瘸王

　 【短篇小说】作者：李永生（修黎）

瘸王叫王焕明，是当年父亲医院里的一位维修电工。

王焕明为人豪爽、肯于助人，因此有着极好的人缘儿，再加上有一双能工巧匠的巧手，谁家有什么小东西、小物件需要修理，从什么收音机、台灯、电熨斗到自来水的格兰、浮漂、门弓子等等都乐意跑来找他。求他的人往往不需多说多讲，只是扒着电工室的门喊了句：“王师傅，我家的什么坏了！”只要王焕明在，准能听到他用音调高高的山东普通话回一嗓子：“知道了，下班儿在医院门口等我一块儿走！”有时候也不用求，只要他知道了你家里有什么事儿就会主动找上门来。活儿干完了，既不吃饭，也不要谢，唯一的嗜好就是点上支卷烟，歪着头、眯着眼，一双细长的眼睛不停地眨着，把他的“工作成果”在一阵喷云吐雾中好一番欣赏。

小时候，瘸王是家里的常客。那时候也不知道他叫王焕明，只知道他叫瘸王，有着一副孩子都喜欢的好性格。至于他是因为姓王而被称之为瘸王还是因为什么麻烦棘手的活儿都不曾难倒他才被誉为瘸王，以及一个普通工人为什么成了院长家里的座上宾，就一概不得而知了。

 瘸王当过兵，是从陆军某工程兵部队复员到地方的，最早的时候不叫瘸王，当然那时也不瘸。

 有一年春天，一场罕见的大风刮断了医院的供电线路，整个医院都停电了。当时医院住院处妇产科正好有一位孕妇因为顺产不成，在转做剖腹产手术。孕妇羊水已经破了将近一天，宫缩强烈也很有规律，肚子疼得昏天黑地，但就是不见开指，是典型的难产。在这个时候停电，可以想象对这一母一婴两个生命而言将会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没有现代的逆变电源，也没有后来十分普及的小型发电设备，要想抢救这孕妇和婴儿的生命就只能靠接上被大风刮断的供电线路了。

 找供电部门修复，时间要拖延的很长，院里唯一的一名外线电工又因为在老家的老婆要生孩子这两天请了假，于是医院的值班总务长就找到了在家里刚刚吃过晚饭的王焕明，看能否来一次越级办事儿。瘸王听了，没多问也没多讲，把手里还在冒着烟儿的半截子卷烟往他那用树根雕成的烟缸里一捻，只说了一个字“走”，就一路小跑到电工班，拿上了工具、电缆、脚扣子、安全带然后又一路小跑奔了故障现场。

 线路接通了，手术台上方的无影灯重新放出了银色的光辉，手术大夫和护士们又开始穿梭忙碌。电线杆上的王焕明回头看了一眼灯火通明的医院大楼，长舒一口气，脸上浮起了舒心的笑容。他把工具插回后屁股上的工具袋，随后准备下杆。然而就在他重新绷紧安全带的一瞬间，不幸发生了，安全带脱扣王焕明从十二米高的电杆上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

 这一瞬间成了王焕明人生的转折。

 如果没有这次事故，王焕明也许会成为其他什么王的，而这回命运注定让他成为了瘸王。

 一年后，瘸王又上班了。还是那张布满皱纹、胡子拉碴却总是笑呵呵的面孔、还是那双细长细长经常眯成一条线的眼睛、还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那握手牌的劣质卷烟，不同的是两条腿变成了两条细长又不听使唤的帆布口袋，腰上多了块不锈钢的钢夹板，而拄着双拐的瘸王也终于有了自己座骑—一辆红色的手摇三轮车，车把上还立着一面紫色天鹅绒的三角形小旗，上面用黄线绣着“残疾人专用”。

