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条分缕析、井然有序地回顾了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创作教学、文物研究和生活情况。
文章以纪实说明为主,兼具议论抒情,塑造了沈从文先生勤恳严谨、热心无私、低调谦和、颇具情趣的人物形象。
尤其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中所描述的沈从文先生关于创作教学的理论和做法,为初学写作者指明了一条写作之路,实在值得我们好好深思与借鉴啊。
二
闲话少叙,且来鉴赏这篇文章。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开篇即言“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其中“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
这段文字既回扣了题目,也交代了沈先生的职业类别(是个“教语文的”)。
随之,作者承上综述道“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
接着,又详细介绍了“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分段)……是必修课”。
而“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至于“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也是学生自己说了算。
这就展示了“西南联大”那宽松民主的教学环境,既给了学生以自主,也给了老师以相当的压力。
是啊,有人上课济济一堂,座无虚席,有人上课则“门前冷落鞍马稀”,扔块石头都打不着人,这就让贤者很尊贵,让庸者很落魄,想想都不寒而栗啊。
“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甚至世界教育史上,光芒万丈,力透千古,群星闪烁,人才辈出,堪称璀璨的明珠,估计这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吧。
然而,宽松归宽松,尺度还是有的,那就是“要凑够一定的学分(这叫“学分制”)”,如果说“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那不行”,正如汪先生所言“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
这就展示了“西南联大”那既自由民主、也宽严有度的体制。
闲话少叙,书接上文。
且说沈从文先生开了三门课,而汪曾祺先生“都选了”,这就展示了他对沈先生的敬仰崇拜,也从侧面映衬了沈从文先生之家学深厚,学问非凡;另外,估计也不乏其人品的感召力和二人的师生情谊吧。
二
随后,作者提出了“创作能不能教”这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
既然是争论,那当然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能教,一种是不能教。
第一,“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
作者举例道“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对此,作者直抒胸臆道“这话有道理”。
接着,又举例说“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而“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
这就有理有据地证明了“创作不能教”这一观点。
第二,作者文笔转而言道,“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因为“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
于是,作者进一步阐释道“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这就深入探索了创作教学这一问题。
正如作者所言“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这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又言“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这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对此,作者旗帜鲜明,赫然言道“教创作靠‘讲’不成”。
接着,他列举了“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桔瓣式的……”,作者对此断然否定,直抒胸臆道“那是要误人子弟的”。
既然“创作靠‘讲’不成”,那应该怎么做呢。
作者随之立起了自己的观点,“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
接着又举例佐证道“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就“很能说明问题”。
另外,即使“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要“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如果“教授先讲一套,放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这就使用对比手法,既肯定了沈先生的做法,也表明了汪曾祺先生的独到见解,这应该是他们师生二人对创作教学的贡献吧。
三
那么,沈从文先生是如何进行创作教学的呢?
作者回顾了沈先生的系列做法,可为创作教学之借鉴与警示也。
①.作者首先说“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是的,这就是“吾手写吾口”,这就给了学生的写作以极大的自主权。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沈从文先生早在“西南联大”时期,就已经这么做了,可谓先驱者也。
闲话少叙,且谈教学。
沈从文先生“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只是“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
作者虚笔回顾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题目如此具体,于是就“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收效如此显著,就表明了沈先生的做法是对的。
接着,又虚笔回顾道“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表明他出的题目也非常具体。
那么,“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呢,因为“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这就以比喻手法阐释了这一问题。
对此,作者直抒胸臆,顺势肯定了沈先生的做法“我觉得先作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
随后,作者又批评了一种写作现象,“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这就让意气干云、好高骛远者与脚踏实地、具体本分者构成了鲜明对比,就从反面肯定并映衬了沈先生的做法。
②.作者评价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这不是对他的否定,而恰恰是一种肯定,因为他的讲课,“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这就表明他的讲课“是经过一番思考的”,“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是不拘泥古板,不照本宣科的。
是的,尽管“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从来不说阿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
因为这些大师的东西毕竟是外来的,离学生实际很远,沈先生即使用,也要“凭自己的直觉说话”,这就贴近了学生,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了“洋为中用”。
沈先生的讲课特点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
是啊,言辞温婉,玉韫珠藏,毫无炫耀,绝不张扬,从讲课上,就可洞见其谦抑低调的人品。
当然了,沈先生讲课也有硬伤,那就是“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
这是个现实问题,“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因为“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这让我想起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他认为一部作品好比“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是1/8,而有7/8是在水面之下,写作只需表现“水面上”的部分,要让读者自己去理解“水面下”的部分。
沈先生的讲课也像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他所讲的就是“水面上”的部分,而“水面下”的部分,就得靠学生自己去会意领悟,去延伸解读,如果将那些“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领悟透彻,你就会“受益匪浅”,“终生受用”也。
③.沈先生如此才学非凡,但是他“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因为“我这人从来不记笔记”,这就展示了作者的满腹遗憾。
随后,作者虚笔插叙道“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现已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
作者又调侃言道“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这就让我想起了汪先生在《闻一多先生上课》里所描述的“闻先生点燃烟斗,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
我似见汪曾祺先生那面色含笑、嫚语调谑的神情。
这段插叙文字,可谓“行于所当行”,就展示了其文笔之散也。
接着,作者又话接上文道“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读文至此,我仿佛再次看到了作者那自怨自艾、懊悔莫及的神情。
