景区建设，我的四叔则被选派去大寨学习取经。尽管家乡耕作条件非常艰苦，留在村里务农的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劳动力，然而，他们不惧艰难困苦，不断开山垦土扩大农林作物种植面积，并积极饲养生猪禽畜，以支援国家建设。家乡属于高寒山区，粮食比较低产。尽管当年家乡人知道缴纳了公余粮之后，就会造成自身粮食不足，但大家没有一句怨言，还坚持把最好的粮食用作交纳公余粮。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前，从家乡村子到公社粮所，走的是全长十公里的弯弯曲曲、崎岖陡峭的山间小路。当时交纳公余粮到公社粮所，或者抬大猪去公社食品站，是非常艰辛的事，尤其是抬猪去食品站，要借助上端有丫的拐杖左右调换肩膀和支撑力气，但乡亲们不惧艰难，并且在抬大猪去食品站时，能够相互帮忙照应。
改革开放后，家乡人又积极拓宽经济来源，因地制宜多渠道发展农业生产。虽说分田到户承包经营后，村民自由度较大，劳不劳作没有人干涉，但乡亲们坚持以劳动为荣，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整个小村子没有人聚众打牌玩麻将赌博。
为了更好促进小村子发展，上年清明时节，小弟和家乡几位年纪较轻的村民坐在一起，商量村里的发展计划。座谈中，他们从镇里正在开展的乡村振兴，以及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系列宣传中得到启发，觉得应该在弘扬革命传统和历史传承上做文章，让被称作革命之花的红杜鹃，恢复昔日一山风景半山红的盛况，并且从这革命之花中更好地汲取精神营养。
家乡原来在两个地方生长有红杜鹃，其中近处生长的即屋后山冈的红杜鹃，大多给人挖走移栽做盆景。长在狗头壳山的红杜鹃，则多年没有再现以前那种盛况。几个人座谈过后，迫不及待地翻山越岭，花了一个半小时登上狗头壳山，实地察看红杜鹃的存量、长势等情况。当看到山上的红杜鹃大多被一些荆棘藤蔓和茅草覆盖后，他们又随即谋划为红杜鹃除杂草的事务。
上年六月，在雨季告一段落后，众乡亲带着镰刀干粮不辞辛劳，连续多天上山劳作，终于让狗头壳山上的红杜鹃摆脱荆棘藤蔓的羁绊，更好得到了阳光雨露的滋润。在大自然的呵护下，一棵棵红杜鹃不断恢复元气，随着今年仲春时节的来临，已显示出勃勃生机的它们，成全着家乡人的心愿，热烈地吐火喷红，让神圣肃穆的狗头壳山增添了朝气。欣赏一张张家乡亲人转来的狗头壳山上的红杜鹃，我喜悦于心，并且激动不已。虽说只是从照片中看到狗头壳山上的杜鹃花，但也真切地目睹了它的芳容，这是明亮耀眼的红！
愿望家乡的红色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