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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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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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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五味》

 

“五味”者,是指“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也。

本文题目为《五味》,实则写了“七味”——“酸、甜、腥、苦、辣、咸、臭”,如此看来,这个题目乃是泛指,且对全文内容有着提纲之用也。

若从整体上俯视全篇,文章先分述了“七味”,最后以“甚矣,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之言总括全文,乃是使用了“先分后总”的结构方式也。

文章开篇即直抒胸臆,感叹而言“山西人真能吃醋”。

接着,使用正侧面描写描述道“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有点菜,先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人喝了三调羹醋”,这种“醋劲儿”,让“邻座的客人直瞪眼”,遂而展示了山西人之“能吃醋”也。

随后,作者又使用虚写手法,回顾了下面的事情。

有一年,“快过春节了”,“我到太原去”,“别处过春节,都供应一点好酒”,而太原的油盐店却都贴出一个条子“供应老陈醋,每户一斤”,这就使用对比映衬手法,展示了醋在山西人心目中那无与伦比、无可替代的“酸”地位。

对于此,作者再次直抒胸臆道“这在山西人是大事”。

山西人不仅爱吃醋,他们“还爱吃酸菜,雁北尤甚”,“什么都拿来酸”,当然“除了萝卜白菜,还包括杨树叶子,榆树钱儿”。

“杨树叶子,榆树钱儿”?当然是用来吃的,榆树钱儿还算顺口,杨树叶子能吃么,这就使用了留白手法,隐约展示了艰难时期百姓生活之困窘、酸涩与无奈也。

那么,酸菜在当地人心目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呢,作者举例道“有人来给姑娘说亲,当妈的先问,那家有几口酸菜缸”,因为“酸菜缸多,说明家底子厚”,这应该是当地风俗,估计不是戏谑之言。

说完山西,作者又将文笔转向他处,并连续举例道“辽宁人爱吃酸菜白肉火锅”,“北京人吃羊肉酸菜汤下杂面”,而“福建人、广西人爱吃酸笋”。

随后,作者又使用虚写手法,回顾了他和贾平凹在南宁,好到外面吃“老友面”的经历。

“老友面”者,乃是以酸笋肉丝氽汤下面也,颇有特色,极具个性,他俩之所以“不爱吃招待所的饭”,估计这里的饭是千篇一律,天下一统,如此就映衬了“老友面”之颇具地方特色,极富南宁风味也。

闲插一言。

“招待所的饭”,让我想起了当今雨后春笋般的新兴城市,那布局真可谓大道直行,波澜不惊,少蜿蜒跌宕,无顾盼呼应,走完一座市,就看遍了天下城,如此千人一面的城市构思,有吸引力么,有旅游价值么。

是的,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唯有有了个性,才有了灵魂和生命。

书接上文,继续说“酸”。

“傣族人也爱吃酸”,他们的“酸笋炖鸡”就是“名菜”。

尤让人瞠目的是,“延庆山里夏天爱吃酸饭”,他们甚至“把好好的饭焐酸了,用井拔凉水一和,呼呼地就下去了三碗”。

口味如此怪异,让人难以苟同,但你得承认,这种吃法确实个性十足。

于是,我想起了我爷爷。

记得,小时候,我爷爷最爱吃酸豆沫。

夏天,让豆沫子(小豆腐)过夜,闷得微酸,第二天到南河边的小菜地里掐一把鲜嫩芳香、红艳如火的香椿叶尖儿,切细,撒到酸好的豆沫子里,小火一咕嘟,可以佐酒也。

如此看来,我爷爷吃酸豆沫之于延庆人吃酸饭也,虽相隔千山万水,其吃理却是眉目传情,遥遥相通也。

只是这种吃法,符合健康饮食理念么,食物酸了,那就是馊了啊。

我爷爷六十多岁就去世了,他死于胃癌,估计与此不无关系。

说完了酸,再来说甜。

这里,文章以“都说苏州菜甜,其实苏州菜只是淡”之言导出了“真正甜的是无锡”,随后举例道,“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对于这些甜食,作者身为美食家,都对付不了了,于是皱着眉头,直抒胸臆道“没法吃”。

