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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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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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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安忆先生的散文《风筝》

读王安忆先生的散文《风筝》

 

王安忆先生的散文《风筝》者,从浅层意义上来看,展示了“我”在母亲那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之下逐渐成长成熟起来,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小说梦;从深层意义上而言,则是展示了父母的关爱牵挂对儿女的影响,它将会永远贯穿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之中。

另外,以“风筝”为题,会使文章意蕴深长,耐人寻味;以“风筝”为线索,则会贯穿始终,使得文章脉络清晰,结构紧凑也。

闲话少叙,且来鉴赏这篇文章。

文章开篇即言道“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母亲”。

此言也,就让我想起了陆机《文赋》之言“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片言居要”者,即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总领句也,它位居文章之首,可概括全文内容,提示文章中心,对全文起着统摄总领和覆盖之用也。

而本文这个总领句呢,除此之外,还使用了对比正衬手法,且依次递进地展示了“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母亲”,乃是王冠上的明珠也。

随后,文章又使用了比喻和比拟手法,阐释了母亲对儿女的牵挂之情——“在她眼里,我们儿女全是还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这就形象展示了母爱的伟大,同时也暗示了后文中她对我的关爱牵挂。

文章主体部分列举了系列事例,具体描述了母亲的关爱牵挂。

第一,妈妈辅导我功课。

是的,“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因为“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

大家知道,王安忆先生的母亲茹志鹃者,乃是当代著名女作家也,作为一名作家,她竟然“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这是为什么,是痛感文学道路之艰难坎坷,还是遭遇了政治上的棘手尴尬,不得而知,这就使用了留白手法,为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也。

随后,文章具体描述了“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一件事。

按照教学惯例,“老师只要我们知道一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而妈妈非要问我“一丈等于多少米”不可,当我提出不同意见时,她就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一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

面对如此心思缜密的妈妈,作者愤愤然地想“妈妈的逻辑永远是对的”,然而问题是“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我气得“只能跳脚了”。

“跳脚”者,就展示了作者当时的反叛,也暗写了母亲的管束,同时在结构上就呼应了后文也。

第二,妈妈管制我读书。

是的,因为妈妈是一名女作家,正如作者所言“她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是她并不辅导我语文,而是“只管制我读书”。

“管制”者,估计这是作者自觉拿捏得相当准确的一个词语也,其中暗含了母亲多少的特别手段,浸透了作者多少的反叛情绪,当然也展示了母女之间多少腾挪跌宕、进退趋避、攻守转换、见招拆招的暗中较劲啊。

多少年之后,再回首反思,这是何必呢,又有何用呢,可是当时谁也解不透,难以跳出藩篱,就那么一板正经、郑重其事地去做。

于是,作者具体讲述了母亲“管制我读书”的事情。

“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时,估计茹妈妈准是看多了《金瓶梅》的缘故,于是顺理成章地借用了清洁本之“以下省去了多少多少字”的招数,天才般地“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殊不知,茹先生此举也,像是挠了人的痒痒肉一般,“反弄得我好奇得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

这里就使用了细节描写,刻画了茹妈妈那不同凡响、别出心裁的母爱。

呜呼,茹妈妈,晚生这厢有礼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别致无二的大手笔,会引起这位小学四年级女生多少浮想联翩啊。

第三,妈妈严格指导我修正文章。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

“终于离开了家”者,意味深长啊,就暗含了作者得以离开了母亲的管控、终于长松一口气的感觉也。

当然了,虽然“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

此言也,就以风筝和线比喻了母亲与儿女的关系,既展示了母亲对我们疾言厉色的管束之责和她对我们依依不舍的牵挂之情,也浸含了我们急欲挣脱母亲手掌的渴望,且“风筝”者,第一次回扣了题目也。

叙述在展开着,行文在延伸着。

“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文字平平淡淡,最是锦心绣肠,这字里行间无不浸透了母亲的依依牵挂也。

特别是,当“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等等”时,妈妈便告诉我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个散文”。

为什么“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便是个“散文的意念”,便“可以写一个散文”呢,这就展示了茹志鹃先生那捕捉写作信息的敏锐目光,她已经进入了写作之化境也。

对于此,作者又深入探讨道“想来母亲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这就既呼应了前文,也展示了母亲对于女儿的观念改变。

