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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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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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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铁凝先生的散文《温暖孤独旅程》

读铁凝先生的散文《温暖孤独旅程》

 

铁凝先生的散文《温暖孤独旅程》者,开门见山即回顾了作者与汪曾祺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那是一个冬天里,作家们“在京西宾馆开会”,当时“好像是吃过饭出了餐厅”,我见“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们走来”,这就淡淡一笔,正面描写了汪曾祺先生那衣着素净、朴实无华的形象,于是“旁边有人告诉我,这便是汪曾祺老人”,这就让其名实相连也。

“当时我没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因为作者对于“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认识”,由此可见,作者并非故意怠慢老人,而是由敬佩之情生出的距离感,这就暗用一笔,正衬并托举了汪曾祺先生也。

然而,让作者万没想到的是,“这位灰衣老人却招呼了我”,只见“他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儿头发也不留呀?’”,同时“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

是的,作者没有主动问候老人,反而是汪曾祺先生放下身段,率先过来打招呼了,这就使用对比手法,同时亦使用了细节描写,展示了汪曾祺先生之亲切随和,平易近人,就像一位和蔼可亲的邻家大叔也。

如此一来,汪曾祺先生“这样的问话令我感到刚才我那顾忌的多余”,作者接着又描写道“我还发现汪曾祺的目光温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对于人类和生活的一些看法”,这就既描写了其形象之温和,又展示了其思想之深邃,可谓一箭双雕也。

是的,交往是清浅的,而认识却是温暖的,这就正面描写了作者与汪曾祺先生的第一次交往也。

又过了不久,作者“有机会去了一趟位于坝上草原的河北沽源县”。

“去那里本是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学活动,但是鼓动着我对沽源发生兴趣的却是汪曾祺的一段经历”。

此言也,乃是一个偏正复句,其语义重音落在后一句上,这就使用了对比衬托手法,刻意强调了作者对于汪曾祺先生在沽源的那段生活经历的兴趣。

正如作者所言,汪曾祺先生“曾经被下放到这个县劳动过,在一个马铃薯研究站。他在这个研究马铃薯的机构,除却日复一日的劳动,还施展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描述各式各样的马铃薯图谱——画土豆”。

是的,面对命运的不公,“汪曾祺从未在什么文字里对那儿的生活有过大声疾呼的控诉,他只是自嘲的描写过,他如何从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到达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描绘着它们,又吃着它们,他还在文中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

是的,汪曾祺先生心中那份孤独寂寞无人诉说,只有靠画马铃薯来排解内心痛苦,然而这里没有逆境的叹息,没有悲伤的呻吟,只有遇挫不折,遇悲不伤,旷达闲远,悠然豁然,随性随缘,道德提升,这的何等坦然、超然、通透的胸襟啊。

于是,我想起了苏轼在《自提金山画像》中谈及自己抑郁潦倒、屡遭贬黜的经历时,戏言人生,轻松洒脱,妙语如珠,乐乐呵呵——“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二人虽遥隔近千年,其心胸境界却是多么的惊似啊。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

作者继续描述道“我去沽源县是个夏天,走在虽然凉快,但略显光秃的县城街道上,我想象着当冬日来临,塞外蛮横的风雪是如何肆虐这里的居民,而汪曾祺又是怎样捱过他的时光”。

这里就以夏衬冬,并使用了想象手法,虚笔描写了汪曾祺先生身处狂风肆虐的塞外,形单影只,茕茕独行,一如一叶孤舟无助地飘荡在横无际涯的风浪之中。

“我甚至向当地文学青年打听了有没有一个叫马铃薯研究站的地方”,然而“他们茫然地摇着头”,这就侧面展示了汪曾祺先生在现实生活中之不为人识,这更是怎样一种超越时空的落寞孤独啊。

于是,作者感叹道“马铃薯和文学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接着又直抒胸臆,高度评价了汪曾祺先生是“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他对生活该有怎样的耐心和爱啊。

这就再次使用虚笔,描述了作者与汪曾祺先生的第二次交流,这是思想的交流,情感的融合,心灵的感应也,侧面展示了汪曾祺先生的旷世孤独和对生活的耐心和热爱。

1989年春天,作者的小说《玫瑰门》讨论会在京召开,在这次活动中,“汪曾祺是被邀请的老作家之一”。

“会上谌容告诉我,上午八点半开会,汪曾祺六点钟就起床收拾整齐,等待作协的车来接了”,这就侧面描写了汪曾祺先生之勤谨敬业,踏实认真,忠于职守,不端架子也。

“在这个会上他对《玫瑰门》谈了许多真实而细致的意见,没有应付,也不是无端的说好”。

是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实事求是,具体实在,发自肺腑,真情流泻,绝无虚情假意,敷衍应酬,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更无信马由缰,任意褒贬,拿腔作调,大而无当,这就正面描写了汪曾祺先生作为作家所恪守的职业操守也。

对于此,作者郑重而言“我不能用感激两个字来回报这些意见”,因为倘若如此,那就陷入流俗,流于肤浅了。

此时此刻,作者想起了“一位著名艺术家的一本回忆录”。

在回忆录里,这位艺术家写到“当老之将至时,他害怕变成两种老人,一种是俨然以师长面目出现,动不动就以教训青年为乐事的老人;另一种是唯恐被旁人称“老”,便没有名堂地奉迎青年,以证实自己青春常在的老人”,可见这位艺术家见过了多少次这两类人啊,遂而变得清醒睿智,借以自警也。