“四川夹沙肉用大片肥猪肉夹了洗沙蒸”,“广西芋头扣肉用大片肥猪肉夹芋泥蒸”,作者对此评价道“都极甜,很好吃,但我最多只能吃两片”,估计,他也有些对付不了了啊。

另外,“广东人爱吃甜食”,作者举例说他的广东同学对芝麻糊和绿豆沙趋之若鹜,对“番薯糖水”赞美有加。

而北方人呢,“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糖难得”,作者随后举例说他家有个老保姆,要回乡探亲,临行前给她八十几岁的婆婆称了两斤白糖,因为“她的婆婆就爱喝个白糖水”。

“就爱喝个白糖水”,这句话真是好极了,朴实得可以掉渣,我不禁拍案叫绝,直呼过瘾,同时我仿佛看到了作者也昂首迎风,击节而叹也。

另外,作者还顺手宣扬了至高至上的人生孝道也。

说到“苦”,作者直抒胸臆,批评了“北京人很保守”。

因为他们“过去不知苦瓜为何物”,好在“近年有人学会吃了”,而“菜农也有种的了”,尤其是“农贸市场上有很好的苦瓜卖”,甚至还“属于‘细菜’,价颇昂”。

这就在今昔对比中,展示了北京人已经认识到了苦瓜的价值,展示了他们在“苦”味上的观念变化。

行文至此,作者将文笔岔出去介绍了“北京人过去不吃蕹菜,不吃木耳菜,近年也有人爱吃了”。

这也对比展示了北京人吃的观念变化,作者对此又直抒胸臆道“北京人在口味上开放了”。

当然,这也展示了作者散文之无拘无束,散漫无羁也。

随后,作者又虚写道“北京人过去就知道吃大白菜”,作者对此再次直抒胸臆道“由此可见,大白菜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

另外,作者还描述了“北方人初春吃苣荬菜”,虚写了“甜荬”,实写了“苦荬”,并以虚衬实,强调了“苦荬相当的苦”。

什么是“相当的苦”?估计作者也吃过,实在有些对付不了啊。

“腥”不在“五味”序列,而作者也把它招呼进来了,并予以略写。

作者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个贵州的年轻女演员上我们剧团学戏,她妈妈给她寄来一包鱼腥草,“土名”叫“择耳根”或“则尔根”,“她让我尝了几根”,作者尝了尝,当即追问道“这是什么东西”,又评价曰“苦,倒不要紧,它有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招架不了”,作者身为美食家,应该吃遍天下,竟然也“实在招架不了”,估计一般人肯定“招架不了”。

“辣”,即“辛”也,蹲踞于“五味”之中,与其它四味并驾齐驱,分庭抗礼,不卑不亢,傲视群雄,有着不可或缺、无足替代的“辣”位置。

作者举例介绍了他们剧团有个干部,“是个吃辣的专家”。

“吃辣”,还是“专家”,可见多么爱吃辣,能吃辣和擅长吃辣啊。

“他每天中午饭不吃菜,吃辣椒下饭”,甚至于“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各种辣椒,他都千方百计地弄来吃”,真可谓无时不吃辣,吃遍天下辣也。

有一次,“剧团到上海演出”,“原以为上海辣椒不好买”,而“他下车第二天就找到一家专卖各种辣椒的铺子”,让这样的人“帮助搞伙食”,日子肯定火辣辣的。

说完这位“吃辣专家”,作者又走出来,现身说法了。

他首先使用虚写手法,回顾了“我的吃辣是在昆明练出来的,曾跟几个贵州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在火上烧烧,蘸盐水下酒”。

随后直抒胸臆,自我评价道“平生所吃辣椒之多矣,什么朝天椒、野山椒,都不在话下”,可见作者也是位“吃辣专家”啊。

作者再次使用虚写手法,回顾了他在越南吃过的最辣辣椒。

那是一九四七年,在海防街头,作者“吃牛肉粉”,他的评价是“牛肉极嫩,汤极鲜”,尤其是“辣椒极辣”,辣到什么程度呢,“一碗汤粉,放三四丝辣椒就辣得不行”,“这种辣椒的颜色是橘黄色的”,颜色就让人望而生畏也。

