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烤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高中毕业回到家后，仍然希望再次上县城的补习班去复读一年。

那年春季，父母在后山腰上开垦了几亩荒地，到了初夏在那里种上了一万二千株烤烟苗。我毕业回家正好赶上采摘的时节，整天和父母上山摘烤烟，又一担担地挑回家，然后绑好上炕，累得腰酸背痛。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重担，我咬牙坚持着。半个月后，家中炕好的烤烟已有三百多斤，父亲为了卖个好价钱，特意邀请本寨牛福哥来家里好酒好肉款待一番。

说起牛福哥，他的家庭十分贫穷，住的是土坯茅草房，牛福哥是乡烤烟收购站站长马大赖的干儿子，开后门叫牛福哥去当了评烟员。牛福哥上班才两年，见了些世面，由原来的一贫如洗变得财大气粗。

父亲在牛福哥面前讲尽了好话，酒饱饭足之后，作揖拱手地把牛福哥送出了家门。父亲觉得牛福哥吃了这顿大餐，卖烤烟的事情有了着落，布满皱纹的老脸频添少见的笑意。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和父母把家里的烤烟分成三担，分别装进了三对秧箩，然后用破塑料布盖好，再用麻线捆牢。第二天早上，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我们上路了。走了五公里铁路来到乡烤烟收购站，哪知地坝上的烤烟早已堆积如山，上百个烟农坐着或站着喧嚣一片，父亲一看这样的场景面色显得紧张了，我们慢慢地移动着秧箩开始排队，张望着收购站拥挤不堪的大门。不知什么时候，牛福哥出现在人群中将一把把烤烟熟练地进行挑捡。直到阳光爬在收购站后面的老白果树上，我粒米未进，饿得实在受不了，母亲叫我先忍耐一下，等卖了烤烟买米豆腐吃。看着母亲无可奈何的样子，我只好坐在扁担上等候着。眼看只有半小时就评到面前了，牛福哥离我们越来越近，父母脸上露出了几丝喜色。父亲绕过去陪着笑脸躬腰给马大赖、牛福哥等评烟员打了一圈“朝阳桥”香烟，又回到自家烤烟的位置上，从兜里取出叶子烟慢慢地抽着。

不料，公路上开来一辆装满烤烟的汽车，从副驾驶室下来一个披着长发的中年妇人，屁股滚圆，穿着时髦得体，长得相当富态，旁边几个人很快帮助妇人把车上的烤烟卸在路旁，妇人走近前来，嘴唇挨近马大赖耳边低语，马大赖一挥手，牛福哥和评烟员一起紧跟妇人屁股后面评烟去了。旁边的几个烟农窃窃私语，一个烟农说，“这婆娘叫‘夜来香’，和马大赖是情人，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评上了。”

父亲瞪着眼睛看着牛福哥，壮着胆子迈开大步向牛福哥走去，生拉硬扯把牛福哥扯到了自家的挑子边。牛福哥脸上没了热情，冷冰冰地对父亲说要稍等一下。父亲又陪着笑脸，递上一支“朝阳桥”香烟，远处的马大赖喊叫牛福哥，牛福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父亲等了将近半小时，看看求牛福哥无望，亲自去找马大赖求情。父亲挤到马大赖身边，不一会和马大赖争吵起来。母亲吓得全身发抖，挤上前去把父亲拉了回来。父亲面色铁青大骂马大赖不公平，母亲屡劝不止。父亲看看身边蹲着几位烟农，邀约他们朝西而去。母亲颤颤惊惊地说：“你爹带人去公社告状，这下要闯祸了。”

不到一个小时，父亲和几位烟农带着公社张主任来了。张主任走到马大赖身边，人声嘲杂，我听不到讲些什么。父亲站在张主任的一边，盯着马大赖。张主任讲了好久迈着方步走了，父亲沉默着来到了我旁边。不一会牛福哥也来了，一脸焦虑地对父亲说：“你得罪了马大赖，这烤烟还卖得出去么？”说完走开了。母亲愁眉苦脸，责怪父亲得罪了人，冤枉走这趟路。父亲说干脆抬到区上的烤烟收购站去，我们又一起挑烟上路，沿着铁路返回，往东面的区上出发。

离区烤烟收购站还有十五公里，至少要走三个小时，我跟在父母身后快步向前走着，沿途还要相互注意往来的火车。走了几公里，太阳升上了头顶，我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担子压在肩膀上疼痛难忍，脸上的汗珠一个劲地往眼角里钻，又痛又辣。一路上，母亲鼓励我再饿也要坚持，当农民要吃得苦，钱在高岩不苦不来。