④.尽管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但是他“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还“记得一点”,那就“是关于人物对话的”。
随之,作者虚笔追忆道“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
沈先生对此不以为然,委婉批评道“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从此,我知道了“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这些沈先生关于人物对话的教学,让作者受益匪浅。
⑤.关于人物刻画,沈先生认为“要贴到人物来写”,作者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随后,作者将“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翻解出下面几层意思。
第一,“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第二,“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第三,“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对此,作者直抒胸臆,肯定了“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这让我想起了《红楼梦》。
一部《红楼梦》,语言方面尤为典范,大观园女儿们有她们的语言,贾琏薛蟠们有他们的语言,贾政和他身边的秋风客们亦有他们的语言。
不仅人物语言符合人物身份,就连叙事语言和环境描写,就连他们屋子里的空气、氛围和装饰都符合人物身份,可谓合契之极也。
然而,纵观我们身边有些人的文章,他们借助词典,把语言涂抹得明媚靓丽,花枝招展,花里胡哨,顾影自怜,美如芭比娃娃,然而唯独缺少个性,而没有个性的语言,就没有生命力,就是矫饰虚假也。
⑥.沈先生教写作,不仅教理论,他“写的比说的多”。
作者说“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
又说“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这就展示了作者的赞赏之情,随后他又顺着“文笔讲究”一言,进一步评点道“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就再次从侧面肯定了沈先生。
接着,作者漫含遗憾道“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废邮存底》者 ,是沈从文、萧乾编辑杂志和报纸副刊时写给作者、读者的短简,是二人的书信体文论集,由巴金编辑成集。
这就使用对比手法,展示了这些读后感的宝贵价值也。
⑦.随后,作者又说“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
此言也,既介绍了沈先生的做法,也承上启下,领起了下文也。
于是,作者虚笔追忆道“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而“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
如此一来,“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再看看“自己是怎样写的”,然后再进行“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
窃以为,这种创作教学法,绝对是行之有效的,值得我们借鉴。
然而,沈先生这种做法,就要求教学者们既要阅读面广阔,还要费心耗力,于是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行文至此,作者总括言道“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
因为汪曾祺先生不是创作教学者,所以他进一步说道“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最后又倡议道“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四
沈先生不仅是一位创作教学者,还是一个慧眼识珠者、热心荐稿人。
对于“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他“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也是个很大的诱惑。
多年来,他“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
随后,作者漫含感激地说“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
对此,作者算了一笔账说“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可见其轻财仗义,慷慨不吝也。
然而,“抗战时期,百物昂贵”,沈先生“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不得不打点小算盘,邮寄稿件时,“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
是啊,这就是沈先生,既热心,又精细,既大处着眼,又小处着手也。
五
沈先生教书,为了让“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
例如,“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
于是,“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此言也,就承接上文,既展示了沈先生热心热忱,又亲力亲为,躬自为之。
对此,作者肯定道“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
对此,沈先生的自我评价是“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作者也综合肯定了“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这里的“文物的著作”者,就遥呼了下文沈先生“搞文物研究”一节文字。
六
接着,作者又对比言道“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此言也,就起了承上启下之用也。
当时,“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沈先生“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只有每星期上课时,才“进城住两天”。
于是,只要“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那些“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这就展示了沈先生不仅好客,且极具人格魅力也。
随后,文章描述了沈先生和他的书。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做“藏书家”,他很热心,因为“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
联大文学院的很多同学都有沈先生的书,至于“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这就展示了他的无私。
接着,作者又描述了到联大“复员”时,有些同学还带着沈先生的书,于是,这些书就随之漂流到四面八方了,这里就使用拟人和比拟手法也。
特别是,沈先生不仅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真可谓“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而“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于是,“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
对此,作者亦直抒胸臆,冷静中肯地评价道“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
为了增强文章的趣味性,作者描述了他读这些书时所见到的一些小细节。
他首先综合描述了“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接着又具体描述了“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而“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
这就触动了作者的好奇心,他说“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这里使用了留白手法,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也。
看来,作者是真正认真读了沈先生的好多书啊。
七
沈先生是一个观念正统之人,他爱读书,爱工作,但是“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地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
作者举例道“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而“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于是,“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
作者随后虚笔追述道“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了,估计他弄明白了这些游戏既耗费时间,也不健康,易使人堕落,于是他就戒了。
那么,“沈先生的娱乐”呢,作者说他“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
对此,作者异常内行地描述道“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
这就既展示了沈先生的书法素质,也展示了作者的书法鉴赏素质。
如此的行家里手,但是沈先生“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且自谦自抑道“我的字值三分钱”,这就展示了其为人之低调处世也。
不仅如此,“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可谓神恬意静,蔼然可亲,绝不自高自大,自负自恋,头脑膨胀,志得意满。
只是,“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
所谓物以稀为贵也,这里也漫含了人生哲理。
八
接着,作者又说“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此言也,就承上启下,领起了下文。
对于沈先生之“搞文物研究”,“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其实“熟悉沈先生的历史的人,觉得并不奇怪”。
