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波君《亦雅亦俗汪曾祺》看衬托手法

从黄波君《亦雅亦俗汪曾祺》看衬托手法

拿起黄波君的《亦俗亦雅汪曾祺》，心里遂荡漾着一股亲切感和幸福感，我似乎感到一股浓浓的暖意扑面而来，就像冬日里沐浴了橘红色、恬静柔和的阳光一样。

读完文章，方知题目之妙，它起了提纲之用，只是文章内容涉“雅”者少，涉“俗”者多，甚至可以说虚写了汪曾祺之“大雅”，而实写了其“大俗”也。

汪曾祺者，堪称中国传统文化这座高山上长出来的一棵大树，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那么对于其人其事，该如何写起为妙呢，本文选取的角度，乃是从“芥豆之微”——汪曾祺的两本小书入笔的。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汪氏的小说集和散文集，在黄波君家里均有购藏，那么为什么还要再买呢，不言而喻，“实在是这两本小书装帧精致，开本小巧，也便于把玩”，就是喜欢嘛；尤其如黄波君所言“这次在开始回暖的阳光下”，此言实在于我心有戚戚焉，估计黄波君在拿到汪曾祺的两本书时，也有冬日里沐浴了橘红色、恬静柔和的阳光的感觉吧；而“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随便翻翻”这句话呢，则实在是品透了汪氏之人品文风啊；尤其是，黄波君竟然能记得“汪先生的诞辰（3月5日）就要到了”，就更表明了他是汪曾祺的铁杆粉丝了。

黄波君说自己“不懂文学”，这当然是文人的谦虚了，一个“不懂文学”的人，怎么能对汪曾祺的内涵把握得如此准确到位呢，过谦了，黄波君。

随后，黄波君又说“当代作家作品寓目者极少，而汪曾祺是这极少数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这从表面来看，是借这“极少数”提升汪曾祺，倘若细细品味，其实不也是借汪曾祺暗暗提升自己么，这个黄波君，刁得很，这里均使用了正衬手法啊。

可是，喜欢总有喜欢的理由吧，是“喜欢其文字的清和雅”呢，还是“喜欢他于文字中透露的那种仿佛不经意的淡淡的情致”呢，黄波君均否定了这些，于是这些被否定者，就属于虚写内容了；他这回重读汪曾祺作品，不是其“专攻所在”，而是其“创作余事”，作者对这些问题若有所悟，于是就确定了本文的写作方向“创作余事”，这是本文要实写的内容了。

一．创作余事之“吃”

在文中，作者准确把握了汪曾祺谈吃的特色，“一点儿也不气派”，都是些“家常物什”，汪曾祺说他到海南岛去，东道主送了他好些鱼翅，竟然都放在那里一直没有动，因为不知道怎么做；他不喜“大菜”，只好“小菜”。

谈菜至此，作者说“这本系文人故习，犹如作诗不能露出富贵气一样”，就将汪氏之谈吃，一下子拉回到其为文上去了，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啊。

另外，作文之人最善于对比映衬，这里黄波君如果只是正面谈汪曾祺，是很难玩出花样的，于是他就拉了个“陪衬人”袁枚。

袁枚者，何许人也，此公乃是清代诗人，美食家，尤好谈吃，著有一本《随园食单》。

前边不是说汪曾祺到海南岛去，人家送了他好些鱼翅，他竟然放在那里一直没有动么，因为他不喜“大菜”，只好“小菜”，不知道怎么做，于是，就把“鱼翅”轻轻抛在了一边。

而这个袁枚呢，曾在一封书信中讥讽挖苦“燕窝、海参”为“虚名之士”，然而问题是，他没能把文人的自命风雅和清高习性，拿捏准确，于是就有些矫饰可憎了，是啊，满脸的儇薄骨，一身的乞丐相，时不时去攀附豪门，俯仰贵人，讨口残羹冷炙的秋风客，怎会一心把那张馋嘴放在家常小菜上呢，这实在有些拿糖作醋，故作姿态啊。

而汪曾祺呢，对小菜是真喜欢，真明白，他从选料收拾到调配下厨，都不假手外人，他享受的不仅是食之味，更是食之趣，随后又通过那些淡淡的文字，把这种趣味传递给读者，接着作者又列举了汪曾祺的拌萝卜丝和黄瓜皮两样“小菜”，做的写的都酸甜鲜美，咸淡适度，脆嫩异常，清爽可口，而我们看的则是“望之减三分暑，啖之添三分凉”，舌底生津，满口清香啊。

如此，将以袁枚映衬了汪曾祺，显出了二人之高下、雅俗和真假。

二．创作余事之“作画”

先正面描述了汪曾祺作画“无师法”，只是“瞎抹”，是真正的“写意”，略有构思，“便信手挥洒，不过事经营，不刻意求工，逸笔草草，以抒其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入画的对象，乃是“大蒜，红萝卜，扁豆花，盘中的一尾鱼”，完全的生活化，彻底的平民化。

接着介入齐白石的画“间有乡野小品”，而“汪曾祺则是大规模地以日常物事入画”，这样就以齐白石的画风陪衬了汪曾祺的画风。

三．创作余事之文与人的风格

汪曾祺先生认为“做菜的乐趣第一是买菜，我做菜都是自己去买的。……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市。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于是，就从买菜和做菜展示出其为文做人的风格，乃是“汪曾祺雅，但他更是俗的”，因为他对世俗生活的热爱是装不出来的，从而否定了“不喜欢汪曾祺的人讥讽他像遗老”。

随后，作者说“汪曾祺让我想起两个古代文人”，于是，作者岔开笔墨，遥接了千年之外的两位古代文人。

这里，作者展示了陶渊明和苏东坡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然后，淡淡一笔“陶、苏的风雅自不消说得”，就将这些“风雅”内容一笔带过，然后主谈其“俗”，并列举了两个事例，描述他们与世俗的亲近是真诚的，而汪曾祺正是继承了陶渊明和苏东坡的余韵，这样，就以陶、苏之俗正衬了汪曾祺之俗。

行文至此，我想起汪曾祺的《老舍先生》来了。

在《老舍先生》这篇文章中，汪先生介绍了与老舍先生交往之人：“叶浅予曾用白描为老舍先生画像”，“老舍先生极其爱重齐白石，谈起来时总是充满感情。我所知道的一点白石老人的逸事，大都是从老舍先生那里听来的”，“有一次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

《陋室铭》有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用于老舍先生之交往，并见其品位之高雅、人格之高贵。

这里使用的均是以人衬人的映衬手法啊。

文近尾声，黄波君笔端一抖，岔开主笔，淡淡地涉入了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抒情节制”，展示了他不刻画大奸大恶，不以污秽入文，其矜持颇近于传统美学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典型的士大夫的审美趣味，是一个世俗化、平民化的汪曾祺，这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很好的传统。

最后，作者提出了当如何将这样的传统保持下去，不致消失呢。

总之，这篇文章不谈汪曾祺的文事，而只谈了他三方面的“创作余事”。

谈“吃”时，以袁枚之假清高映衬了汪曾祺之“真喜欢”；谈“作画”时，以齐白石的画风陪衬了汪曾祺的画风；谈文与人的风格时，用陶渊明和苏东坡托举了汪曾祺，用二人之俗映衬了汪曾祺之俗。

于是就想，倘若用于教学的话，黄波君此文完全可与汪曾祺的《老舍先生》并列一起，堪称衬托手法的佳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