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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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街上，抬眼便是水泥丛林般的房子，低头便是人车往来不息的马路。上街，已成为比快餐还容易的事情，尽管上街色香味俱全，但总感觉少了点味道。“放学了，走，逛街去。”只要有朋友一声吆喝，我们依然会嘻嘻哈哈涌出校门，有需要买的东西吗？好像没有，漫无目的。四个女人，走在街上，东瞅瞅西望望，忽然感觉身子轻飘飘的，不能落地。甚至踩着的马路，也是绵软无力。整个人像机器，仿佛没有了思想和灵魂。遂忆起小时候，每年难得一次的“上街”（那时候，因上街的次数少，只能叫上街，不能叫逛街），那蜿蜒山路上的一草一木，虫鸣鸟叫，甚至是乡亲们滚落的话语，都仿佛在沸水里翻滚，热气腾腾，从未冷却。
那时候，“上街”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那是全村人的希望。
上街前几天，村民们就在田间地头吆喝。他们在烈日下，在微雨中，在夕阳里，在草长时，在鸟声里，忽然站直身体，双手拄着锄把，歇气的当儿就会大声喊着，问着，商量着上街的日子，盘算着要卖的土特产品，家里急需什么东西。
“好久哦，一起嘛。”
“我家存了二十几个鸡蛋，可以去卖了。”
“我那一串烟叶也干了，去嘛。”
“我去卖黄豆。”
“我家那两个鸡头也把卖了，光吃粮食不下蛋，喂久了划不来。”
西北角的陈大爷，利用晚上歇息的时间，挑拣着上好的烟叶（摸上去厚实的，看上去带点青的）。十根一扎，用稻草捆住烟叶跟部。或者扎成大碗口粗的大捆，用稻谷草分别扎紧烟叶跟部、中部、尾部。然后头是头，尾是尾的，整整齐齐码放在箩筐里。
东屋的陈大婶，在油灯下眯缝着眼，头埋得低低的，用筛子筛选黄豆，瘪的、烂的，一律拣起来放在右脚旁边的斗斛（一种木制量器）里。再把沙、石头去掉，留着自己过年时打豆腐。黄灿灿的，颗粒饱满的卖相好，得挑进城去卖给城里人。
西屋的表奶奶，一双小脚从东屋挪到西屋。西屋的柜子里存着二十几个鸡蛋。她小心翼翼地把鸡蛋一个一个地捡出，手搭凉棚，把鸡蛋对着光线看了又看，把存久了的，有点阴影的鸡蛋留下来自己吃。在阳光下透着红光的鸡蛋用围裙兜着，颤颤巍巍地拿去陈大婶家，叫她顺带去帮忙卖卖，换点钱回来买盐。
屋后的竹林也热闹起来，篾刀、砍刀、锯子齐上阵。选几根直径五到六厘米的竹子去枝，断截。不一会儿，几个竹筒就制好了。竹筒里灌半筒煤油，筒口塞一坨棉花，一半在里，一半在外。一个简易的照明工具就制好了。
雄鸡刚刚叫第一遍，整个山村还在酣睡之中。“上街的走起。”不知是谁吆喝一声。几扇门“吱呀吱呀”几乎同时打开。随着这一声吆喝，他们挑的挑，背的背，整整衣服，跨出家门。
“竹筒拿好。”
“汗帕子带上。”
“卖了买几块肥皂回来。”
“买几颗针，再买点五彩丝线。”
孩子们也早早起来，在身后揉揉眼睛：买几颗水果糖嘛，买几个馒头嘛，买个橡皮猪嘛，捏起会叫的……语气像是乞求又像是撒娇。
上街的人大声应着。山路上五、六支火把点亮了空旷静寂的山村，一路的“嘿哟嘿哟”声惊醒了路边草丛里的虫子。滴落的汗珠带着温热的气息让整个村子渐渐苏醒过来。家家送行的狗一路上活蹦乱跳，一会儿窜上山梁，看主人还没到达，又一溜烟往下跑，站在主人面前看看，吠两声。再一个撒腿呼哧呼哧又向山粱奔跑。这是上街路上特有的一道风景。远处，次第亮起昏黄的油灯，像闪烁的小星星，更像是新的一天的希望在闪烁着
这一天，留下来的大人、娃娃都巴巴地等待着。等待着太阳落山，当最后一抹晚霞隐入山林中时，上街的人就回来了。他们换回了布匹、针头麻线、字典、橡皮猪……女人和孩子们眼里都泛着光，女人做饭的动作更快了，孩子们玩累了，枕着橡皮猪进入梦乡……
