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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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金秋九月，天高云淡。而我的心空却一片迷朦。很长一段时间，黑色七月给我的灼伤让我心灰意冷。我孤零零地走在空旷的校园里，心灵浪迹天涯。
为了让漂泊的心灵有所寄托，我在阅读中寻求慰藉，用稚嫩的文笔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我把写好的文章交给班主任张老师和鲁老师，请她们给予指点。张老师“毫不客气”地指出我的不足，鲁晓霞老师也直言我的文章思想不足、尖锐有余。但是，我还是努力营造一个苍白的纸上世界，只为给自己的心灵寻找一个归宿。
班里第一次发院报，只有很少的几份。同学们争相传阅。因为对文学的爱好，我仔细阅读了上面的文章，心中说：“院报，你等着，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的存在。”
（二）
日子在郁郁寡欢中流逝，苦闷的心情越拉越深。
一天，看到院报招聘记者的启事后，我有一种本能的冲动。于是，我怀着激情写了一篇400来字的短文，经过反复斟酌，自我满意之后，决定亲自送到编辑部。
我忐忑不安地来到编辑部门前，听到里面有说话声，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当指头即将落在门上时，我退缩了。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扇神圣之门，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有人在嘲笑我的不自量力。我在门口徘徊着，心想，等到里面的人少时再进去。可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话语声不断。我对自己说，明天再来吧。
第二天，我再次站在了编辑部门前，这次没有听到说话声。我蹑手蹑脚地把门推开一道小缝，朝里面张望，见几个人正低头写着什么。但我还是没有勇气踏进这道没有门槛的门。
晚上，躺在床上，我恨自己。连跨进这道门的勇气都没有，将来还能干些什么呢?明天，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进去。
在几次深呼吸之后，我终于推开了那道虚掩的门。谢天谢地，只有一位女教师(后来知道就是张新芳老师）在聚精会神地修改文稿。我感到她有一种贵妇人的气质，对寒酸的我构成一种威压，我的额头开始渗汗了。我战战兢兢地递上稿子，吞吞吐吐地说明来意。张老师认真地看了我的文章，说：“写得不错，可以发表。”我的心头一喜。因为我那篇文章。写的是家庭经济困难的事，张老师就温和地说：“你在我这里报名吧，不用交报名费，并且优先录取。”张老师又鼓励我
多写、利田白己的特长勒工助学。
我感激不尽地告别了，走出编辑部，我有一种欣喜若狂的咸觉。我的文章就要发表了，我即将成为院报记者了。接着，我又写了一篇哲理小品文，交了过去。
后来，我被录取为通讯员，并且我的两篇文章接连发表了。我有一种“功成名就”的自豪，苦闷的阴云开始消退。院报，你好，我来了。
(三）
我对院报的关注更多了。
身为通讯员，我开始写一些小消息。因为不敢去采访，我就按照张老师在培训中所说的，开始留心观察海报。哪里有什么活动，我就赶赴现场，在没人注意的地方观察，然后写成消息。写过之后，再偷偷地塞进稿箱。报纸出来的时候，我到处搜索我的“大名”。很遗憾，没有，一篇也没有。
我的热情被一点点地击退。我并不是干新闻的料，我这么认为。从此，我偃旗息鼓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往院报投稿，更不用说去编辑部了。一方面，多次被判死刑的打击，让我失去了信心和热情；另一方面，我觉得我爱好的文体不可能在院报发表——我比较喜欢杂文。在我所看到的院报中，还没有见过批评文章。
又是一年春花开。而我的心空却没有度过雪花飘零的冬天。
那是一个下午，我从文化长廊前走过，很远就看见张老师迎面走来，但我没有勇气和张老师打招呼，我愧对张老师的帮助和鼓励。况且，张老师也不一定认识我。我想低头一晃而过。就在擦肩而过之际，张老师叫住了我，亲切地说：“剑锋，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去编辑部了，你的杂文写得不错，院报又缺少这方面的写作人才，你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接着，张老师给我列举了许多从院报走出去的优秀记者，鼓励我坚持写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阳光欢快地跳跃着，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我的心头一热，有一种欲哭的感动。在陌生的城市，在偌大的校园，竟有一位并不熟悉的老师记得你，关注着你的成长，你会无动于衷吗?