作者继续使用虚写手法,描述了他在川北“听说有一种辣椒本身不能吃,用一根线吊在灶上,汤做得了,把辣椒在汤里涮涮,就辣得不得了”,怎么样,敢不敢尝尝。

另外,“云南佧佤族有一种辣椒,叫‘涮涮辣’”,“与川北吊在灶上的辣椒大概不相上下”,称兄道弟,堪可媲美也。

说到辣,必说“四川”,然而作者却说“四川不能说是最能吃辣的省份”,他进一步补充介绍道“川菜的特点是辣且麻,——搁很多花椒”。

为了说明“辣且麻”,他描述了“四川的小面馆的墙壁上黑漆大书三个字:麻辣烫”。

是啊,作者确实不负美食家这一称号,他不仅知道川菜的特点是“辣且麻”,还知道“麻婆豆腐、干煸牛肉丝、棒棒鸡;不放花椒不行”,还知道“花椒得是川椒”,还得“捣碎”,直到“菜做好了,最后再放”。

扪心而问,如果“五味”仅留一味的话,窃以为应该是“咸”也,这就足见“咸”对于我们来说,堪称五味之首。

作者举例说“周作人说他的家乡整年吃咸极了的咸菜和咸极了的咸鱼”,随后又补充道“浙东人确实吃得很咸”。

而作者有个台州同学吃包子时,竟然“掰开包子就往里倒酱油”,可见他是多么能吃咸啊。

随后,作者提出了“口味的咸淡和地域是有关系的”的议题,又肯定了“北京人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大体不错”,并以“河北,东北人口重,福建菜多很淡”为证。

当然了,作者也肯定了特殊性,“这与个人的性格习惯也有关”。

另外,作者说“湖北菜并不咸,但闻一多先生却嫌云南蒙自的菜太淡”,这句话搞不懂什么意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说着“咸”,作者又顺手谈了关于盐的一些知识。

作者说“中国人过去对吃盐很讲究”,随后连举了三例“桃花盐、水晶盐,‘吴盐胜雪’”,并对比描述了“现在则全国都吃再制精盐”,“只有四川人腌咸菜还坚持用自贡产的井盐”。

这就展示了作者知识之丰、文笔之散也。

“臭”而入味,实乃民族特色,堪称华夏国粹也。

正如作者所言“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国家的人爱吃臭”,因为我对吃所知甚少,属于瞎吃一族,所以挖耳挠腮,也想不出哪个“国家的人爱吃臭”。

随后,作者虚写道“过去上海、南京、汉口都卖油炸臭豆腐干”,接着又描述了文革期间一个有趣的吃上掌故。

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一个大人物年轻时常吃”,这位大人物后来又去吃过,并顺口“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于是,臭豆腐美食家们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们在“火宫殿的影壁上”刷上了两行大字——“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真所谓富有时代特色,可谓活学活用啊,他们借助伟人撑腰,为之吆喝买卖,可谓腹笥充盈,别出心裁,政治搭台,经济唱戏,堪称是广告史上的经典案例也。

闲话少叙,继续论臭。

那么,该如何评价臭豆腐呢,窃以为臭味十足,个性鲜明,爱吃则趋之若鹜,厌食则掩鼻绕行。

对此,作者举了一个例子,他有个同志为其爱人买了点臭豆腐干,“带到火车上”,这“引起了一车厢的人强烈抗议”,这就对比展示了臭豆腐的这种个性。

另外,“除豆腐干外”,作者又进一步介绍了很多“皆可臭”的东西。

“面筋、百叶(千张)皆可臭”,“蔬菜里的莴苣、冬瓜、豇豆皆可臭”,“冬笋的老根”亦可臭,“腌芥菜挤下的汁放几天即成‘臭卤’”。

作者还特别介绍了臭物中最特殊的“臭苋菜杆”

“苋菜长老了”,可将那“粗如拇指,高三四尺”的主茎“截成二寸许小段,入臭坛”,当苋菜“臭熟后,外皮是硬的,里面的芯成果冻状”,吃时,“噙住一头,一吸,芯肉即入口中”。

