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痕”

村东山头上的红叶又开始飘落了，南飞的大雁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天空掠过，似乎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秋天来了，随后就是冬天。如果人生如四季，那么年过半百就应该进入了冬天。也不知是不是人之常情，进入冬季，更容易怀旧起来。过去的数十年，一如大雁飞过，确实没留下什么痕迹，倒是童年时那清贫中的和谐，是单调中的多彩，是那样令人伤感却又万分留念。那些平凡而深刻的童“痕”，在头脑中更加清晰起来……

“电影”情结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农村正是集体化，山里娃的生活就是上半天学，割半天猪草，然后就是吃饭、睡觉……

一天到晚就这样枯燥地过着，大家似乎也没有更多的想法。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难得一观的“坝坝电影”。当时山里还没有通电，政府的放映队自己配备了发电机，挨着轮次到乡下去放映。现在回想起来，一个生产队恐怕至少都要半年才挨得到一回，所以难得得很。该哪个生产队放电影了，便由队长选派七八个身强力壮的社员，抬的抬，挑的挑，扛的扛，提的提，把发电机、放映机、银幕、片子盒等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运来，足足摆放半间屋子。

机器到了，高兴的就不止是小孩了。队里会提前收工，各家各户都得早早地准备晚饭，像过节一般。为了确保安全，生产队要选派宣传人员挨家挨户通知宣传。“看电影，好事情，家里一定要留人”这样的简单快板，我们小孩子都烂熟于胸了。晚饭后，人们便扶老携幼扛着凳子拿着火把哼着无名的山歌往放映点赶。记得有一回，就我们家留谁看家的问题，召开了半个小时的家庭会议还没有得到解决，最后，还是爷爷主动退出，留在家里啦。现在想起来，当时真够委屈老人家了。

放映点一般选在较大的院子里，用两根长长的楠竹在院子的下方撑起雪白的银幕，只等天黑，节目就开始。“雪白的银幕搞搞挂，挂呀挂树梢；生产队里放电影，放呀放《春苗》……”男女老少聚在一起，大家或随意唱着歌儿，或盯着银幕拉家常。不管聊得多火热，只要电影一开始，便全都打住；不管看得懂还是看不懂，不管老人还是小孩，都是那样的投入那样的专注那样的兴奋那样的激情。

有一件至今想起还啼笑皆非饿事情。那一年，电影《三打白骨精》传到了我们山区。我们大队的三生产队预约了这场电影，但由于时间关系，放映队说只能在白天演，因为还有几个预约的排着队。所以，三队就在他们的“庄屋”（队里用来收庄稼的屋子，相当于仓库）里关着门放。我们四队有几个社员也兴冲冲地跑去，结果被拒之门外。我们队的老队长当时气愤愤地说：“隔几天我去弄战争片子《上甘岭》来，也不准他们看，羡慕死他们三队的！”果然，不到一个月，我们四队就约到了《上甘岭》，在队里最大的院子里放，不过三队的群众还是来了，由于是晚上，院子又大，谁还去说那些不让三队看的难听话呀！

这坝坝电影呀，是山里人唯一的文艺大餐，跑个十里八里去看一场难得的电影，对于童年的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从《沙家浜》到《铁道游击队》；从《刘三姐》到《三打白骨精》；从《上甘岭》到《一江春水向东流》；从《小花》到《英雄儿女》……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片子，都无不牵动着童年匆匆的脚步！

而今，在偏远的乡村，“电影”这一时代的名词几乎从儿童的记忆里消失了，即使偶尔有电影对去播放一些正能量的影片，真正能集中起来观看的群众也寥寥无几。至于像当年我们那样大的孩子们，已经全然弄不明白有的电视节目为何称着“电影”了。“电影”虽然已经远去，但那情那景那镜头那火把还历历在目，那留在记忆深处的“电影”情结，是怎么也挥之不去的。

父亲的“背影”

