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是丘陵地带,土地从山脊上开垦出来,荆条长满山坡。
小城西部的几个镇子都是一样的地形,架子车无法行进。收割后的庄稼,需用箩头来挑。父亲充分发挥了庄稼人的智慧,将荆条编织成箩头、篮子,自家用的有限,编织成为补贴家用的重要技艺。
赶集卖箩头和篮子是收割麦子前重要的事情。父亲清晨4点出发,穿过两个镇子的5个村庄,挑着连夜编好的箩头,来到县城来卖。一个箩头的售价是1.1元,篮子0.8元。运气好的话,中午时分可以卖完。返回时,父亲常带2角钱的熟花生回来。
熟花生,在刚刚 父亲格外溺爱作为第五个孩子的我。赶集时带回来的2角钱熟花生,放在黑提包内侧的口袋里,其他孩子只有尝尝的份。这还是在父亲的主持下,每个人分2—3个花生角,其余的,都被我独吞了。填饱肚皮的年代里是奢侈的零食。
有一天,父亲赶集回来,我兴高采烈跑过去接过父亲的黑提包,照例拉开内侧的口袋,里面却空空如也。我疑惑地抬头看着父亲,父亲说:“这次箩头没卖完,没买。”
我把黑提包仍在地上,边踢边开始哇哇大哭,最后干脆躺在地上不起来了。
母亲在一旁说,“别哭了,你快听听提包里是什么声音?”
我边哭边继续踢着提包,对啊,提包里怎么有呼呼啦啦的声音?
“快起来再找找,看提包里有什么?”父亲笑着说。
我爬起来,把提包翻了一个遍。原来花生被父亲藏在提包的另一个口袋里。我坐在地上,抱着提包,剥着花生破涕为笑。一家人都在一旁笑破了肚皮。
因为父亲的分配不均,每次姐姐们的花生早就吃完了,我的还没吃完。有一次,三姐实在气不过,便趁第二天父亲下地时把我叫到一边说:“咱爸偏向你,2角钱的花生,我们数过了,一共是40颗角,带咱爸咱妈,应该是每个人5颗,但是每次只给我们2颗,你得再给我们分几颗。”
“我也没几颗了。”我边说边怯怯地打开口袋,里面还有3颗。
“那你得给你四姐分点,她也是小的。”三姐说。
我看着口袋里的3颗花生,摸了变天,掰了半颗,递给了四姐。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上初中,对于父亲的分配不均,姐姐们也由起初的反抗变成了默认。
有一年,高我一级的四姐拿来自己的课本让我提前背诵课文和课下注释。
“把《白杨礼赞》这篇背会,还有课下注释。”四姐吩咐我。
大约半个小时候,我偷偷看看四姐,虽然已经背会了,但是我不敢说。
“这篇是不好背,你别急,专心读。不懂问我。”四姐说。
“我背会了。”
“什么?背会了?真的?”“给我背一下试试。”
四姐惊讶的看着我流利地背诵。
晚饭后,听到四姐悄悄和大姐说:“老五就是聪明,今天那篇课文,她一会都背会了,我当时背了两天呢。看来咱爸让老五多吃花生是对着哩。”
而今,花生的种植已经普及,带皮的花生被赋予了味鱼香、咸干等各种味道。剥了皮的花生,也被变换成鱼皮花生、挂霜(红霜、白霜) 花生等各具特色的美食了。
每逢过年时,母亲总会准备一盘花生,我们一群孩子也只是象征性的剥上一颗,完全没有当年的热情了。关于我独吞花生的趣事,却总是被大家拿来讲述一番,成为聚会最大的一件乐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