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

我的孩子上颚需要修补，一九九七年，孩子四岁，油菜开花的时候，我和妻子带他到省立儿童医院，乡人说，做手术要给医生送红包。我很少外出，应该坐火车，我坐汽车，那时没有高速路，颠簸五六个小时到站，应该坐出租车，我坐上一辆三轮车，司机也不熟悉路线，把车开进冥器一条街，清明节将近，货物堆积如山，心情怪怪的，司机没有送到终点就叫我们下车，我和妻子挑着行李问路，走半个多小时找到了医院，应该坐电梯，我爬楼梯上到八楼，在护士站办好手续，庐州落日，天色黄昏。

病房很大，十二张床位，安排我家住东头，临窗，妻子继续忙碌，我僵坐床沿，心绪茫然。

一位妇女走过来，现在回忆起来，模样历历在目，年龄看上去比我大一些，身材匀称颀长，穿着格子呢中长大衣更显挺拔，脸面比较长，蛋型，既大气，又优美，眉色比较浓，眼睛大，眉眼之间不即不离，鼻子长而挺秀，两颊丰满，整体面容有一股爽朗之气，就像一个楷书汉字，以最美的空间分割安排优质的一笔一画。

“你好像很忧愁。”她分明地说道，慈怜的目光就像黄昏的天色，柔和之中有一点低沉。

我又惊讶又温暖，她竟然为我而来，这是万万料想不到的，一声关心的问候，我感受到人情的美好，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言辞，不知怎样答复，傻傻的，妻子回答说：“坐长途汽车，很累。”她又对我说：“这个姐姐人真好。”妻子不会说普通话，不知大姐听懂没有，她问：“小孩什么毛病？”我告诉她孩子的情况，并且叫孩子张开嘴，让阿姨看看上颚，我既心伤孩子的缺陷，又觉得应该让大姐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大姐看过之后说：“这所医院条件好，医生水平高，态度好，不用担心。”妻子问：“要不要送红包？”听了我的翻译，大姐说：“我没有找人，也没有送红包，不需要。”

初来乍到，陌生环境有一个适应过程，手术毕竟存在风险，不知道事情会怎样进展，有一些担心，再加上一系列错误操作，身体疲惫得很，身心两方面都不轻松，面部表情上肯定有所反映。我和她素不相认，一张陌生忧郁的脸引起她的不适，产生怜悯之意，就已经算是善良了，因怜悯而行动，看能不能予以帮助，更是难能可贵。送红包是我的一个思想包袱，不怕花钱，怕找不到送钱的门路，现在放心了，没有这回事，剩下对孩子做手术担心，怕出现意外，这种心情一直到后来孩子下手术台才彻底解释。大姐问我的妻子：“领饭菜票没有？马上要开饭。”

“没有领。”我说。

“到我那里拿几张。”

大姐转身离开，她的头发结束为马尾，垂在大衣上，大衣毛绒绒，浅彩条纹交织成小方格图案，给人一种洁净柔软暖和的感觉，她说话走路不紧不慢，是一个热情端庄沉稳的人。

妻子跟着大姐走到西头，我打量整个房间，有两张空床，住了十个人，一个护士拿掉一张床位吊完的盐水瓶，我想，要是我的孩子到了这个阶段就好了。大姐家的床位与我家的床位在四边形对角的两个角上，她的孩子六七岁，男孩，躺在床上。大姐从床头柜里拿出几张票，她说：“我这里有一个多余的饭碗，要不要？”带了三个碗，妻子怕不够用，对大姐说：“借我用一下。”大姐说：“护士站对面上头一个房间打开水，饭菜送上来，走廊上买，孩子做了手术要吃流食，三餐都卖稀饭。”妻子问大姐孩子的情况，大姐连听带猜，搞懂了，她的孩子患小肠气，已经做好手术，还有几天就能出院。

一个暖暖的午后，大姐和几个监护人坐在西头窗边嗮太阳闲聊，一个人说黄山电视厂效益不好，被海尔并购，海尔只派两个人过来了，大姐说她原先在兽医站工作，单位效益不好，现在下岗了，我听了有些怅惘，一方面觉得她有什么说什么，是一个爽朗之人，另一方面她面临再就业，有压力。

大姐的孩子出院前一天，上午，主治医生查床，一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戴眼镜，大姐要求还吊一瓶盐水，医生说不需要，慢条斯理地解释不需要的原因，大姐还是不放心，坚持要吊，医生坚持不吊，大姐靠床头柜站着，医生站在两张床之间的过道上，两个人谈判，谈了很长时间，医生无奈地说：“好，好，我听你的。”大姐微微一笑，她太固执，这是弱点，医生避免过度治疗，这是他的医德医术，大姐应该听医生的。

大姐家住肥东，离市区不远，出院那天，她的丈夫来了，我的妻子还饭碗，大姐说：“送给你，做个纪念。”她和朝夕相处了一段时间的室友告别，我目送大姐一家三口从病房的大门出去，我还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不便于打听。前几天还饭菜票的时候，我买几斤水果送给大姐的孩子，大姐礼尚往来，买水果送给我的孩子，反而增添了她的麻烦，正在意料之中，但不这么做又觉得过意不去。我们这个民族，一方有“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古训，另一方却是涌泉之恩不图滴水相报，更何况大姐自以为自己所做的事微不足道。

我的孩子做手术很顺利，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