五年小学，两年初中转眼就过去了。初中毕业时，还不到十四岁。当我从老师那里拿回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时，心里很有些不是滋味；当我从父亲那里听到“没钱，不再上学”的决定时，心里也没有了太多的想法，只是叫父亲给我编个“笆笼”，准备秋后给生产队拾稻穗挣点“工分”。

初中老师知道了，特意找父亲谈了话，谈些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父亲让我上学了。在那时，“劳动”在学校生活中是占重要地位的。《通知书》上就规定了：每位学生在开学时必须交“矿篼”一挑（后来才知道是由于学校没通公路，用来在集镇上挑煤的）。于是，父亲就开始砍竹编篼。由于我人小力薄，父亲说不要编得太大。

开学那天，父亲帮我将行囊（衣服、大米、红苕等）装在矿篼里，亲自送我到几十里外的高中学堂。一路上，父亲坚持一个人挑，只是让我跟在他的身后走；一路上，父亲有说不完的话，什么“不要思乡”啦，什么“努力学习”啦，我都一一地听在耳畔，飘在风中，只觉得空着手紧赶慢赶才能跟上父亲的脚步。

在经过一处悬崖时，忽然上前方垮下一大滩泥石，距我们不过三、四米远，着实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只感到那一瞬间，父亲肩上的矿篼一滑，一把将我拉过去，飞速地向后奔跑。好一会，父亲才停下脚步，喘着粗气道一声：“好险！”待垮塌处平静了，父亲才又挑上担子，叫我在这边等着。只见他挑着矿篼，飞一般地冲过垮下的泥石，放下挑子，眼睛盯着上方，对着我说：“快冲！”在父亲的掩护下，我也飞一般地冲过了“敌占区”，这才又放松神经继续赶路。

由于是第一次出“远门”，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在新的学校里，报名入学者甚多，真可谓“门庭若市”。父亲问一位老师我在哪班，那位老师一指前边的墙说：“那里贴着哩！”于是，父亲说让他看着行李，叫我去看看在哪班。我腼腆地挤进人群，在密密麻麻的几大张“榜示”中寻找了好半天才看到了我的“大名”。于是，我们根据提示找到了班主任，交了学费，来到早就安排好的寝室。寝室里已经有些同学了，他们有的已经铺好了床，坐在那儿聊天；有的正在操作，他们的“脸皮”好像都比我厚。父亲为我选了一个下铺，并亲自为我铺好稻草……

天色还早，父亲回家还走得拢。想到父亲就要离去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了，想在心里，泪在眼眶。嘴里虽然没说，但父亲看得透我的心思，“知子莫如父”呀！他看了看天色，说：“今天不早了，我就不走了，明天再回去！”我心中暗自高兴，也深深地懂得了父亲的“借口”。

一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想到这十多年来，都是在父母身边度过的，可谓“呵护有加”呀！如今，让我一个人“独立”生活了，能适应吗？由于学校有纪律，不敢说话，但我分明也感受到了，父亲也没有入睡的。

起床铃响了，我和父亲同时起床洗漱。

早饭后，父亲又像先前路上般对我叮咛一番，便迈开了回家的步子。我随父亲转过学校旁的山头，目送父亲渐渐远去。父亲的背影越来越小，但我分明看见父亲在不时地回头、挥手……此时，我的眼泪涌出了眼眶！

不平凡的“菜票”

在那个老式书箱里，一本泛黄的书中夹着一张油印的泛黄的“菜票”，面值0.03元。透过这张太平凡不过的“菜票”，高中两年的生活又浮现在眼前。　

那时虽说已经恢复了高考，但作为贫穷著称的家乡，多数人家都还不能满足温饱。读书的生活怎么办？只靠自己每个归宿假回家背点大米红苕马铃薯之类。菜呢？就是用瓶子装点放盐的辣椒面或“苞谷泡儿”（用干玉米在锅中炒熟，再放点盐）。其实，当时学校食堂的菜每份才0.03元，肉是0.30元一份，这个价格在现在看来，是最便宜不过的了，但在当时还没有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的家乡，就是这“廉价”的消费也是相当困难的。