身体的残疾、行动的不便似乎并没有给瘸王带来什么心理的负担，他依旧上班干活、依旧帮人修理电器、依旧每天忙忙碌碌乐此不疲。

由于瘸王没有外线电工的操作证，那次令他致残的事故就成了违章操作，主管部门不同意按工伤处理。是父亲一篇名为《换取两个生命的代价》的报告以及上下八城的奔波努力和四下求助才为瘸王讨回了公道。据说父亲有一次还为此和主管厅长发了很大的火，一向为人谦和的他居然会指着鼻子大骂厅长是官僚作风，还质问人家：“亏你还管理了这么多医院，你懂得什么叫救死扶伤吗？是规章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瘸王此刻倒并不急于讨到什么结果，从不多说什么，安静地面对这周围的一切。这次伤残事故后，从院里的领导到医生护士以至于家属院儿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对这个普通的工人师傅似乎都多了几分敬重，瘸王也深知凭着院长一贯的做人做事自然不会错待他。

家里的水箱坏了，瘸王摇着车子来把水箱修好；家里前街后街两个门，母亲说想装两个声音不同的电铃以示区分，瘸王马上帮着装上了两个频率不同的讯响器......即便没有什么活儿瘸王有时也会来家里坐一坐，问问母亲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其实有些小活儿父亲原本可以通知总务处派工人来处理的，然而他却总是用征询的目光望着母亲说：“让老王来给弄弄吧，老王伤了后单位里有些设备维修的活儿他插不上手了，闲着他又很难过。”“对了，晚上顺便多烧两个菜。”父亲经常在走出家门之前补上这么一句。

 “哎。”母亲答应着，幽深的眼神目送着丈夫渐渐远去的背影。

 日子久了，瘸王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瘸王领着我们拉天线、装二极管收音机、用铁丝编鸟笼子、拿罐头盒子和废旧的注射器针头做电石灯......他几乎成了我们家里的“孩子王”。我们也真正把这个拄着双拐、和蔼可亲、带给我们很多快乐的瘸王当成了忘年的朋友，以至于几天没见到他就会觉得心里缺了点什么。

父亲一向是平易近人的，从来不摆当院长的架子，而对这个因公致残的工人师傅更是亲切有加，于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夫人的称谓变成了嫂子；院长的官呼变成了大哥；瘸王成为了院长家的座上宾也是亲兄弟。

 不久后，文革开始了。

 整个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无序的状态。医院即使是作为“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场所也在劫难逃。作为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阶级异己分子等多重黑色身份于一身的父亲此时的境地自然是可想而知。

 医院行政大楼前厅的墙壁上，贴满了针对院领导各种内容的大字报，当然作为行政一把手的父亲无疑是被斗争的焦点。造反派们每天牵着被批斗的人读一段最高指示后，再把这些人牵到大楼前厅，令其把那一墙的大字报大声读上一遍。不同于那些低眉弯腰的人，父亲倒是满不在乎，他腰板儿笔直、面无表情、声音不高不低，但中气十足地把批判自己的大字报一张张读下去。那些大字报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评判父亲执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医疗路线的、有批判父亲施行专家治院反对党的领导的。最有意思的是那张批判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字报，不仅追溯到了父亲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且列举了事实：说困难时期父亲居然天天给家里买苹果，还有就是他的办公桌大得与老百姓家的大炕可有一拼！大字报里有一张是医院的工人同志们联名批判的，标题叫“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后面的笑里藏刀”说父亲平日里对工人、保洁员、汽车司机等等职位低下的人和蔼可亲、客气有加是口蜜腹剑、别有用心，是安抚工人阶级、笼络人心、麻痹群众，以便让工人阶级放弃斗争意识、丧失斗志，进而达到其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目的。念到最后，父亲标准的男中音突然降了调，文字读的也一下子变得极不流畅，因为他看到在大字报的落款签名上，第一个名字居然是瘸王王焕明！

 一场场批斗会下来，昔日的大院长、胸外的第一刀，终于被斗志昂扬的革命群众彻底打翻在地，并且踏上了一只脚。接下来亲戚敬而远之，同事仇人相待、朋友形同陌路。也许是因为胆小，也许是因为大字报的事儿亏心，曾经被父亲兄弟相待的瘸王也和我家断了往来。在医院里远远的见到父亲走过来，瘸王便慌忙调转车头，把他的三轮车拐向别处。

 有一天，母亲外出时把房门的钥匙弄丢了，父亲只好亲自动手为家里更换门锁，纷纷扬扬的雪花落了一身，他白皙的双手被冻得由红变紫，而手中的工具也显得不听使唤，笨拙而又费力。可能是锁的型号有什么问题吧，拿了一辈子手术刀的父亲居然屋里屋外的折腾了近半个下午才换好了那把“红卫”牌的门锁。

