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影何处笑春风

           1980年扬州制花厂作品-孔雀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还有人记得它，还想听它的故事。”

沥沥春雨敲打着玻璃窗，给这套普通的居室添了几分安静和寂寥。她领我推开北向的一扇房门，几方遮在物件上的布罩，铺落着细细的尘埃。

她轻轻地揭去布罩，刹那间，仿佛雨停风住、云开日出：一片片镜框和台屏里，或凤栖百花，或孔雀舒羽，远观如五彩丹青，近看似虹霓锦绣。

“是它，绒花，四十年的记忆，今天终于复活了！”我的感叹，潮水一般在屋子里荡漾开去……

童年里的母亲

绒花留给我的初始记忆，是在那遥远的童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下我和妹妹后，母亲觅得了一份工作。年仅五六岁的我，当然无法记住她去的究竟是个什么单位，只是依稀记得，她的上班地点在离家不远处，东关街往南拐的一条巷子里。

那会儿，母亲的工作似乎还挺忙，经常需要晚上加班。那时的孩子不比今天的娇贵，我时常接了父亲指令去给母亲送饭，于是得以走进母亲的工作场所。

那是一间数十平方米的大屋子，几十位和母亲差不多年龄的女人，每人面前的小工作台上，铺垂着五颜六色的丝线。母亲用一把刷子反复在丝线上刮梳，然后用一根根发夹状的铜丝夹在丝线上，再用剪刀将丝线剪断，便出现一个个以铜丝为中心、两边丝线向外伸展的“非”形丝棒。母亲用手指揉捻铜丝，或将丝棒放在台子上，用一个小木块滚搓，丝线就会像刺猬一样直立起来，成为“丝柱”。接着，母亲会在“丝柱”上修剪粘接，不一会儿，一只毛绒绒的小鸡或是拖着长尾的小鸟便俏灵灵地蹦上了台子。

母亲说，她做的是绒花。有时，她还会带些做好的小动物或小花朵给我们姐妹玩耍。在没有高档玩具和电子游戏的时代，这些毛绒绒的小可爱给了我们不少的欢乐。

这样的光景大约持续了七八年。八十年代初，由于家庭的迁徙，母亲离开了那家单位，从此再未从事这项工作。再后来，母亲辞世，有关绒花的故事便尘封在了我的记忆中。

意外的寻访

我再次关注绒花，是在近几年我的生活逐渐安定之后。出于对母亲的怀念，我开始了对绒花的寻访。

从典籍中我得知，扬州女子素有簪花的习俗。宋人王观《芍药谱》云:"扬人无贵贱，皆戴花。"但鲜花不能随时采有，人造的“象生花”应运而生。其中，以蚕丝制成的绒花，因质感逼真、色泽艳丽，并谐音"荣华"，而广受欢迎。清代，扬州绒花作为“宫花”，列入贡品。据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宫档案《进单》记载，乾隆年间两淮盐政伊龄阿、普福等，曾向清廷进贡浑翠吉祥宫花、绒翠瑞草宫花各一百对。

由于市场的繁荣，清代扬州绒花店作众多，仅市区就有万花春、吉祥春、万祥春、盛花春、杨源茂、陈少记、新花春等知名店户。其中，以万花春为最早，也最有名。它创始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最盛时职工达一百四十余人。至清末，扬州绒花店作尚有五十余家。抗日战争爆发前，仍存三十一家。这些店作多集中于湾子街一带。1925年左右，经杨源茂花店艺人曹仁宏的传授，江都砖桥一带的绒花业迅速兴起，遍及家家户户。抗战爆发后，扬州绒花业由盛转衰，艺人也流散至外地。

绒花制作与扬州同源的南京，自古绒花业亦很发达。明清时，城内三山街至长乐路一带曾被称为"花市大街"，并出现了三家有名的业户:柯恒泰、张义泰、马荣兴。所制绒花与扬州相似，皆为头戴花。

1903年，扬州绒花艺人王以仁首创立体绒花，制作出了“松鼠偷葡萄”等动植物绒花新品。由于绒花的丝绸光泽与禽鸟羽毛的质感非常接近，作品几可乱真，逐渐成为扬州绒花的“名片”产品，并在全国独树一帜。七十年代，扬州绒花艺师利用绒花材料可刚可柔、便于造型的特点，采用浮雕手法制成特定画面装入屏框，制成“绒花挂屏”。至今陈列于扬州工艺美术馆的《孔雀》即为其代表作。八十年代，王以仁之子王纪康借鉴扬州园林和扬派盆景艺术，用蚕丝和其它辅料制成“绒制盆景”，配上紫砂花盆，成为风雅宜人的装饰陈列品。

    上图：绒鸟曾是扬州制花厂的主打产品

   下图：扬州制花厂生产的小矮人(吴庆林提供)

1958年，扬州市政府将失散在民间的制花艺人组织起来，成立扬州制花工艺厂，定址于环境清幽的东关街马家巷2号。由于工厂拥有王纪康、倪俊生、徐寿芝等一批绒花制作高手，且绒花被人们广泛应用于居室装饰，并适销于国外的复活节、圣诞节用品市场，企业一度十分红火，1987年产值达四百余万元，其中出口二百余万元。

