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亲

包产到户后第三年，我家的仓子里终于有了些余粮，可以粜岀去卖几百块钱。父亲把祖父留下的那几间老屋拆了，准备盖新房。我们全家人挤在十五六平米的厨房里，破箱烂缸把屋檐下码得满满当当。

老屋是民清时那种四梁八柱式结构，修建时先立木后建墙，就像在一张巨大的木头桌子下砌上四堵墙。这样的屋子用的木材多，抗震性好，既是墙倒了，屋顶却坍塌不下来。但造价比较大，过去一般的庄户人家是修不起的，像我祖父那样的土财主也只有十几间。土改时，那些屋子多数分给了村里的穷人，只给我家留下四间。父亲把老屋拆掉时，那些大大小小的木头黑鸦鸦摆满了院子。

经过上百年的烟熏火燎，那些梁、檩子、柱子、椽子大多变了色，像涂了一层黑油漆似的。有的椽子已经腐朽变质，脆得像根干油条，扔在地上就断了。我和弟弟抬来水浇在木头上，母亲一手拿着锈迹斑斑的镰刀，一手拿着芨芨扫帚刷洗。在日光的照射下，一种陈旧、浓烈、成份复杂的烟火味弥漫在院子里，让人有点眩晕。我在空气中闻到了麦草、枯树枝、野沙柴、油烟以及煤油灯的气味，每一种气味里都散发着我家几代人近百年的生活气息。母亲把那些木头刷了又刷刮了又刮，想找到木头原来的颜色。结果把木头刮细了一圈，上面还是像生了一层黄绣，仿佛永远刮不去似的。

我知道，这些木头也是有生命的，它们为我家几代人遮风挡雨辛苦了近百年，现在己经垂垂老矣，根本不可能恢复它们原来的面貌，就像老翁永远也回不到少年时的容颜。可我们还不能让它们从此歇着。我们给它洗个澡，稍息几天之后，还要把它们重新架在新砌的土坯墙上，打算让它们再为我家辛苦几十年。

正当父亲请人择了个黄道吉日准备上梁时，家里突然来了俩个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老太太头戴一方驼色头巾，巾角打了蝴蝶结挽在脑后的发髻上，踮着一双圆规似的小脚，很机敏干练的样子。她亲热地拉住母亲的手问长问短，没聊几句，就很伤心似地哭了起来，掏出揣在大襟衣衫里的手帕擦试眼泪。母亲称呼她“嫂嫂”，坐在旁边陪着她哭。哭了一阵后，两人抹干眼泪，母亲对我们说，这是你们大妈，亲亲的大妈，快！快叫“大妈”。我们兄弟几个只好怯怯地叫。大妈一边答应着，一边上前摸了摸我们的脸蛋。我当时感到了一种陌生的亲近。叫完大妈，母亲又让我们叫那个小伙子“哥”。

母亲患高血压和腰腿疼多年，走路需柱着拐杖。她比大妈小十几岁，却一脸病容，显得反而苍老一点。大妈拉着母亲的手说，她虽然改嫁到了外省，相隔几千里，仍然经常想念老家的人，可惜以前没条件回来。现在条件好了，就急猴猴地来探亲了，看看老家的情况，和亲戚朋友们叙叙旧。

大妈改嫁的事我们略知一二，但对她这次的突然造访，我们全家人却是始料不及的。

以前每逢清明节或中元节上坟时，父亲总是指着一个光秃秃的坟头对我们说，这是我亲哥哥——也就是你们大爹的坟。生儿养女图的不过就是死了以后坟头有人冒青烟。你们大爹的亲儿子不在，你们以后上坟时千万不能忘了，一定要给他磕头烧纸啊。

大爹是在上世纪六O年代大饥荒时饿死的，大妈带着年仅三岁的儿子“跟牢子”和他的两个姐姐远嫁陕西，至今一直没有通过音讯。每当上坟时，父亲总是念叨说，跟牢子也该成大小伙了吧，怎么不来给他爹坟上烧个纸啊？

此时的父亲蹲在墙旮旯里，“噗嚇……噗嚇”抽着旱烟，对母亲和大妈的谈话充耳不闻，而是笑眯眯地对跟牢子说，娃子，你长得和你爹年轻时简直一个样！今年二十七了吧？大名叫啥？成家了吗？跟牢子说，我大名叫李常武，还没媳妇呢。父亲指着院子里的木头说，你不在，你爹的身子后面没人，这回你既然来了，就不要回陕西去了，我帮你在村子里盖几间房，你在老家成了家，好为你爹顶门立户。村里有咱老李家的净脚片印，谁也不会说啥的。