作者对此赞不绝口,直抒胸臆道“这是佐粥的无上妙品”,可见作者口味之驳杂,亦是“逐臭”之人也。

不仅如此,作者还对其名字做了探究,“我们那里叫做‘苋菜秸子’,湖南人谓之‘苋菜咕’,因为吸起来‘咕’的一声”,可谓声味俱全也。

最后,介绍了“臭豆腐乳”。

作者首先介绍了“北京人说的臭豆腐指臭豆腐乳”。

接着使用示现手法,描述了“过去是小贩沿街叫卖的:‘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就给人以如闻如见之感也。

另外,作者很喜欢“臭豆腐就贴饼子,熬一锅虾米皮白菜汤”这种饭食,对此,他直抒胸臆,拍案称赞道“好饭”。

是的,从吃上,我们亦可洞见作者那“安于微小,安于平常”的审美情趣。

另外,作者认为“现在王致和的臭豆腐用很大的玻璃方瓶装,很不方便,一瓶一百块,得很长时间才能吃完”,尤其是“卖得很贵,成了奢侈品”,于是,他建议道“希望这种包装能改进”,因为“一器装五块足矣”。

对此,我们再次看到了作者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的平民意识。

最后,作者将其文笔伸向了异域他国。

他说“我在美国吃过最臭的‘气死’(干酪)”,对于此也,“洋人多闻之掩鼻”,而“对我说起来实在没有什么”,因为这“比臭豆腐差远了”。

上述之言构成了两组对比,面对着最臭的“气死”,洋人和我构成了对比;另外,作者还将“气死”与臭豆腐进行了对比。

行文到最后,文章直抒胸臆,一言以蔽之曰“甚矣,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遂而干净利落地结束了全文。

 

附:

 

五味

 

山西人真能吃醋!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有点菜,先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人喝了三调羹醋。邻座的客人直瞪眼。有一年我到太原去,快过春节了。别处过春节,都供应一点好酒,太原的油盐店却都贴出一个条子:“供应老陈醋,每户一斤。”这在山西人是大事。

山西人还爱吃酸菜,雁北尤甚。什么都拿来酸,除了萝卜白菜,还包括杨树叶子,榆树钱儿。有人来给姑娘说亲,当妈的先问,那家有几口酸菜缸。酸菜缸多,说明家底子厚。

辽宁人爱吃酸菜白肉火锅。

北京人吃羊肉酸菜汤下杂面。

福建人、广西人爱吃酸笋。我和贾平凹在南宁,不爱吃招待所的饭,到外面瞎吃。平凹一进门,就叫:“老友面!”“老友面”者,酸笋肉丝氽汤下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做:“老友”。

傣族人也爱吃酸。酸笋炖鸡是名菜。

延庆山里夏天爱吃酸饭。把好好的饭焐酸了,用井拔凉水一和,呼呼地就下去了三碗。

都说苏州菜甜,其实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

四川夹沙肉用大片肥猪肉夹了洗沙蒸,广西芋头扣肉用大片肥猪肉夹芋泥蒸,都极甜,很好吃,但我最多只能吃两片。

广东人爱吃甜食。昆明金碧路有一家广东人开的甜品店,卖芝麻糊、绿豆沙,广东同学趋之若鹜。“番薯糖水”即用白薯切块熬的汤,这有什么好喝的呢?广东同学曰:“好!”

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糖难得。我家曾有老保姆,正定乡下人,六十多岁了。她还有个婆婆,八十几了。她有一次要回乡探亲,临行称了两斤白糖,说她的婆婆就爱喝个白糖水。

北京人很保守,过去不知苦瓜为何物,近年有人学会吃了。菜农也有种的了。农贸市场上有很好的苦瓜卖,属于“细菜”,价颇昂。

北京人过去不吃蕹菜,不吃木耳菜,近年也有人爱吃了。

北京人在口味上开放了!