大街上车来车往，人流如织。我们继续闲逛着，不知不觉，思绪又回到了那个小山村。
我家上街的日子是腊月——年猪杀了之后。那时候的我，大概七、八岁，爱跟着父亲上街。整整一年里，我上学放学都在盘算着什么时候过年，什么时候杀猪，什么时候上街。街上的九姑家里，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看看表姐们漂亮的花衣服，九姑在她们衣服上绣的小花，听留声机里好听的歌。上街就像一抹半点微光，在整年寂静的山村上空闪烁着，明亮着。人有了盼头，就有无限的精气神。
山村里，冬天的天气阴郁萧瑟。也正是农闲的季节，村民们看看家里养猪的红薯、米糠快没了。于是走东家串西家的商量着杀猪，我父亲也不例外。
那天父亲用一天的时间挖完了冬洋芋。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母亲做晚饭，她一忽儿来到灶膛前吹火，捣鼓一下灶膛里的柴，一忽儿绕到后面灶台上去，麻利地摊粉皮，切洋芋。煤油灯后母亲的影子，像一尊高塔，遮住了后面的整个土墙。父亲把母亲先前剁的猪草扫成堆，用手捧进竹筐里，放置在角落的菜坛子旁边。然后立起身，双手捶了捶后腰。
“今天是好久？”父亲问。
“莫是腊月十几了哦。”母亲也不晓得具体时间。
“你去歇房（卧室）看一下黄历，那本本儿在床头凳子的下层。”母亲吩咐父亲道。父亲取来黄历，站在煤油灯下仔细地翻着。
“今天腊月十六，明天是个单日子，后天十八，诸事皆宜。后天可以把年猪杀了。
母亲接过话，催促道：“反正饭还没熟，你快去请杀猪匠，后天日子好，怕是排满了。”
父亲“嗯嗯”着，脚步已在院子里移动了。我也屁颠屁颠地摸黑跟着。整个山村被无边的黑夜笼罩着，偶尔刮过的寒风，让我不禁缩着脖子。乡村的路已走熟了，即使没有亮光，我和父亲也很快走过一道田埂，跨过一条溪流，小路蜿蜒上梁，又走过一道田埂。田埂的尽头就是杀猪匠永民表叔的家。
永民表叔坐在灶膛前，吸几口旱烟，再往灰堆里飙一口口水。他说：后天已有三家预约，看忙得过来不，早上争取早一点，晚上再摸摸黑，反正夜深长。
父亲站在案板前吩咐杀猪匠：两个猪后腿砍大点，送街上的两个姐姐。临上街时，母亲还特意包了两包黄豆芽（那也是过年才会做的）。
我兴奋得睡不着，鸡叫头遍，母亲起床了，我也悄悄穿好衣服，抖抖索索跟在母亲身后，她便吩咐我坐灶膛前添柴。
母亲为我梳洗一番后，我们就出发了。同行的还有陈表叔，他的筐子里装着四只公鸡。我走在父亲的前面，陈表叔走在我前面。整个山村罩着一层朦朦清冷的月白。我拿着一只银色的手电筒走在中间。电筒拿在我手里，哪有那么规矩呢，一忽儿照照天空，看那一束光遥遥地，没有尽头；一忽儿照照远方，看那一束光，从紧致到调皮地成散射状；一忽儿照照前边的、左右两旁的石子，看它们“嗖嗖”地冒着冷气，和着淡淡的月色，一种凛冽的美和电筒光交相缠绕。这时候，父亲会说：照路照路。我乖乖地垂下手，让电筒光垂直在我的脚边，这方便父亲和表叔看路。这时候的光也是乖乖的，直直地垂直在路边，形成一个光斑，跟随我的脚步向前移动。
待我们爬上山梁，站在山顶，天空像一个大锅盖，盖住远方的群山。那些群山，像大铁锅里的红薯，静静等待着在旺火里沸腾，熟透。天边的鱼肚白升起来了，远山揉揉惺忪的眼睛，准备迎接怀抱里的炊烟、鸡鸣、狗叫。
我们路过一个村庄时，天已经大亮了，地里有早起的人侍候菜园，圆润饱满的白菜，绿盈盈的葱和蒜苗，豌豆尖、莴笋、瓢耳菜、大青菜、它们是腊月的宠儿，被白霜爱抚过，更加柔软爽口。八姑（二爷爷家的）顶着一头乱发，趿着一双露出大脚趾头的、洗得发白的布鞋，正在路边的菜园里掐葱。她看到我们，用她那清脆又洪亮的声音喊道：二哥，杀年猪了呀，又给五姐和九妹送“嘎嘎”（肉）呀！八姑讪笑着。这时，她的四个孩子也出来了，高高矮矮，汲着鼻涕，黄色的小脸黄里带黑，还有不曾洗去的鼻涕锅巴。只有四双眼睛，看到父亲扁担上挂的肉，随着走路的节奏前后晃荡着，眼里放射出希望的光芒，还不时咂咂嘴巴，擦擦口水。我看看父亲，他急着赶路，只是低头“嗯”了一声。我就犯了嘀咕：五姑也是大爷爷家的，怎么就给她送了呢？小孩子懂啥，父亲说。我只知道五姑在教育局上班，还是特级教师，五姑父是县城一所小学的校长。九姑是父亲的亲姐姐，他们两夫妻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县城医院上班。