我们一共走了二个火车站的路程，到了下午一点半钟左右，才到区上的烤烟收购站。可是，这里又是人山人海，烤烟遍地都是，比乡烟叶收购站的至少多两倍。父亲连声叫苦，安排母亲守好自家烤烟，要我跟着进去看看有没有熟人。我和父亲挤进人群，好不容易走近了评烟员身边，他们正不停地挑捡着。父亲看了看，一个熟人也没有。这时，恰好从办公室走出一个身穿红色上衣的女子，径直走过来参加评烟。我仔细一看，是我上高中时同级不同班的女同学段英，在中学时听说她的父亲是区烤烟收购站站长，上学时天天见面，但是从没有打过招呼，她高中毕业后顶了父职，成了正式的评烟员。我壮着胆子靠近前去，她瞥我一眼并不理睬，继续不停地甩着烟把，我心里咚咚地跳着，不知道怎样开口才好，想去想来冒了一句：“段英，你手里拿的是几级烟？”段英偏头看我，用手扇了扇鼻子，我的汗味让她难受了。她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你不是睁开眼睛的吗？这是几级，我评几级就是几级！”段英说完又埋下头去甩烟把了。我灰头土脸地和父亲回到母亲身边，父亲问我搭话的是不是同学，我说是。父亲说他身上原来有五角钱，买了一包“朝阳桥”后剩下两角钱，干脆给她买碗米豆腐送去。听了父亲的话，我摇头不同意。我真是哭笑不得，老实巴交的父亲早已不谙世事。细细反思，我觉得自己当儿子的无能，父母这么大年纪了还饱受生活的折磨与辛酸。

父亲坐在扁担上抽着叶子烟。旁边老汉伸手向父亲要了一匹烟叶，二人搭起了话。老汉对父亲说：“我来这里等三天了，夜里就仰在烟叶上睡，位置也没敢挪一下，看样子再等两三天哟。你们还是回去吧,没有熟人一时半会是卖不去的。”父亲看看天色，犹豫了一会，灭掉叶子烟，吐了一口唾沫，回头对母亲说：“走，到把司乡去。两个小时准到，还有机会卖出去哩。”母亲难过地说：“娃饿了，你把身上的两角钱给他买个馒头垫肚子再走。”父亲撸开上衣，小心翼翼地拉开皮带上的旧钱包钮扣，翻了几下才找出二角钱递给我。我接过钱，眼泪差点掉了下来，来到百米远的饮食店花两角钱买了一个馒头，回到父母身边分成三份递去。父母都说不饿，说消化不好吃不去。我几口把馒头吃了个精光，和父母一道又挑着烤烟上路了。我们沿着来路走了六公里铁路，便沿着公路西行。往来的汽车卷起漫天尘土，父亲呛了几口灰尘，气管炎又犯了，不停地咳嗽着。我们一路不停地向把司乡走，我想歇气，父亲仰头看着太阳已经偏西，催着赶路，我只得又跟在后面，顺着一道道山弯艰难地向前走着，沉重的扁担压在疼痛的肩膀上，每一次换肩都是呲牙咧嘴的难受。

快到把司乡烤烟收购站时，父亲问了一个戴着手表的路人，才知道是下午五点半了。烤烟收购站的地坝上放着十几担烤烟，我们找了个空位放下了肩上的重担。父亲满怀信心地说：“老天有眼，今天肯定卖得出去了。”父亲的话刚落音，一位评烟员高声说：“下班！”父亲和几个烟农一下子跑上前去哀求喊话的人，父亲递上一支“朝阳桥”香烟，被喊话的人一手搪开，头也不回地钻进巷子里去了。接着烤烟收购站大门被保管员“咣当”一声关上了，父亲又递上一支“朝阳桥”香烟，保管员看了看，不屑一顾地说：“不会。”父亲讨了个没趣缩回了手。保管员刚迈出几步站定，大大咧咧地掏出一支“杜仲”香烟，在烟盒上弹了弹，掏出打火机点燃，哼着“妹妹找哥流花流……”，扬长而去了。

幸好堂姐家离烤烟收购站很近，我们把烤烟放在堂姐家，吃了顿晚饭，披着夜色回家了。夜晚的煤油灯下，父母在火堂边商量卖烤烟的事情，决定明天由母亲去堂姐家把烤烟卖了。

第二天一早，母亲出门去了，我和父亲又开始上山摘烟叶。到了下午，夕阳快落山了，堂姐扛着二对秧箩走进院落，低声对父亲说了几句话，父亲脸色骤变。好久，母亲才拖着疲惫的身子，有气无力地扛着一对秧箩走进了院坝，双眼挂满泪花，伤心的抽噎着。父亲蹲在屋檐下抽烟，望着母亲说：“掉了就掉了，伤心有什么用？”我问堂姐是怎么回事，原来在收款时，母亲把卖烤烟所得的二百多元全部丢失了。父亲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咂着叶子烟，烟雾笼罩着那张布满皱纹的老脸。

那年秋末烤烟卖完后，父亲盘算收支总账，除去买化肥、买烤烟煤的开支，不算人工费用，还欠三百元外债。母亲难过地对我说：“娃，我去区上卖菜，听人家讲‘顶职’，当爹的是做什么的，子女可以顶职，你爹老糊涂了，身体也不如过去，顶你爹的‘职’吧。”

看着鬓发如霜的母亲，我不得不面对现实，丢掉了我复读的幻想，毅然顶起了父职，在土地上开启了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