出于感恩的心情，我开始寻找素材。当新期院报发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新栏目“小刺猬”的一篇文章《如此发泄?》，批评的是前几天晚上停电时学生大肆喧嚣一事。原来，院报也可以批评。我的心头一振，就寻思写一篇批评性质的文章。正好受了同学一句话的启示，点燃了我灵感的火花。他说，教室内桌椅破坏太严重，何不就此为切入点，作一篇文章?一天放学后，我就慌里慌张地跑到阶梯楼、教学楼查看了几个教室的实际情况，然后，结合校园正在开展的思想道德教育，一气呵成写出了《“功臣”怎么成了“罪人”?》，对破坏桌椅的不道德行为提出了批评。
我再次诚惶诚恐地来到编辑部，当张老师认真审阅我的稿子的时候，我的头上直冒汗，大气也不敢出。张老师看过之后，连声说好。她说：“你这篇文章思想深刻，文笔犀利，写得很好。院报缺少这样的稿子，以后你专门写评论算了。”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文章发表时，张老师把题目改为《“功臣”焉何成“罪人”?》(此文荣获2002年河南省高校好新闻评比言论类二等奖)，并且推出了一个新的栏目“校园观祭家”，让我留心观祭校园，对其发生的不文明现象进行批评和鞭鞑。张老师给了我一个表现的舞台。此后，我接二连三地写了下来。
(四）
我每写一篇文章，张老师都会耐心地修改。写得好的，张老师马上给予肯定。写得欠佳的，张老师就不厌其烦地指导我该如何修改。
张老师还经常鼓励我。领导、老师反映我的评论文章写得不错，张老师会及时告诉我，以此来增强我的信心。我倾向于相信这是褒奖，我理解张老师的良苦用心，张老师在给我信心，给我力量。她总是把别人对你的肯定和表扬及时“传达”给你，让你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从而让你有一种成就感。就是在这种肯定自己的感觉中，我不断超越自己，创造自己。
非典期间，原院报记者、现《教育时报》记者李见新打来电话说，《教育时报》主编看上了我写的评论《面对非典莫慌乱》一文，让院报编辑部用电子邮件发送过去。张老师立即发出。不久，此文略有改动之后在《教育时报》发表了。
一下子，我的文章走出院报，在省报发表了，我的信心更大了，也更坚定了我写下去的决心。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网名为“答非所问”的人开始在校园论坛上反对我的“无聊言论”。张老师怕我受不了，一面留心我情绪的变化，一面不断地给我安慰和鼓励。张老师见我能够乐观地看待此事，也就放心了。
张老师不但在精神上给我鼓励，而且还从物质上给予我帮助。得知我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张老师就把我安排到编辑部勤工俭学。张老师说写批评性文章有压力，写作难度大，还特意提高了此类文章的稿酬。这样，我每月的生活费基本可以解决了。我可以安心读书写作。我的写作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因为我知道，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张老师的，最好的报答方式，就是多写一些高质量的稿件。
正是在张老师和朋友们的鼓励下，我的信心潜滋暗长了。有了信心，我就有了更大的热情，我的精神面貌开始变得高昂，开始对生活充满希望，以一颗积极的心态投人现实人生。爱默生说过：“有怎样的思想，就有怎样的生活。”我的生活也开始以一种进取的姿态展现。在我的文章中流露出的精神底色是乐观的进取，高昂的激情。假如没有那个春天的午后，假如没有张老师的殷殷深情和谆谆教诲，太阳不可能在我的心空升起，并照亮我灰暗的人生。一切从“心”开始。后来我所能取得的和将会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院报之于我，是灵魂之于肉体。
（五）
我是一个沉默的人。而沉默往往被扣上“故做深沉”的帽子。我的沉默是真实心理的自然流露。这种沉默也掩饰了我笨拙的口舌。我不善言辞，甚至有点口吃。我感到当众演说的困难。选择写作，很大原因在于此。院报记者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喜欢做一个忠实的听众。在沉默中聆听，是我“扬长避短”的选择。
但是，在编辑部，无声的我，常常迫不得已地发言。大家见我默不作声，就把话题引到我身上。这个时候，我不由自主地紧张，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这更使我窘迫，涔涔地冒汗。随着交往的增多，大家的感情在相互了解中加深。大家彼此打开心窗，用意对话.我也慢慢地放开白己我的话逐渐多起米。我和李坤、土震等记者们在起海阔天空地乱侃，我们谈论社会、人生、理想、前途和情感。王震把周国平的哲学散文推荐给我，让我感受他人对人生的体悟。