因为“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随后由面及点地进一步介绍了“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
不仅如此,作者认为“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
这就决定了沈先生的考古研究不简单古板,干巴枯燥,憔悴木讷,而是由物及人,是充满了鲜活灵动、洋溢着温煦之气、漫含着精气神的人学。
于是,作者“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这就了展示了作者的欣赏之情,也起了映衬之用也。
不仅如此,作者还在沈先生八十岁生日时,为他写过一首诗,中有一联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其中“玩物”者,乃是指他所从事的文物研究,而“著书”者,则泛指其创作与教学,这就综合肯定了其人生业绩也。
最后,作者又一次由面及点地列举了沈先生所搞的两种“文物研究”。
第一,“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
第二,他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桃花布,摆得一屋子,这些挑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确实很美,来看的人很多,于是,沈先生很快乐。
九
作者又言“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此言也,就再次起了承上启下、领起下文之用也。
随后,作者概述了他“谈天的范围很广”,而“风景和人物”是“谈得较多的”。
①.“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其中“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是风景,而“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人物,那么,为什么这里只有一户人家呢,这就使用了留白手法,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也。
②.“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哦,养二十只猫,是为情趣呢,还是寂寞,家里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这就留下了想象空间也。
③.他“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这些信对于这位先生无疑是重要的,那么信是什么内容呢,这就再次留下了想象空间也。
④.作者又描述了“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赞美道“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这就使用了示现手法,展示了徐志摩边吃边讲课的情景,给人以如闻如见之感也。
⑤.他还“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展示了其敬业之心。
⑥.他还“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展示了其高雅情趣。
⑦.而“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并列举了金先生的两件趣事。
第一,“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与鸡为伴,人鸡同食,实为鲜见,可谓真性情也。
第二,“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
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率性由情,天真未凿,这就展示了金先生充满了童趣和情趣也。
行文至此,作者综述了“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那就是“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就使用了直抒胸臆手法也。
这一节文字中,作者描述了好多趣人趣事,就以“这些人的气质”正衬了“沈先生的气质”,《战国策》有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信夫。
接着,作者又引用了陶渊明《移居》的诗句“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此言也,意思是说,听说南村这个地方有很多心地质朴的人,诗人很乐意天天同他们相处在一起,这就再次使用了以人衬人的映衬手法也。
最后,作者说“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遂总括了上文,结束了这一节文字。
另外,从结构来看,这里使用了总分总的方式也。
十
在文林街文林堂旁边的金鸡巷,住着几个联大同学,“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就曾来谈过“小说和戏剧”。
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
行文至此,作者插叙道,尽管“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这就涵盖了从严肃文学到武侠小说,展示了其阅读面之广袤也。
“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而“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金先生之举说明了什么,是不做作,不雕琢,是一尘不染,澄然以清,是不声嘶力竭,不附庸风雅,不逢场作戏,不故作学问高深状也。
随后,作者又描述了一个情趣横生的场景。
金先生“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遂“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
是的,真潇洒不是装出来的,是雅得那么俗,又俗得那么雅,是拿得起,放得下,自得其乐,毫不掩饰也。
金先生年及不惑,尚怀童真,这就是真性情,这里就以细节描写刻画了金先生“是真名士自风流”也。
这一段文字,借沈先生而导入了老舍先生和金先生,貌似文笔之散,实则借此二人映衬了沈先生,亦是以人衬人也。
十一
尽管沈先生在事业上很严谨,但“在生活上极不讲究”。
作者虚笔追忆道“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
最奢侈的一次是在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仅仅“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而“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
作者最后追忆道“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呜呼,雁过长空,影沉秋水,光阴倏忽,逝者如斯。
作者此言,虽平淡如水,却气息怅然,余韵袅袅,给人以不尽之思也。
附: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分段)……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这叫“学分制”)。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
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桔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放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作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阿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我这人从来不记笔记)!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现已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沈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地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在这种地方,打扑克!”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
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的历史的人,觉得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我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他八十岁生日,我曾写过一首诗送给他,中有一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是记实。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这种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缅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进城就到处逛地摊,选买这种漆盒。他屋里装甜食点心、装文具邮票……的,都是这种盒子。有一次买得一个直径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抚摩,说:“这可以作一期《红黑》杂志的封面!”他买到的缅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数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从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桃花布,摆得一屋子,这间宿舍成了一个展览室。来看的人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乐。这些挑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确实很美。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我们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沈先生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1986.1.2.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