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张仲陶》

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张仲陶》

一

在散文系列中，有一种笔记体散文，这种文学体例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内容广泛，无所不包，古今中外，地北天南，事无巨细，都可纳入笔下。

第二，意到笔随，灵活自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受约束。

第三，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炉，可庄可谐，亦庄亦谐。

汪曾祺先生的《张仲陶》就属于笔记体散文之“杂闻琐记”也，这种散文体例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格式不拘，兴之所至，随手记录。

二

闲话少叙，且说《张仲陶》。

《张仲陶》者，开篇即引用了汪曾祺先生另一篇散文《故乡的食物》的文字——

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他很有学问，曾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他薄有田产，不治生业，整天在家研究易经，算卦。他算卦用蓍草。全城只有他一个人有用蓍草算卦。据说他有几卦算得极灵。有一家，丢了一只金戒指，怀疑是女用人偷了。这女用人蒙了冤枉，来求张先生算一卦。张先生算了，说戒指没有丢，在你们家炒米坛盖子上。一找，果然。我小时就不大相信，算卦怎么能算得这样准，怎么能算得出在炒米坛盖子上呢？不过他的这一卦说明了一件事，即我们那里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

行文开篇即如此大段引用，是很少见的文章现象，这就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笔记体散文之“意到笔随，灵活自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受约束”的特色也。

是的，“《故乡的食物》这几段主要是记炒米的”，汪曾祺先生之所以引用，“只是连带涉及张先生”也。

然而，作者对于这位张先生也，“所知道也大概只是这一些”，于是就又说道“但可补充一点材料”，这就承上启下，领起了下文也。

三

接着，作者上承《故乡的食物》里“他很有学问，曾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一言，描述了自己跟从张先生读《项羽本纪》的一段往事。

作者跟从张先生读《项羽本纪》也，“似在我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当时我“大概是虚岁十二岁即实足年龄十岁半的时候”。

随后，作者又虚笔描述了他跟从张先生读《项羽本纪》的原因，“大概是我父亲在和朋友‘吃早茶’”，因为他“听见张先生谈到《史记》如何如何好，《项羽本纪》写得怎样怎样生动”，于是“灵机一动，就把我领到张先生家去了”。

父亲之为儿子挑选业师也，那是绝不能敷衍塞责，马虎了事的，这就借此侧面展示了张先生之饱读诗书，胸藏锦绣，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于是，作者又进一步描述道“我们县里那时睥睨一世的名士，除经书外，读集部书的较多，读子史者少。张先生耽于读史，是少有的”，这就借那些“睥睨一世的名士”侧面映衬了张先生，展示了其特立独行之个性和与众不同之品味也。

最后，作者虚笔回顾了张先生传授自己《项羽本纪》的教学场景。

“他教我的时候，我的面前放一本《史记》，他面前也有一本，但他并不怎么看，只是微闭着眼睛，朗朗地背诵一段，给我讲一段”。

由此可见，张先生对于《项羽本纪》多么的烂熟于心啊，这就呼应了前面他对于《项羽本纪》的高度评价。

一部《史记》，被鲁迅誉颂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然而“除了一篇《项羽本纪》，我以后再也没有跟张先生学过什么”，这是为什么呢，就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也。

以愚之见，张先生可能是因为自己人生之蹉跎失意，遂而自譬自叹为项羽式的失败英雄也。

是的，张先生仅仅传授了我一篇《项羽本纪》，估计此时此刻，“他大概早就不记得曾经有过一个叫汪曾祺的学生了”。

因为“张先生原来身体就不好，很瘦，黑黑的，背微驼”，所以“他不会活到这时候的”，而如此病躯，就使得“除了朗读《史记》时外，他的语声是低哑的”。

由此推论，他朗读《史记》时呢，绝对是朗之吟之，如醉如痴也。

这就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同时也使用对比手法，展示了张先生对于《项羽本纪》之热爱执着，难以割舍也。

四

人生在世，姻缘之搭配，人生之布置，上苍自有安排，而有时却也乱点鸳鸯谱，就让人说不清，道不明，哭笑不得也。

你看，张先生隐居乡里，诸事不问，萧洒出尘，遗世独立，“薄有田产，不治生业，整天在家研究易经，算卦”，浑身氤氲着山林气息；而他的夫人呢，则是“一个微胖的强壮的妇人，看起来很能干，张家的那点薄薄的田产，都是由她经管的”。

呜呼，夫妻之间，高雅之于低俗，素淡之于荤腥，可谓对比鲜明也。

另外，张先生“还抽一点鸦片烟”，所以就“受夫人辖制”，这“是很自然的”，这让我“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也感觉得出来，张先生有些惧内”。

此情此景之下，说什么诗性的宽松，淡定的心境，超然物外的陶醉感和一无所为的轻松感，那是要付出人格尊严为代价的啊。

五

张先生就处在这种出世入世的尴尬难耐的交界线上。

他曾“请我父亲刻过一块图章”，这块图章质地很好，是“鱼脑冻，只是很小，高约四分，长方形”，于是，“我父亲给他刻了两个字，阳文：中陶”，这块图章“刻得很好”，因为“这两个字很好安排”。

