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苏叔阳先生

柳长青

今天浏览中国作家网，无意间看到一个夺目惊心的标题：《哭苏叔阳》。赶忙打开一看，才知苏叔阳先生已于7月16日永远离开了我们。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当下，我竟然是在先生逝世后的第十天才获知噩耗，这不仅叫人无法接受，也让人唏嘘不已。我是个天天都看报，天天都上网，天天都进朋友圈的人。而且，我与先生神交已久，任何与先生有关的信息，都会引起我的高度关注，怎么就没有看见讣告先生离世的片文只字呢？我怀疑这是不是真的。可中国作家网注明这篇稿件来源于北京晚报，配发的编者按说，此文是原《北京日报》高级记者、作家彭俐倾情撰写。这就不会假了。明白了这一点，我的心仿佛被什么戳了一下。最近几年，我经历了失去四位亲人的大悲大痛，对于人之死亡，我已经看得平淡了。可先生的离去，却让我生出许多伤悲。因为今年五月，我还在谋划，再去北京时，一定到北影集团去打听先生的住所，一定去看望先生，并当面喊他一声老师。没想到，这竟成了终生遗憾。怅然若失中，把彭俐先生的文章反复看了几遍，也不禁想起了一些往事。

我工作的第一站，是在家乡的一所高级中学当团总支书记。第一次跟学生见面，就被要求教他们唱歌。我虽然硬着头皮答应了，但心里还是有些发虚，一是自己唱歌并不拿手，二是手头也无歌可教。正着急中，收发员送来了《中国青年报》星期刊，打开一看，上面正好刊有苏叔阳先生作词、王立平先生作曲的歌曲《江河万古流》，我如获至宝。只看两位先生的大名，我就断定这歌肯定好听。一读歌词，果然是大气磅礴、恢宏壮美，在令人荡气回肠的无限感慨中，一种历史沧桑之感油然而生。哼哼曲谱，也觉顺畅上口，大气宽广，在婉转起伏中直抒胸臆。为了把歌曲蕴含的思想情感准确而又完整地表达出来，我去找从前的班主任对我进行辅导，然后再现打现卖去给学生教唱。这是我第一次教学生唱歌，也是我第一次以教唱的方式来传播先生的作品。此前，在广播中，在报刊上无数次听到、看到过先生的大名。所以，唱先生写的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至今。我还记得歌中唱的：情悠悠、思悠悠，炎黄子孙志未酬，中华自有雄魂在，江河万古流。那深沉、激昂、、高亢、婉转的旋律，深深融入了我的血脉。

1988年，是我留校工作后迎来的第一个新年。新年到来之前，我自制了几十张贺年卡，每一张上面都写着先生的另一首词作：未来希望和光明，就要敲响春天的钟。这是我以寄送贺年卡的方式，第二次传播先生的作品。后来有老师说这句贺词很好，也拿去写在明信片上，四处寄发。几年后，我担任了校团委书记，在每一年的辞旧迎新之夜，除了要举办新年文艺晚会外，还要举办通宵舞会，在新年钟声敲响之后请校长发表新年祝词。此时必定有一个保留节目，那就是在校广播台转播新年钟声之前，我们一定要播放先生作词的歌曲《春天的钟》：朋友啊，朋友，让我们静静地等，未来、希望和光明，就要敲响春天的钟。在豪放大气、绵延悠长、如诗如梦的歌声中，喧嚣的大礼堂，逐渐趋于平静，人们争相涌向舞台前，等待新年的到来，等待着聆听校长的新年祝词。这首在中央电视台198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唱响的歌曲，年年辞旧迎新之夜，都会在黄冈师专那座青春舞动的大礼堂再度唱响，直到1996年我调离这所学校之后。

先生曾在1985年秋季学期应邀来校，给中文系师生讲学。我当时在生物专业进修学习，没有机会聆听，连先生的真容也未曾一见，知道这个消息也是在十天半月之后。这是我当年的一大遗憾，但我依然觉得先生能来校讲学，我也有一份荣耀。从中文系几个爱好写作的同学那里听到他们对这次讲学的赞誉，我再一次感受到先生的亲切可敬。这之后，阅读先生的作品，成了我的首选和习惯。无论是报纸连载的《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还是长篇小说《故土》，无论是话剧剧本《丹心谱》，还是电影《夕照街》，我都如饥似渴地读过，看过。记得先生有一篇小说，写一个妇产科女大夫和一个男殡葬工的恋爱故事，这是先生的一部获奖作品，只可惜几十年过去，我已经不能确定作品的名称是不是《生死之间》了。由于有这些阅读，我便觉得自己与先生已经是熟人、是朋友了。1986年冬天的某个时候，我偷偷给先生寄去一篇小说习作。我在信封上写的是：北京朝内大街×××号人民文学出版社苏叔阳老师收。后来我才明白，我是把苏叔阳和秦兆阳搞混了。我想这稿子肯定是白寄了。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来信。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我的投稿转寄给了在北影文学部工作的苏叔阳先生。先生不仅看了我的稿子，还亲笔给我写了回信。先生在信中说，这篇稿子稍作修改，能够成为一篇好小说，要是把它改编成电影可能会更好。先生在信中还特地让我转达他对学校师生的问候。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大作家的亲笔信，这对于我应该是无比珍贵的。后来，《湖北青年》杂志，搞了一个名为“我最珍贵的一封信”的征集活动。我一激动就把这封信的原件给寄了出去，但这封信一从寄出便不知下落。我的天真和虚荣，竟让我自己把这无比珍贵的手稿给丢失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后悔不已。

受先生的鼓励，我开始恶补电影方面的知识。普多夫金的《论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夏衍前辈关于电影的论著，以及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和大量的电影文学剧本，包括先生的电影文学剧本《夕照街》都是在这个时候研读的。这期间我和先生的通信联系比较密切，主要是向先生请教电影文学剧本的写作技巧。先生每一次都给我回信，每一次都亲切地称我长青同志。上海爆发甲肝时，先生被困沪上，还委托夫人左元平老师给我回过信。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剧作家，对一个实际上未曾谋面的年青人如此厚爱，真是让人感到三生有幸。在先生的具体指导下，我终于把自己未发表的小说改编成了电影文学剧本。本子出来以后，先生又帮助修改了十几次。终于有一天先生来信说，已经将剧本推荐给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了，这是1989年春天让我最满怀希望的事。尽管这部反映中学生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最终并没有拍成电影，但我还是很感满足。因为先生不厌其烦，手把手的教育点化，已经足以让我感激涕零，铭记终生了。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一个大名鼎鼎的大作家、大编剧，对一个无名之辈如此上心，如此关爱？由于先生的鼓励和引导，我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电影的基本知识有了一定了解。这为我后来因工作需要，参加或主持一些电影文学剧本评审会增添了不少信心，这要感谢先生的教诲。但我终究没有成为一名电影编剧，我辜负了先生的一片厚望啊！思想起这些，我更是感到愧对先生的在天之灵。    

先生虽已逝去，但先生慈祥和善的音容笑貌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先生的无私大爱将永存人间。

愿先生在天国安息。

（2019年7月25日夜泣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