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小米粥

    李贤武

 前些天去陕西转了一圈，路过一家超市时，见门口一个牌子上写着“今日特价，陕北小米每斤3.8元。”早就听说陕北的小米很养人，“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野心狼！”想不到在本地这么便宜，于是买了几斤带回来。试着熬了点粥，果然名不虚传，还未开锅，满屋子便已香气四溢了。这米籽生咬着坚硬，熬起来却烂的快，开锅不到半个钟头，早已变成黄晶晶糊淋淋的汤汁了，没有一粒小米的影子，喝起来特别爽口，还有那种牛奶一样的甜香味。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母亲给我做的小米粥了。

那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很拮据。一日三餐都是同一食谱:“早饭，盐开水泡黑馍。午饭，山药疙瘩小米粥。晚饭，大麦糁子豆面汤。”母亲每天很早就起床了，她要赶在上地前，为我们做好早餐。因为生产队的农活太忙，母亲十日半月才蒸一会馍。白面是稀罕物，蒸馍大多用豆面或黑面。时间一长，那些馍便发霉长毛，而且变得坚硬无比，用手是掰不开的，只好用牙啃，有时会啃得牙龈出血。倘若拿它去打狗，倒是最好的武器。

母亲怕我们咬不动，便用刀把馍切开，挑出好的来，用盐开水泡好留给我们。长毛变质的，放到炉火上烤一烤，她和父亲带到地上吃。我至今老怀疑，我母亲的体弱多病，以及过早的离世，是否与那时过多地吃了变质的食物有关？

 因为晚饭没吃饱，早上肚子饿得慌，我们顾不得挑剔，端起碗来狼吞虎咽后，便背起母亲缝制的“百纳包”上学去了。

晚饭是用大麦糁子和豆面做的，吃进口去如嚼麸糠，让人难以下咽，一碗饭吃不上半个小时，是吃不完的。母亲见了，既心疼又无奈地说，“唉，娃又在嚼泥呢。”

我每天最爱吃的，要算中午的那顿“山药疙瘩小米粥”了。我家离学校两公里的路程，为了吃上那顿粥，我下午上学常常迟到，因此没少挨老师的骂。

我每天最爱吃的，要算中午的那顿“山药疙瘩小米粥”了。我家离学校两公里的路程，为了吃上那顿粥，我下午上学常常迟到，因此没少挨老师的骂。

父亲每年都在我家的自留地里种上谷子，成熟后用石碾子碾成黄灿灿的小米，簸尽晒干存入缸中当做主粮。我问他:“怎么不种点小麦蒸白馍吃呢？”他抓起一撮小米丢进嘴里嚼着说:“天旱地瘦，麦子收成不好，谷子耐旱不嫌地穷，再旱的天年也能收几斗.....咱们这里的小米最养人呢！”

 我母亲是一个十分能行的女人，不但裁剪针黹样样精通，做饭的手艺也是一流的，村人邻里都夸她“上炕裁缝，下炕厨师。”可惜那年月家无长物，巧媳难做无米之炊，真让她屈才了。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有机会做一些诸如“沙锅豆腐”啦，“红烧猪头肉”啦，“糖醋里脊”啦.....之类的家常菜，因此一年四季难得露两手。

  母亲最拿手还有她的“素卤长寿面”。然而这只有在亲威朋友上门时才做。因为长寿面需要稀缺的白面来做，做卤汁用的鸡蛋也是不能随便吃的，要拿到商店里兑换一些煤油火柴之类的生活日用品。我们吃的最多的还是“山药疙瘩小米粥”，仅此一饭，已让我们今生今世受用不尽了。

永昌人把土豆叫做山药，读音却是“山月”，很容易与中药中的“山药”相混淆。母亲先是用瓢将淘好的小米缓缓地冲进盛着冷水的沙锅里，用大火煮沸后，改用小火熬，并不时用勺子搅拌几下，等到米粒消失后，才将切成疙瘩状的土豆块下入锅中，再用大火熬，等到土豆八九成熟，然后在锅里撒些少许白面粉，使粥变成糊状，调上几颗老盐，才把锅端下来。

我们兄弟们这时早已拿着碗筷围站在炉台前，争先恐后地等待母亲把最后一道工序做完:她先把铁勺里的清油烧沸，再往油里放一撮“羊胡花”，随着锅里“磁哩哩”的响声，香甜可口的“山药疙瘩小米粥”终于大功告成了。我们仿佛在等待一顿丰盛的“满汉全席”一般，不时用筷子敲打着碗沿，发出“当当”的声音，与各自饥肠辘辘的声响形成很不谐调的合奏曲。这时，母亲就会斥责我们:“你们这是叫化子打莲花落呢，小心将来没有饭吃！”我们立刻停止了敲打。其实，我那时哪里管将来叫化不叫化的，而是担心母亲生了气不给我舀饭......

我们就是这样喝 着母亲的粥长大的。这些年来，生活比以前好了不知多少倍，而那样的粥却喝的越来越少了。

  每年腊八日，我们这里有吃粥的习俗。我总会对妻子说:“用那些陕北的小米熬点粥吧，放点土豆块，就用母亲的做法熬。”

我多么希望能喝出母亲当年小米粥的味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