当时是两周一次归宿假，周日返校时，我们几位伙伴都早早地动身，背上自己的“生活”，跋涉几十里路来到学校。返校时，父母一般都没有给钱，只有那慈祥的祖母往往给我五毛或一元的“私房钱”。来到学校，一般都立即将钱买成菜票，在吃辣椒面的同时，间或间也吃份小菜，至于肉，那是一直不敢奢望的。

记得学校有些校园地，划给各个班耕种，种出的蔬菜都好像是卖成钱归班上了。名说是归班上，但也不知道具体用途，我们也不好向班主任询问，老师也从来不谈起这些。高中的最后一期，高考前一个月就举行了毕业考试，根据成绩，我们文科班三十多人中，只有我等六人有资格参加高考（大家戏称“六君子”）。在最后复习的一个月中，由于“物以稀为贵”，加之我们都是学校的“苗子”，所以学校和老师都在生活、纪律上“网开一面”了。我们班种植的四季豆、茄子等，就被我们“六君子”摘来享用。我们嫌学校食堂蒸来不好吃，离校近的一位同学从家里拿来小锅，我们就常在宿舍后的空地里“埋锅造菜”，那段日子还真的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眼前的这张泛黄的菜票，见证着那段平凡而令人难忘的日子。我虔诚地把它夹一本泛黄的书里，放置在书箱的最底层！

油灯下“舂米”

在“打米机”还没有进入咱山村的时候，弄出点大米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当时的大米加工，全国很多地方都用碾子，而在我们乡下，大多使用“檑子”（这“lèi”字该怎么写，查了几种工具书都不得要领，就只好以“檑”代替了）。

说起这“檑子”，它和“石磨”应该说是同宗不同“性”的大米加工工具。其制作原料主要是木材和楠竹，原理上完全模仿“石磨”而制成。可以说，这“檑子”就是巨型的“木磨”而已。使用时，将稻谷倒在上面，两个人推动，稻谷就被“推”破谷壳形成糙米了——当然，这“檑子”的制作是非常讲究技术的，一般的木工师傅还不能胜任。

儿时见得多了，认为大米就是这样得到的，倒没生出什么感慨。在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是上高中时归宿假晚上在煤油灯下“舂米”的情景。每次归宿假回家，父亲便要用“檑子”推稻谷。虽是“木磨”，但推起来也较为吃力，即便是冬天，男劳力也不需多一会耳就会热汗直流。由于白日里要“抢工分”，这推稻谷的事一般都在晚上进行。那时没有电灯，只好点上一盏煤油灯照明。我家那盏煤油灯，说起来还算“高档”。那是一盏有玻璃罩罩着，不怕风吹的“小马灯”，还是跟随了祖父多年的“祖业”，父亲就靠它照着推稻谷。

推稻谷的声音可比推石磨大多了，在夜阑人静时，这“轰轰哗哗”的声响传得老远老远·

一阵忙乎，去掉谷壳的糙米出来了，和谷壳混在一起，然后用“风车”进行分离。不过，这“糙米”要变“熟米”，累人的活儿还在后面——必须依赖“碓窝”，那是一个大石窝，将“糙米”放入其中，用一根两头大中间小的木棒（由于在“碓窝”里可以打“糍粑”，所以又称“糍粑棒）一下一下地使劲舂。直到把糙米表面的米糠舂掉，再用风车或米筛分离米糠，就得到了“熟米”。

这一番折腾，往往就是大半夜。这“煤油灯”下舂米的场景，有岁月的刻痕，有清贫的快乐，更有难忘的记忆。

马铃薯的“味道”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东西吃不够，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大米饭和马铃薯！”我与马铃薯结下不解之缘，是在五六岁的时候——