 母亲对父亲说：“怎么样？没人登门来管你家的事儿了吧？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也算让你认识了你该认识的人，让你知道了什么叫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父亲却说：“话不能这么讲。老王是有些胆小怕事，不过这年月作为一个普通人哪个不是活的谨小慎微？老王嘛，就冲他当年为救那个难产患者能不顾个人安危，他就是个好人。当下能做一个好人就不错了。大家都拒你千里之外，你让一个人仍旧和你亲密无间，岂不是难为了人家。至于那些大字报上的签名我想应该也是他不得已而为之吧。”

 接着父亲把手里的那串新钥匙往母亲手里一塞，调侃了一句：“拿着，我试了，挺好用的。伟大领袖都说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于是母亲不再讲话，只顾用双手帮丈夫拍去满身的雪花。

光阴荏苒。

随着一个金秋十月的惊雷，火爆的《祝酒歌》唱遍了神州的天南地北、大街小巷。人们从脸上到心里都洋溢着春风和喜悦，终于结束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运动过后，一切都渐渐恢复了常态。因为工作需要父亲在全省的卫生系统中率先得到平反，官复原职，继续当他的院长。不再有争斗，不再有迫害，不再有攻击，一切都似乎恢复到了从前的平静。然而时光却呼啸着走过了十年。

十年的时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也许只是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可对一个人而言，那或许是青春、或许是华彩、或许是烂漫、或许是一生中美好生活的全部。

十年之后，父亲除了两鬓添了许多白发外倒没有什么更多的变化，腰杆仍旧笔直，一双眼睛也依旧炯炯有神。那段时间他每天下班都很晚，回到家后，一边吃饭一边和母亲聊着医院里的事情，内容无外乎是“医院急需恢复正轨”，“十年间几乎青黄不接，要突破政策把那些文革中整过人、造过反但业务尚属尖子的人才还有个别工农兵学员中的佼佼者尽快补充倒各科的关键岗位”云云。父亲甚至还为已经是在“超期服役”的自己物色了人品、业务俱佳的接班人。其实，母亲并不关心父亲的这些“工作汇报”，只是在饭桌上倾听丈夫的诉说似乎已经是许多年来养成的一种习惯和默契。

 一个深秋的下午，我骑着车子去父亲医院驮白菜，在医院南面那段长坡道上刚好遇上了瘸王。瘸王比从前苍老了许多，头发几乎全白，黝黑的脸上布满了岁月刻下的千沟万壑。瘸王依旧摇着他那辆红色的手摇三轮车。车体显得陈旧不堪，表面的烤漆很大部分已经脱落露出了锈迹斑斑的钢管，原来那面绣着“残疾人专用”的小旗子也不知了去向。

 瘸王的车子摇得很慢，确切地说应该摇得非常吃力，无论是手臂的动作还是面部的表情都显得那么艰难。坡路还上了不到一半，他的脸上已是一层细密的汗水了。我架好车，跑过去帮瘸王把车子推上了坡。瘸王侧过头来笑笑说：“谢谢你呀，小伙子！”还是那口浓重的山东普通话，说话间露出了一口齿隙染满烟渍的牙齿。他用衣袖揩了揩脸上的汗水摇着车子慢慢地走了。瘸王没有认出我来，岁月如梭，我已经从当年一个整天蹦蹦跳跳的小不点儿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大小伙子。

 我目送着瘸王摇着车子渐渐远去的背影，回味着刚才他那并不轻松的一笑，无论怎么样也无法把他和当年的那个整日里神采飞扬的瘸王联系在一起。

 再后来，瘸王病了。是肺癌。

 在瘸王住院的时候，父亲去看过他，当时瘸王正睡着。他的女儿欲叫醒他，父亲摆摆手说：“不要叫醒他了，他难得睡一会儿，这种病只有在睡觉时才没有痛苦。”