然而，当我循址找去时，却发现这里已经门庭易主。周边居民说，2005年制花厂就已歇业。当我问及厂里的老师傅都去了哪里，得到的答复只是摇头。

过了很长时间，我从工艺系统的朋友处获知，制花厂的绒花制作技师中，仍有几位在从事着老本行，比如杨家惠、杨本梅等。兴奋之下，我拨通了杨家惠的电话，表达了登门拜访的愿望，谁知电话中传来迟疑的声音：“我这地方不像样子，又难找……”拗不过我的数次坚持，杨家惠终于约我去她家见面，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难舍的情缘

杨家惠告诉我，她与绒花结缘已近四十个年头。1979年，她顶替母亲进厂，凭借天生的聪颖和超人的耐性，她向王纪康等老师傅学得了全套绒花制作手艺。但到了九十年代，塑胶花的大行其道和毛绒工艺品的机器化生产，让工艺复杂、成本不菲的绒花，市场竞争力日益减弱，企业逐渐陷入困境。

1998年，杨家惠与同在制花厂工作的丈夫双双辞职，创办了自己的工艺品公司。数年苦心经营之后，企业步入稳定轨道。

           绒花仍然是杨家惠的不舍情结

“可它们，为何如此处境？”端详着面前这些精美却又刚刚拂去尘埃的绒花作品，我道出了心中的疑问。

“我对它有感情，但世境变迁，我又能怎样——”一声长长的叹息，萦绕在我的耳际。

其实，不仅是杨家惠，在她的同辈艺人乃至已经故去的老艺人心里，绒花都是一个解不开的情结。因为，这项技艺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流年。

一件绒花作品，从蚕丝到制成，工序多达数十道。整支的生蚕丝购进后，先需扒松，放入冷水中浸泡一天，加碱烧煮，待其变软后捞起，晾干备用，此即熟绒。根据作品需要，将熟绒染上不同颜色，再次晾干，此间须勤翻，并使其绷直。选取各种粗细规格的铜丝，用木炭文火烧至退火软化。这些准备工作就绪后，方可进入正式制作阶段。

                  染色熟绒

此时先需劈绒，艺师根据作品中各种绒色的用量，将大梱的熟绒分劈成细缕。其次是下条，将各色绒缕排成一定长度和宽度的绒带，固定于木质或石质的绒砖上，使其垂挂，并用猪棕毛刷将其梳平理顺。再将一定长度的铜丝对折，从正背两面夹住绒带，按需要长度剪断。然后是滚绒，左右手捏住铜丝，反方向同时捻转，再用木块对铜丝进行搓擀，使绒毛直立，形成圆柱状绒条。其后是打尖，用剪刀对绒条进行修剪，使绒条成为所需形状。再次是传花，用镊子夹住打过尖的绒条，辅以铅丝、皮纸、料珠等材料，进行组合、粘接、造型，有时还需熨烫，直至形成完整作品。

        梳绒、下条、滚绒、打尖、传花

为了满足我的好奇，杨家惠为我演示了从下条到传花的几道工艺。足足一个小时，一段绒丝才在她的手中变成了三根长两寸、直径一厘米的绒条，继而传成了一朵三叶花。而其中的梳绒就耗去了半个小时。“得一根根地理顺，不能留一点疙瘩和杂质，否则就会影响作品的光泽和质感，甚至让作品报废。”杨家惠说，她的作品《富贵祥和》使用绒条达22580根，耗时八个月。

          杨家惠作品-富贵祥和(杨家惠提供)

然而，这样一件融汇着智慧与专注的作品，在步履匆匆的现代社会，并没有得到与投入相匹配的回报。为了公司的生存，杨家惠只得适应市场需求，改做耗费工时少、可批量复制的卡通动物礼品。不仅工艺作了简化，比如用人造丝代替蚕丝，而且对最有难度的鸟雀之嘴、尾、翅、冠等，用不织布代替绒条塑形。传统的绒花技艺，渐渐退出了她的主业。

花影待春风

杨家惠的师姐妹杨本梅，企业不景气后也自己创业，开了一家工艺品公司。她的订单，同样也以“短、频、快”的卡通玩偶为主。对绒花心有不舍的她，2016年制作完成了大型挂屏《五亭春韵》。

        杨本梅作品-五亭春韵(蒋永庆摄)

“这么好的手艺，该让它存续下去啊！”对于我的感慨，杨家惠和杨本梅的眼角不约而同地有些湿润。她们说，收益与付出的严重失衡，使得昔日同事中鲜有人继续从事绒花精品的制作，更没有年轻人愿意来坐这个冷板凳。

而在一衣带水的南京，情况略呈暖色。2007年，经南京和扬州共同申报，绒花制作技艺获评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南京民俗博物馆为非遗传承人赵树宪设立了工作室。赵树宪另辟蹊径，在花卉绒饰上求专求精，作品在时尚界获得认可，成为许多演艺人士喜爱佩戴的胸饰、帽饰，LV、爱玛仕等品牌也经常与其合作。目前，他已收徒两人。今年秋季，南京一所职业学校还将开设绒花专业。

     赵树宪在南京民俗博物馆潜心绒花技艺

“我们这一辈艺人境况尚可，缘于技艺已成且生活有保障。而今天学艺的年轻人，面临的是数十年的艰苦与寂寞。给他们一点长期、稳定的保障，或许就能留住他们的心。”赵树宪的目光注视着前方，那里，一朵蓝色的花儿，芬芳盈盈，笑待春风。

            赵树宪作品-花卉 

注：原扬州制花厂技术科负责人吴庆林为本文提供史料支持。

    文中图片除已注明来源外，均为梅静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