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笠烟雨任平生

一生不是被贬谪，就是走在被贬谪的路上，却把被贬谪的最苦之地当作“功业”者，自古以来，唯有苏东坡；用豁达乐观的心态，在失意落魄的仕宦经历中，一路浇灌出璀璨夺目的不朽诗章，也只有苏东坡。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外放的苏轼向皇帝上《湖州谢上表》，被认为有讥讽时事之言，锒铛入狱。此时虽然王安石已被罢相，但曾是新党一派的御史李定、何正臣、沈括等人不择手段地从苏轼的诗作中择取片言只语，罗织罪名。他们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文字诽谤君相”，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原来苏轼以为必死无疑，写下了“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的诗句。几个月后，仁宗太后病逝，大赦天下，神宗皇帝赦免了苏轼的死罪，贬谪黄州，为团练副使。黄州五年，苏轼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在这期间，他不但给神宗皇帝进献《到黄州谢表》，表示要“蔬食没齿，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自己“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馀生，未为弃物”，希望仍能为朝廷效力的决心；而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千古名篇，从中表达了自己乐观向上，豁达大度的人生观，令人肃然起敬，发人深省。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等句子透露出作者爱慕英雄，向往英雄，希望建功立业的拳拳之意。“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定风波》中人们耳熟能详的句子。作者表明自己完全经受得起人生道路上的各种风雨的考验。一个“任”字，把作者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磨难，人生的各种变故、苦难的那种心平气和，从容淡定，自信达观的人生态度表现无遗。

元丰七年（1084年），旧党开始当政，苏轼兄弟先后结束了流放生活回到了京师。此时正逢全面否定新法的“元右更化”，苏轼却因为认为新法不应该全部废止又成为旧党嫉恨的目标，司马光把他贬到杭州。不久哲宗亲政，再次起用新党，被新党视为旧党骨干的苏轼被一贬再贬，最终远谪海南儋州。

苏轼命运、仕途竟如此之坎坷。夹在新旧两党之间，不管哪一方得势，他几乎都不明不白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难能可贵的是，不管流徙到哪里，他都能在那里落地生根，融入当地。在杭州，他疏竣西湖，造福一方。“居杭积五年，自意本杭人。故山归无穷，欲卜西湖邻。”（《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在黄州，他写下了“半是娥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之焉，何必归乡哉！”（《临皋闲题》）的肺腑之言；在惠州，他由衷感叹：“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到海南，他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家。”；在常州，他安慰兄弟：“吾兄弟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乐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品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与子明兄书》）。正因为“胸品廓然无一物”，所以在黄州期间，他“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东坡，过起逍遥自在的“野老”生活。

前后《赤壁赋》璀璨夺目，永垂不朽。两游赤壁，他引吭高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前《赤壁赋》）；“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后《赤壁赋》）。大抒纵情山水，乐观豁达之情怀。同时，也留下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前《赤壁赋》）这样充满辩证意味的哲学思考。苏轼的一生，确实充满“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变”的是动荡不安的朝局，党争，以及由此给他带来的坎坷不平的经历；“不变”的是他乐观豁达的气度。“一蓑烟雨任平生”，处变不惊，超然物外，洞达事理。个人生命，宦海浮沉，富贵利禄，在他看来都只是“不能以一瞬”的“沧海一粟”，只有淡定乐观的精神才是“无尽”的，永恒的。苏轼的作品，不但是极其宝贵的文学遗产，而且是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