天已经大亮了，放眼望去，山道上几乎每几步都有人在向下走动，他们挑的挑，背的背，从四面八方的小道，涌上这稍宽一点的山道。我们跟随他们，来到长江边上的四方石，又沿着山路向前走。江水的轰鸣声，远远近近的汽笛声让我的心儿飞上了树梢。到了县城对岸，趁歇气的时候，陈表叔从衣兜里抓出包谷粒，提起一只公鸡，夹在两腿之间。一只手掰开鸡嘴壳子，另一只手里的包谷粒，对准鸡的嘴，哗啦啦，那情状，像小孩打梭梭板一样，一溜烟滑进鸡的喉咙、胃里。鸡惊慌失措，噎得脖子一伸一缩，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呜咽，细小的眼睛哀怜地瞅着我，那眼神寄予了我无限的信任。我拗不过陈表叔，也不忍心看着鸡痛苦不堪的样子，于是心惊胆战地别过头去，听奔腾不息的江水。不一会儿，四只鸡的胃鼓鼓的，摸上去像硬硬的石头，包谷粒的轮廓也清晰可见，互相挤兑着，透不过气来。陈表叔整个人都活泛起来了，撩起一条看不清颜色的汗帕子，擦了擦额头说：四只鸡，起码重了两斤。
我和父亲先到九姑家里，九姑急忙接过肉，拿进厨房。父亲从筐里拿出豆芽。九姑“哎呀呀”几声：这个拿来做啥，街上多的是，还便宜。九姑又回头对父亲说：丫也来了，你回家时得带回去，别像去年，放在我这里过年。还以为你不要了呢。父亲的脸瞬间阴沉了下去。在农村，在我们家里，豆芽也和肉一样，也是一年才有一次的珍品。我仿佛看到豆芽也耷拉着脑袋，仿佛听到它的唉声叹气，仿佛看到它身体的活力正随着九姑的嫌弃一点一点萎靡，全然没有在母亲手中时水灵灵的，还带着几分娇气的样子。
听了九姑的话，我的心也“咯噔”一下，九姑家吚吚呀呀的唱片、大馒头、高梁糖、桃片糕、皮蛋，一下子统统黯淡了下去，我想，如果把豆芽送给八姑，她及她的孩子们一定会像母亲一样，手捧胖胖的豆芽，一定会像捧着自己的孩子。看着九姑不屑一顾的表情，我想：我是不会一整年都盘算着上街的时间了。
邻居家生病的小姑娘，让我仅存的一点上街的念想也荡然无存了。
邻居家的小姑娘，整天怏怏的，不知得了什么病——村里的老人说是水肿。全身发黄，双脚肿得透亮，像吹了气似的。她整天坐在家门前的石梯上，一动也不动，像即将掉落的叶子，剩两个眼珠子，随着其他小朋友活泼好动的身影转动。她家是村里最穷的，母亲腿脚不便，不能下地劳动，一家四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劳动糊口。大冬天，他家只有一床破棉被，四口人挤在光席子上，熬着漫长的严冬。
小姑娘的父亲五十多岁了，个子很矮，整个人看上去瘦弱不堪。他每天背着她去县医院看病，经常是凌晨两点出发，黄昏时候回来。据说，有一天，小姑娘的父亲看看天色已晚了，便涎着脸皮去找九姑，想借一宿（没钱住旅社）。九姑看到父女俩脏脏的样子，说她家里也没有多余的被子，然后借口加班，锁门而去。
张飞庙前往返的轮渡早已收工，不知父女俩那晚住在哪里。第二天黄昏时，他依然背着小姑娘进了家门，高兴地对他老婆说：姑娘的病快好了，医生说过两天就不用去医院，不用担心……
“上街”的酸甜苦辣已封存在记忆深处。那些花花绿绿的诱惑已随时光远去。如今，那条上街的路早已荒草连天，上街时所遇的人和事，以及散落在路上的日月星辰，连同时隐时现的竹筒火把，会在今天逛街时，伴随华灯初上，无端想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