这里就以图章之莹润如酥、弥足珍贵映衬了张先生之人品恬淡、性情逍遥也。

后来，他又“请我父亲刻了两方寿山石的图章，一刻阳文，一刻阴文，文曰 ：‘珠湖野人’、‘天涯浪迹’”。

是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里就以“我父亲”映衬了张先生也。

另外，玩图章者，能是浅陋愚妄，俗气熏炽，焚琴煮鹤，大煞风景之人也，如此一来，这也展示了张先生高雅不俗的一面。

然而，人食五谷杂粮，难逃七情六欲，人生在世，寂寞难耐，难以超脱，张先生最终还是跃跃欲试，准备入世了。

原来，“有人撺掇他出去闯闯，以卜卦为生”，所以他让我父亲刻了图章，那是“准备印在卦象释解上的”，只是“事情未果”而已，他只好“在家里糗着”。

是的，“最近几年，《易经》忽然在全世界走俏，研究的人日多”，人们研究的“角度多不相同”，哲学的、史学的、社会学的、数学的，不一而足。

当然了，“我于《易经》一无所知”，仅知道这是“一部占卜之书”，尤其是“我对张仲陶算的戒指在炒米坛盖子上那一卦表示怀疑”，甚至“觉得这是迷信”，此言也，就呼应了文首，形成了首尾照应也。

然而“现在想想，也许他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如果他把一生精研易学的心得写出来，包括他的那些卦例，会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只不过“写书，张仲陶大概想也没有想过”。

行文最后，作者再次借入了其小说《岁寒三友》的情景。

季匋民看了靳彝甫的祖父、父亲的画稿后，拍案叹曰“吾乡固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于蓬牖之中，声名不出于里巷，悲哉！悲哉”。

于是，作者亦对比而言道“张仲陶不也是这样的人么”。

是啊，出世固穷，入世亦难，说的就是张仲陶这样的雅士君子也。

附：

张仲陶

汪曾祺

《故乡的食物》有一段：

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他很有学问，曾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他薄有田产，不治生业，整天在家研究易经，算卦。他算卦用蓍草。全城只有他一个人有用蓍草算卦。据说他有几卦算得极灵。有一家，丢了一只金戒指，怀疑是女用人偷了。这女用人蒙了冤枉，来求张先生算一卦。张先生算了，说戒指没有丢，在你们家炒米坛盖子上。一找，果然。我小时就不大相信，算卦怎么能算得这样准，怎么能算得出在炒米坛盖子上呢？不过他的这一卦说明了一件事，即我们那里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

《故乡的食物》这几段主要是记炒米的，只是连带涉及张先生。我对张先生所知道也大概只是这一些。但可补充一点材料。

我从张先生读《项羽本纪》，似在我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算起来大概是虚岁十二岁即实足年龄十岁半的时候。我是怎么从张先生读这篇文章的呢？大概是我父亲在和朋友“吃早茶”（在茶馆里喝茶，吃干丝、点心）的时候，听见张先生谈到《史记》如何如何好，《项羽本纪》写得怎样怎样生动，忽然灵机一动，就把我领到张先生家去了。我们县里那时睥睨一世的名士，除经书外，读集部书的较多，读子史者少。张先生耽于读史，是少有的。他教我的时候，我的面前放一本《史记》，他面前也有一本，但他并不怎么看，只是微闭着眼睛，朗朗地背诵一段，给我讲一段。很奇怪，除了一篇《项羽本纪》，我以后再也没有跟张先生学过什么。他大概早就不记得曾经有过一个叫汪曾祺的学生了。张先生如果活着，大概有一百岁了，我都七十一了嘛！他不会活到这时候的。

张先生原来身体就不好，很瘦，黑黑的，背微驼，除了朗读《史记》时外，他的语声是低哑的。

他的夫人是一个微胖的强壮的妇人，看起来很能干，张家的那点薄薄的田产，都是由她经管的。张仲陶诸事不问，而且还抽一点鸦片烟，其受夫人辖制，是很自然的。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也感觉得出来，张先生有些惧内。

张先生请我父亲刻过一块图章。这块图章很好，鱼脑冻，只是很小，高约四分，长方形。我父亲给他刻了两个字，阳文：中陶。刻得很好。这两个字很好安排。他后来还请我父亲刻了两方寿山石的图章，一刻阳文，一刻阴文，文曰 ：“珠湖野人”、“天涯浪迹”。原来有人撺掇他出去闯闯，以卜卦为生，图章是准备印在卦象释解上的。事情未果，他并未出门浪迹，还是在家里糗（qiǔ）着。

最近几年，《易经》忽然在全世界走俏，研究的人日多，角度多不相同，有从哲学角度的，有从史学角度的，有从社会学角度的，有从数学角度的。我于《易经》一无所知，但我觉得这主要还是一部占卜之书。我对张仲陶算的戒指在炒米坛盖子上那一卦表示怀疑，是觉得这是迷信。现在想想，也许他是有道理的。如果他把一生精研易学的心得写出来，包括他的那些卦例，会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但是，写书，张仲陶大概想也没有想过。小说《岁寒三友》中季匋民在看了靳彝甫的祖父、父亲的画稿后，拍着画案说 ：“吾乡固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于蓬牖之中，声名不出于里巷，悲哉！悲哉！”张仲陶不也是这样的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