未等跟牢子堂哥开口，大妈插嘴说，好我的二爹哩！牢儿是陕西长大的，怕老家这边不习惯哩。父亲说，他爹脚后跟没人，李家人应该留在李家继烟火么。再说你那边又生养了儿女，养老送终没麻达。可我哥孤孤单单一个人……父亲说着动了感情，眼睛里闪烁着泪花。大妈说，他二爹！你哥如果不走的话，我能没远没近拖儿带女嫁人吗？他葬在祖坟也不孤单么。祭奠的事，这不还有你和侄儿几个么。父亲说，侄儿子和亲儿子能一样吗？儿子长大就是为了给父母长光的！你为啥不同意呢？大妈说：你哥活着的时候都不风光，牢子又没多大出息，来了又能风光个啥？父亲说：你这是什么话？做儿子的只有当了官才能尽孝吗？你和我哥好歹夫妻一场，现在怎么一点念想也没有？大妈生气地说，他二爹，你说这话是啥意思？没念想我能把你侄儿拉扯这么大？没念想我老远回来干啥？父亲说，这么多年了，你怎么不让跟牢子回来给他爹上个坟？我知道，你是早忘了我哥的，现在又让儿子忘他爹！大妈一听，屁股一旋下了炕，一把拽住跟牢子的胳膊，哭喊着说，走！咱这就给你爹上坟去，免得人家说你不肖子！说着就往门外走。母亲柱着拐杖颤颤巍巍拦住她，劝道，他大妈，坟哪是随便上的？再说这么迟了，咱家的坟又那么远，要上也得择个日子么。你小叔子也是好心，你千万别赌气啊！大妈用手帕擦着泪瞄了父亲一眼，见父亲蹲在原地一声不吭。迈开小脚执意要走，母亲拦不住，责怪父亲说，老祸害！都是你多嘴！嫂嫂的脾气你难道不知道么？还不快劝劝她！

父亲忽地站起来，盯着大妈的后脑勺冷冷地说，当年我哥去世还没过周年，你一拍屁股走了，家里人啥话也没说。现在侄儿长大了，应该留下来给他爹顶门立户。我不过向你提个建议，留不留下来你们娘儿们看着办！现在不是上坟时节，你这么闹不是让别人看我们老李家的笑话吗？！

大妈把刚踏出门槛的一只小脚像圆规一样在地上划了个弧又缩回来，倒退几步，身体摇晃了几下，扑腾一下倒在炕上，捶着木头炕沿，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道，牢儿他爹！你在的时候别人欺负我！你死了这么多年，还有人欺负我！我的命咋这么苦呀？你若是在天有灵，就快来带我走罢！她一边哭，一边诉说她多年来的苦和冤，还指桑骂槐地说，世道变了，亲兄弟还不如狼虫虎豹呢！有人故意刁难她们孤儿寡母，想借顶门立户的名义，要把“牢儿”的那份的家产给吞了。

父亲是个老实木讷的人，一向寡言少语，在村子里很少和别人红过脸，这时却一反常态地发起脾气，他奚落大妈道：你当初嫌我哥成份高，跟着他受罪，粮食关口上藏了粮食不给他吃，让他活活饿死！你嫁人也就罢了，为啥不让儿子给他爹顶门立户？前嫁丝麻断，老牛赶出圈！你还有脸哭，羞不羞？！

大妈被父亲驳得无言以对，半天说不出话来。只听得她鼻孔里“吭吭”了几声，翻着白眼珠，口吐白沫，牙关咬得“吱吱”响，身体僵硬成一截像是长着四个丫枝的木头，往后一抑直挺挺地跌倒在炕上。吓得母亲扔下拐杖连滚带爬扑在她身上又是呼唤又是掐人中，说是大妈中风了，让我们快去请大夫。我们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吓得呆若木鸡。等父亲请来的大夫从皮夹子里抽岀一支长长的钢针准备扎大妈的上唇时，她竟一骨碌翻了起来。

父亲原打算让跟牢子留下来继承大爹的烟火，一看大妈这个样，再也不敢招惹她了。急急忙忙把大爹留下的那间屋子的木头卖了，将钱全部给了大妈。大妈接过钱，用指头沾着唾沫数了三遍，将钱装进口袋后，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说我父母这些年辛辛苦苦支撑着老李家的门面，还替她儿子祭奠大爹，到底是妥妥的一家人，肉烂了还在一个锅里啊。大妈的一席话又将父母说感动了。父亲意识到自己刚才有些失态，不好意易地蹲在墙角一个劲地抓耳挠头。母亲收拾锅灶，张罗着给大妈做饭。大家重归于好，大妈脸上又堆满了笑。但我却觉得她的笑是装出来的。

那些天我们全家忙着盖新房，大妈主动要求留在老屋的厨房帮我们做饭，说是等我家房子盖好再走，可是第二天她却说身体不舒服要去看病，结果一去不返。

在她走后的那天晚上，母亲准备封炉子时，突然发现灶台下那个经常和煤的地方土十分虚松。抛开虚土一看，发现下面是一个椭圆形的小坑，形象分明，状如瓦罐模具。坑里有几片破碎的瓦片和一块袁大头（银元）。母亲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蹲在坑边看了半天，恍然大悟似地说，我哥临终前告诉我，以前你还年轻，他把一个装满袁大头的陶罐交给大妈保管，说那是祖父留给他们兄弟二人共同的遗产，任何人不能私自独吞，留着最困难的时候为全家人活命。后来发生了大饥荒，大爹打算用那罐银元换些粮让家里人充饥，大妈却说她忘记埋罐子的地方。大爹死后不久，大妈就带着三个孩子跟一个刑满释放的人走了。

父亲当时真以为大妈忘了那罐银元，谁知道现在却被她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了。他挠着头自言自语道，真是奇了怪了！她当初嫁人的时候为啥不拿走呢？

母亲盯着那个小坑怔怔地说，我在这炉台下和了几十年煤，把这里的地面弄得像石板一样，哪会想到下面有银子啊……

新房盖好后，我们举家搬了进去，旧址留给了邻居。我对父亲，老屋地下说不定还有银元呢。父亲苦笑着没吭声。母亲说，想金盼银必定受穷！就是有，我们也没命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