作者认为“汪曾祺不是上述两种老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容地‘东张西望’着,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爱的老头”,并颇具内涵地阐释道“这个老头,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寥、或热闹的时光,用自己诚实而温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满灵性的故事,抚慰着常常是焦躁不安的世界”。

此言也,就展示了汪曾祺先生安于寂寞、抚慰大众的思想状态,并以足够的深度、极具个性化的方式回报了汪曾祺先生。

这就再次使用虚笔,正面描写了作者与汪曾祺先生的第三次交流也。

作者文笔一转,回思道“我常想,汪曾祺在沽源创造出的‘热闹’日子,是为了排遣孤独,还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是他觉得世界更需要人去抚慰呢”。

是啊,汪曾祺先生在沽源的日子是孤独的,而他却用文笔创造了“热闹”,此举当然是为了排遣孤独,聊以自慰了,但他觉得世界更需要人去抚慰,这就展示了其胸怀阔达,心底无私,心系他人也。

作者又说“前不久读到他为一个年轻人的小说集所作的序,序中他借着评价那年轻人的小说道出了一句‘人是孤儿’”。

对于此,作者深入叹息道“我相信他是多么不乐意人是孤儿啊”,这就展示了汪曾祺先生多么希望这个世界是古道热肠,其乐融融,安乐与共,颠沛相扶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

随后,作者又描述了汪曾祺先生所记述的他在沽源的另一件事。

“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京与家人做短暂的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份鲜美无比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对于此,作者思忖道“一位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的孤独,从塞外寒冷的黄风中快乐地朝着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

这里就使用反问手法,否定了这种凡人的肤浅,并导出了作者所“不断地相信”的,“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吧?用文学,或者用蘑菇”。

这就使用直抒胸臆手法,深刻揭示了汪曾祺先生心灵深处的孤独感,以及那种推己及人地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去抚慰,就如同孤儿需要更多的爱与关怀一样,遂而愿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世人的博大胸襟。

这就揭示了汪曾祺先生深刻的思想内涵,并升华了文章主旨也。

总之,纵观全文,作者虚笔回顾了自己与汪曾祺先生的几次交往,对于二人的交流也,文章多用正侧面描写手法;另外,文章还使用了直抒胸臆手法、对比衬托手法和各类修辞手法。

可借此教学这些手法也。

 

附:

温暖孤独旅程

铁凝

 

有一个冬天,在京西宾馆开会,好像是吃过饭出了餐厅,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们走来。旁边有人告诉我,这便是汪曾祺老人。当时我没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认识。但这位灰衣老人却招呼了我。他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儿头发也不留呀?”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这样的问话令我感到刚才我那顾忌的多余。我还发现汪曾祺的目光温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对于人类和生活的一些看法。

不久以后,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位于坝上草原的河北沽源县。去那里本是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学活动,但是鼓动着我对沽源发生兴趣的却是汪曾祺的一段经历。他曾经被下放到这个县劳动过,在一个马铃薯研究站。他在这个研究马铃薯的机构,除却日复一日的劳动,还施展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描述各式各样的马铃薯图谱——画土豆。汪曾祺从未在什么文字里对那儿的生活有过大声疾呼的控诉,他只是自嘲的描写过,他如何从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到达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描绘着它们,又吃着它们,他还在文中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我去沽源县是个夏天,走在虽然凉快,但略显光秃的县城街道上,我想象着当冬日来临,塞外蛮横的风雪是如何肆虐这里的居民,而汪曾祺又是怎样捱过他的时光。我甚至向当地文学青年打听了有没有一个叫马铃薯研究站的地方,他们茫然地摇着头。马铃薯和文学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我却仍然体味着: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有耐心和爱。

1989年春天,我的小说《玫瑰门》讨论会在京召开,汪曾祺是被邀请的老作家之一。会上谌容告诉我,上午八点半开会,汪曾祺六点钟就起床收拾整齐,等待作协的车来接了。在这个会上他对《玫瑰门》谈了许多真实而细致的意见,没有应付,也不是无端的说好。在这里,我不能用感激两个字来回报这些意见,我只是不断地想起一位著名艺术家的一本回忆录。这位艺术家在回忆录里写到当老之将至时,他害怕变成两种老人,一种是俨然以师长面目出现,动不动就以教训青年为乐事的老人;另一种是唯恐被旁人称“老”,便没有名堂地奉迎青年,以证实自己青春常在的老人。汪曾祺不是上述两种老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容地“东张西望”着,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爱的老头。这个老头,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寥、或热闹的时光,用自己诚实而温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满灵性的故事,抚慰着常常是焦躁不安的世界。

我常想,汪曾祺在沽源创造出的“热闹”日子,是为了排遣孤独,还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是他觉得世界更需要人去抚慰呢?前不久读到他为一个年轻人的小说集所作的序,序中他借着评价那年轻人的小说道出了一句“人是孤儿”。

我相信他是多么不乐意人是孤儿啊。他在另一篇散文中记述了他在沽源的另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可能他还有一种独到的晾制方法)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京与家人做短暂的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份鲜美无比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于是我又常想,一位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的孤独,从塞外寒冷的黄风中快乐地朝着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

这使我不断地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吧?用文学,或者用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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