 病房里很冷清，没有什么别人来过，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瘸王当年那几近英雄般的壮举、似乎已经忘记了还有这样一个老工人的存在。父亲在瘸王的病床前坐了好一阵，目光一直没有离开瘸王那张布满岁月风尘的脸。父亲在想什么呢？是在怀想岁月留下的那几许遗憾的故事、还是要在这张写满沧桑的脸上寻找那个尘封的从前？

 瘸王醒来的时候，父亲已经走了。听着女儿的讲述，很久都不曾有过笑容的瘸王竟挂上了一脸的笑意。当女儿把父亲留下的钱和当年他最喜欢吃的凤尾鱼罐头送到床头时，瘸王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老泪纵横。

 王焕明最终也没有摆脱死神的召唤，在一个寒冷的风雪黄昏离开了这个充满温情又充满冷漠、令他感动又令他遗憾的世界。

 瘸王死后不久的一天，他的儿子小东来到了我家，说是他父亲临终前嘱咐他一定要来看看李伯伯。他父亲对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就是当年为抢救那个产妇从电线杆上摔下来，摔成了残废也从来没后过悔。唯一后悔的就是那几年对不起你李伯伯。人家对咱那可是有恩啊，待我像亲兄弟，可我却在人家倒霉的时候冷落了人家。还有给你李伯伯贴的那些大字报，那签名根本不是我签的也不是我要签的，那都是汽车班的刘青干的。当年他把汽车开出去往外倒油卖钱被人发现了，就托总务处长求情，你李伯伯最痛恨这种人，没给面子把他处分了，调离了岗位。他怀恨在心，运动开始就拉了一堆工人整你李伯伯。刘青知道你李伯伯待我好，才把我的名字故意写在最前面，我知道他的恶毒用心，他那是利用我在向你李伯伯心上捅刀子啊！都怪我胆子小，造反派这边儿不敢得罪，又怕人看见，你李伯那边儿也不敢去解释。有一次在路上遇见了你李伯母，你李伯母看我那眼神啊，像刀子一样扎着我的心哪。我知道自己理亏，都不敢抬头看一眼。这一下就这么多年过去了，运动结束你李伯伯平反、工作、官复原职，我还哪有脸这时候再去解释当年啊！这事儿在我心里好长时间了，堵得慌啊，我都悔青肠子了！我寻思着什么时候你李伯家里有点儿什么活儿，你李伯能再叫上我一次，我再帮上一次忙，和你李伯好好唠扯唠扯我就死也瞑目了，可天不随愿哪！我死后你要经常去你李伯家看看，有什么粗活儿重活儿就帮着干干。你李伯伯老了，况且那是一家子读书人，不会干活呢。”

 小东还没学完瘸王的这段话，父亲已经是泪流满面了，母亲也坐在一旁陪着抹眼泪，显然在她心中已经原谅了那个曾经被她说成是以怨报德、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瘸王。

小东接着说：“那年冬天你家的门锁坏了，李伯伯弄了好久也弄不上，看见的人是当乐子讲的，我爸听说心里却着了急。他怀里揣着把暗锁摇着车子在你家的房前房后转悠了整整半个下午，想进来又怕别人看见最后到底还是没有进来。我爸是最后看见李伯伯装好了门锁进了屋他才摇车回的家，人浑身上下都冻透了......”

又聊了一会儿小东起身告辞说：“李伯伯，我走了。今后有什么活儿您就言语一声儿。” 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个黄色的纸盒递到了父亲手里。

父亲打开纸盒，里面竞是一把单层暗锁。经过了岁月风雨的侵袭无论是暗锁的本体还是那些安装的辅件都附上了一层斑驳的锈迹。锈迹中那枚椭园形的商标却依然清晰可见，红卫牌，这是那个时代的印记。

送走小东，父亲坐在桌边沉默了很久。他把那串钥匙插入锁孔中，打开锁再关上，再打开再关上，似乎要从中玩味出什么道理。

人情冷暖、世事变迁、岁月苍桑，人们的心灵之间如果能像这把锁和这串钥匙一样可以互相沟通互相开启，世间岂不就会减少了许多误解、遗憾、懊悔和悲凉？

这是一个说来已经是岁月遥远了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就是那个心地善良、为人忠厚、乐于助人、且曾给过我们许多童年快乐的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