母亲的改变,“倒真让我心下一动”,于是“之后不久,闲来无事,我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竟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正所谓“无意插柳柳成荫”啊,想从前,母亲为了让女儿“搞理工科”,可谓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如今观念一改变,竟有如此意外收获。

人世间的事情啊,就这么让人难以琢磨,由此可见,父母对于儿女的管束也,最好的做法就是适当放手,顺其自然。

从此以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了,每当我写好“一篇东西”,“必须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此时此刻,“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这就从写作角度展示了妈妈那严格的母爱。

在文章修改上,“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母女间的方凿圆枘,格格不入,常让我在“讲不清楚”时,“又只好跳脚了”。

“跳脚”者,再次展示了母爱的“霸道”和女儿的“叛逆”,同时也呼应了上文也。

第四,妈妈对我写作的明智放手。

后来,我就“去了北京讲习所”,然而“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她手里”。

此言也,再次比喻了母亲对我的管束,且第二次回扣了题目,其具体表现是“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

好在,妈妈对我的管束与先前相比有所改变,那就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

在文学道路上,女儿在飞速进步着,急遽上升着,“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如此一来,就让“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

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啊,茹志鹃先生曾经是一代著名作家,但是面对着女儿的突飞猛进,一日千里,颇有些苍白无力,心余力绌了,她几乎被女儿“拍在了沙滩上”,如此一来,二者之间就构成了鲜明对比也。

于是,“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任尔前行了,任由翻飞了。

是的,作家之所以让人敬重,是因为她是明智的,面对女儿的狂飙前行,妈妈终于做到了放手,“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

面对妈妈的蓦然松绑,我虽不至于手舞足蹈,欣然若狂,毕竟也应该颔首微笑,心情雀跃吧。

但是,当我接到这封信时,“忽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此时此刻,正如作者所言,它“抑或能飞上天,抑或会一头栽下来”,但是“不论怎样,对风筝线,它无须再有什么怨言了”。

于是,这里第三次使用了风筝和线的比喻手法也,同时也借此展示了面对母亲的放手,自己受“定势心理”的影响,一时间竟有些手足无措,一筹莫展。

于是,就想起了马戏团里那被绳子拴习惯了的大象,它被自己心中的“木桩”拴住了,从此不敢越雷池半步。

提醒世上的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该放手时就放手,须让他们及时放飞,切莫将其管束成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懦夫啊。

但是,世上的大人们啊,总是披着爱孩子的外衣,我行我素,自以为是,从不给他们以自主权,从不让他们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

就像作者小时候本来“喜欢画画”,尤其是“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这应该是她的一大长处吧,大人顺风扬场就是,“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一周三次上英语课”,真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

如此横阻竖拦,任意掣肘,尴尬事随之就来了,“开始只能敷衍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

这就是大人们长官意志、不尊重孩子的恶果啊。

然而世上之事,常常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当年“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我是百般“敷衍应付”;而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且“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搏斗着”。

于是,我蓦然想到“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懂原版著作了”。

由此可见,当年“大人要我学外语”,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对的。

然而,转念“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

于是,大人们的管束功课,就做成了“英语没管好,画画的天赋也给管没了”这么一锅粥。

如此一来,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到底该怎么做才好呢,这就导出了“倒是那样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个做小说的梦”,说到底,这就是个教育管理的度的问题。

是啊,孩子就是一把干沙,家长要把他们攥在手里,但是抓紧了抓松了都不行,正确的做法那就是“似抓非抓”啊。

总之,“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至于怎么管,那就是父母这个大管家的管理素养了。

行文最后,作者延颈向天,昂然高喊出了“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之言,这句话具有以下作用。

第一,第四次使用了比喻手法,展示了母子之间那血浓于水的亲情。

第二,与前文相呼应,构成了一条线索,贯穿文章始终,使得结构严谨;同时也回扣了题目。

第三,为文章画龙点睛,升华了主旨。

 

附:

风 筝

王安忆

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母亲。在她眼里,我们儿女全是还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

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一丈等于多少米?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一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一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她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便只能跳脚了。

其实,她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她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得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

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等等。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个散文。想来母亲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这回倒真让我心下一动,之后不久,闲来无事,我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竟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

再后来,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她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接到这封信,我忽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抑或能飞上天,抑或会一头栽下来,不论怎样,对风筝线,它无须再有什么怨言了。

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一周三次上英语课。开始只能敷衍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搏斗着。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英语没管好,画画的天赋也给管没了。倒是那样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个做小说的梦——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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