北京人过去就知道吃大白菜。由此可见,大白菜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

北方人初春吃苣荬菜。苣荬菜分甜荬、苦荬,苦荬相当的苦。

有一个贵州的年轻女演员上我们剧团学戏,她的妈妈不远迢迢给她寄来一包东西,是“择耳根”,或名“则尔根”,即鱼腥草。她让我尝了几根。这是什么东西?苦,倒不要紧,它有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招架不了!

剧团有一干部,是写字幕的,有时也管杂务。此人是个吃辣的专家。他每天中午饭不吃菜,吃辣椒下饭。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各种辣椒,他都千方百计地弄来吃,剧团到上海演出,他帮助搞伙食,这下好,不会缺辣椒吃。原以为上海辣椒不好买,他下车第二天就找到一家专卖各种辣椒的铺子。上海人有一些是能吃辣的。

我的吃辣是在昆明练出来的,曾跟几个贵州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在火上烧烧,蘸盐水下酒。平生所吃辣椒之多矣,什么朝天椒、野山椒,都不在话下。我吃过最辣的辣椒是在越南。一九四七年,由越南转道往上海,在海防街头吃牛肉粉,牛肉极嫩,汤极鲜,辣椒极辣,一碗汤粉,放三四丝辣椒就辣得不行。这种辣椒的颜色是橘黄色的。在川北,听说有一种辣椒本身不能吃,用一根线吊在灶上,汤做得了,把辣椒在汤里涮涮,就辣得不得了。云南佧佤族有一种辣椒,叫“涮涮辣”,与川北吊在灶上的辣椒大概不相上下。

四川不能说是最能吃辣的省份,川菜的特点是辣且麻,——搁很多花椒。四川的小面馆的墙壁上黑漆大书三个字:麻辣烫。麻婆豆腐、干煸牛肉丝、棒棒鸡;不放花椒不行。花椒得是川椒,捣碎,菜做好了,最后再放。

周作人说他的家乡整年吃咸极了的咸菜和咸极了的咸鱼,浙东人确实吃得很咸。有个同学,是台州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掰开包子就往里倒酱油。口味的咸淡和地域是有关系的。北京人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大体不错。河北,东北人口重,福建菜多很淡。但这与个人的性格习惯也有关。湖北菜并不咸,但闻一多先生却嫌云南蒙自的菜太淡。

中国人过去对吃盐很讲究,如桃花盐、水晶盐,“吴盐胜雪”,现在则全国都吃再制精盐。只有四川人腌咸菜还坚持用自贡产的井盐。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国家的人爱吃臭。

过去上海、南京、汉口都卖油炸臭豆腐干。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因为一个大人物年轻时常吃而出名。这位大人物后来还去吃过,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文化大革命中火宫殿的影壁上就出现了两行大字:

最高指示:

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我们一个同志到南京出差,他的爱人是南京人,嘱咐他带一点臭豆腐干回来。他千方百计,居然办到了。带到火车上,引起一车厢的人强烈抗议。

除豆腐干外,面筋、百叶(千张)皆可臭。蔬菜里的莴苣、冬瓜、豇豆皆可臭。冬笋的老根咬不动,切下来随手就扔进臭坛子里。——我们那里很多人家都有个臭坛子,一坛子“臭卤”。腌芥菜挤下的汁放几天即成“臭卤”。臭物中最特殊的是臭苋菜杆。苋菜长老了,主茎可粗如拇指,高三四尺,截成二寸许小段,入臭坛。臭熟后,外皮是硬的,里面的芯成果冻状。噙住一头,一吸,芯肉即入口中。这是佐粥的无上妙品。我们那里叫做“苋菜秸子”,湖南人谓之“苋菜咕”,因为吸起来“咕”的一声。

北京人说的臭豆腐指臭豆腐乳。过去是小贩沿街叫卖的:

“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臭豆腐就贴饼子,熬一锅虾米皮白菜汤,好饭!现在王致和的臭豆腐用很大的玻璃方瓶装,很不方便,一瓶一百块,得很长时间才能吃完,而且卖得很贵,成了奢侈品。我很希望这种包装能改进,一器装五块足矣。

我在美国吃过最臭的“气死”(干酪),洋人多闻之掩鼻,对我说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比臭豆腐差远了。

甚矣,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

载一九九年第四期《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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