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春节

春节是大家的，尤其是孩子们的。可小时候，在我们家，春节是爷爷的。

几十年前的春节，其重要程度远比现在要超出多少倍。所以春节过得是否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里是否有一个能“张罗”的人。爷爷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绝对优势的“张罗”者。这取决于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全家的财政由他掌控；第二，他具备张罗好春节的诸多素质。

多数细节都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淡去了，但关于爷爷的春节，以下的“经典镜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

隆冬，在外面站一会儿都要哆嗦的节骨眼儿上，爷爷的春节开始了。当院儿，一大锅水沸腾起来。记不得姓名的几位后生把养了一年的肥猪按倒在案板上。稍顷，几乎只着单衣的爷爷光着头威武上阵，观察一番，撸起袖子单刀直入......再稍顷，但见他手扶着猪蹄，似乎一口仙气吹去，那猪便马上“胖”了起来。随后的一切不必赘述，满院的热气腾腾，满场的笑语欢声，年，从此拉开了帷幕。不过爷爷似乎并不十分快乐，因为他担着心，那时养猪是要交给国家的，私自杀猪总归是个问题。但他有时候管不了那么多，否则这一大家子的年怎么过？

随后，间或仓房里出现了吊挂起来的冻秋子梨，冻柿子；间或厨房的房梁上悬挂起诸如花生瓜子之类的东西。这本身就是春节即将到来的标志。至于为什么要挂起来，“官方”的解释是怕被老鼠给祸害了。长大后才明白，假设不挂起来，怕不等老鼠知道，比老鼠更可怕的孩子们可能半夜就动手把它们瓜分殆尽了。

年最隆重的即将到来的标志应该是水桶里出现了一条至少10斤重的大鱼，这在当时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到此时，对一场饕餮盛宴的期待已经达到了无法忍耐的地步。

爷爷一年到头基本上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节奏，因为毕竟他是一家之长，是需要威严的。但对于春节，他丝毫不敢怠慢，兴高采烈地准备了许久，连年夜饭都得他亲自掌勺。此时，他一边乐此不疲地当大厨，一边诲人不倦地告诫老伴儿要如何做这道菜才最好吃。虽然并不起什么实际作用，但表面上全家人是需要恭恭敬敬“听之任之”的，至少，我到如今也对爷爷的“大将风度”崇拜得五体投地。

他筹备了许久的春节，让全家人都期待无限也满足无限。但他对自己并不奢侈，充其量只是把平时喝的散酒变成最普通的瓶酒，以示“过年”罢了。他也不喜欢大家在节日对他“朝拜”，记忆中晚辈似乎都曾经要行下跪叩头之大礼，被他拒绝了：“新社会啦，不兴这个！”从此，我们“免礼平身”，但他的权威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一点儿。

现在，轮到我有资格风风光光地出面操持一切的时候了。可惜，“革命传统”真的不一定代代就能相传。思考良久发现，我唯一的能力就是提前若干天同样兴高采烈地选择一家不错的饭店订上一桌还算不错的酒席，等吃进嘴的时候才发现，此时此刻的年夜饭，完全是提前一天就准备好的成品、半成品，根本没有即时的风味风采与风光。于是只好口是心非地说几句遮遮掩掩的话以保持一下自尊，间或还暗中找点“时代发展”为由文过饰非而已。

其实，小时候对春节的期盼无非就是吃与玩，就是宁可冻得失去知觉也要观灯，也要看秧歌，也要放把一挂拆分成一个个的“小鞭儿”，家家均如此。爷爷的春节与多数人家不同的就是，他以高度的“大男子主义”，在满足了全家人的吃与玩的同时，还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注入了家族意识、家长意识、权威意识。无论其作用的正反，至少，它应该是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在一个宏大体系末端的体现。这些虽然记忆犹新，但继承起来真的是很难。鼠年马上就到了，我早早告诉儿子儿媳和孙子：“准备准备，陪他姥爷姥姥过三十儿去吧......”

我真的很怀念爷爷的春节，但也真的感觉“与时俱进”的绝妙。因为我既然不具备爷爷掌控天下的实力，又何必不落得个清闲自在，一室、一杯、一壶茶而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