我们互相安慰鼓励，彼此协助支持。在交流中，我排遣着内心的迷茫与痛苦，坚定着人生的理想和信念，提升着言说的从容与坦然。
（六）
院报编辑是一项认真细致的工作，来不点半点马虎。张老师对院报的要求非常高，她是一个严谨细致、工作起来雷厉风行但又一丝不苟的人。她这种工作作风直接影响着我。
校对是院报的一项重要工作。每次校对，张老师都要求至少三人(我是固定人之一），并且要求我们签名，责任到人。这就给我们一种压力和责任。一次，我心不在焉地校对完一个版，张老师拿过一
看，一眼就发现了报纸上的错误。她说：“你没有认真校对。”语气很平静，而我的脸火辣辣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责任感不断得到强化：你必须对你所做的工作负责，不能敷衍了事。
踏踏实实，认真负责，追求完美是张老师对我做人处事的影响。有一次，张老师让我们勤工助学的学生邮寄报纸。她说了几次，我们还没有行动。一向和蔼的张老师严厉地批评了我们。她说：“一个
人的工作态度很重要，它甚至可能影响你们的一生。你们只有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快节奏、高效率地完成工作，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在单位立足。”平时散漫的我，开始审视自己。我认识到，把该做的事情做到尽善尽美，并且保证要快，这不只是赢得领导的信任和好感，更重要的是对人生和工作的态度。此后，我有意识地把这当作行为的准则。
因为有同学反映我《面对非典莫慌乱》引用上的错误，在向《教育时报》推荐这篇文章时，为了弄准被张飞吓死的人究竟是夏侯渊还是夏侯杰，张老师亲自跑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并且还询问了其他老师。这种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作风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在引用的时候，必须保证所引“证据”的确凿性。
校对对自身的写作也是一种提高，我可以从别人的文章中发现自己的不足。有时为了一个词，一句话，甚至一个标点符号，我们要不断地推敲，甚至相互论证。潜移默化之中，我的文学素养不断得到加强。同时，我也熟悉了各种校对符的用法。上学期期末考试，文书课考试有一题就是用校对符改错的，我并不记得老师讲过这种题，但我还是轻车熟路就完成了。因为发表言论，我需要充分恰切的论据来支持我的观点。“书到用时方恨少”，我常常感到知识的贾乏。为此，我需要广泛地阅读各方面的书，并且做读书笔记。我的知识面在扩展，知识结构在完善。同时，我的思维方法也得到调整，对事物的认识也
逐渐变得理智。我的写作也由刚开始的一腔气势转变为越来越多的理性分析。张老师说，我的评论有了质的提高。由于经常翻阅报纸，我增强了对时事的关注和了解。我的观察力、思考力也在提高。
因为我是院报记者，又是勤工助学学生，张老师时常把一些任务交给我。在同各色人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克服了胆怯心理。而今，我可以自信而又“理直气壮”地出入各个部门，与人交往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性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都将会影响我的一生，成为我一生的财富。
（七）
院报两年，我蹒跚走过。站在新的征途上，回首身后，是一行歪歪斜斜、深深浅浅的脚印。我欣慰地笑了。感谢院报，感谢张老师，感谢朋友们，是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伴我走出心灰意冷的心绪，走过绵长多雨的季节，走向阳光灿烂的明天。
抬望眼，路正长。我该上路了。无论我走到那里，院报编辑部都是我心灵永远的家。
后记：此文作于大学毕业前，发表于当年的《洛阳师院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正是得益于院报的锻炼，凭借在院报发表的一摞文章，大学毕业时我以专科学历进入本市一家央企，从事宣传工作。整整十八年过去了，我从豫南贫困的家庭走出，在城市扎下了根，结婚生子，买房买车，晋升职务，改变了命运。每每重温当初的心路历程、成长经历，仍然心绪难平、不能自抑。教师节来临之际，重新发出，谨以此文纪念曾经的青葱岁月，诚挚感谢张老师的教诲与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