父母亲每天早饭后就扛着工具拖着疲惫的身体挣工分。家里就祖母、祖父和我。人们都说小孩子是吃长饭的时候，况一日三餐都是粥。说“粥”，似乎有辱“粥”的形象——那只是用少许麦面或玉米面放入一大锅水中煮成的连狗都撵不上的“浑水“而已。至于米饭，那是很少有的。像我这种毛孩子，尽管顿头上”喝“饱了，可一个时辰过去，肚子又瘪了。亏得家里还多少有点自留地，祖父就自然成了自留地的承包人。自留地上除点蔬菜外，全种马铃薯。祖父常说：”洋芋（马铃薯的俗称）可以当饭吃，多种点好！“

那年生活特别紧张，就是那种“稀粥”也喝不上。本来体弱的我愈显不济，整天围着祖母哭着闹着跳着要东西吃。祖母忽然间想出个办法，在自留地的马铃薯地里刨来几个尚未长大的马铃薯烧了给我吃。可这是背着祖父的，因为祖父知道会吵：“你爸妈抢工分都没吃，你一天到晚都耍，还饿呀！”而后，每天我哭着闹着跳着时，祖母就悄悄去刨马铃薯，刨出后又将土盖上，还真神不知鬼不觉。到了挖马铃薯的时候，祖父诧异极了：“这么好的洋芋怎么就结几个小子子儿？”我正想说，又被祖母一眼瞪了回去。

到上学的年龄了，我还是独钟马铃薯。早上煮几个放入书包，权作“加餐”之用。那一年端午节早上，父亲特意吩咐多煮点马铃薯，让全家吃个够以算过节。我把肚儿弄得溜溜圆上学去。老师问我：“早上吃什么？”“洋芋儿！”“烧肉吗？”“煮的！”老师听了摇摇头说：“能吃烧肉的太少了。”

后来上高中时，每次归宿假背的“生活”里几乎都马铃薯。学校里，由那位好心的炊事班长帮我加工。现在，马铃薯已经不是什么佳肴美味了，但他那特殊的“味道”，使我对它的那一份情感始终未曾改变。每年我都要种上几块地，或煮或煎或炖地品个够，品出风味，品出艰辛，品出那段特殊的岁月。

“割草”的时光

巴尔扎克说：“童年原是一生最美妙的阶段，那时的孩子是一朵花，也是一颗果子，是一片懵懵懂懂的聪明，一种永远不息的活动，一股强烈的欲望。”像我们这批人，至今回想起来，童年的日子“美妙”谈不上，“一朵花”也不鲜艳，要说“一颗种子”，那还颇有些贴切，那“懵懵懂懂的聪明”中，活动倒是“永远不息”。作为生于大山长于大山玩于大山的孩子，最最令人回忆的，莫过于“割草”了。

这里所说的“割草”，不是猪草、马草，在老家是“割牛草”的简称。在我们山里，耕田耙地全靠水牛作动力，因此又称“耕牛”，要是谁敢偷牛，那就不是一个“强盗”了得的事情，“破坏生产”的罪名是背定了。为了多挣点“公分”，好多人家都养着“耕牛”，而“割草”的任务基本都落在半大孩子们身上。“割草”是辛苦的，但这人世间就是这样，好多其实并不那么愉悦的事情，却能够成为永恒的记忆，并且历久弥新。就像这“割草”，确实让童年生活充满了别样的情趣，似乎比现在的孩子充实得多，有趣得多，快乐得多……

大凡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童年时光基本上是在草背筐里度过的，那是童年生活的“主旋律”，至于读书学习，只不过是生活旋律中一个小小的音符而已。而割草的日子，虽说辛苦，但令人回味的东西确实太多，清苦中的快乐与情致，足以让人相伴一生。每每忆及那段酸甜苦辣咸都有的日子，就有一种莫名的感慨从心中泛起。那时每天只有上午三节课，下午便是我们“自由”的日子。孩子们大大小小的三三两两约好，吃罢午饭就背着背筐出门。村子东山下的那一大片有青石黑石有野草野花有灌木乔木有野鸡山羊，还有蝉哥蝉妹猴子猴孙鸟姐鸟弟的充满童趣与神奇的地方，便成了我们童年的“根据地”。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以“割草”为主题，演绎了太多的大大小小的故事。

这东山下的石头们，们或斜或正，或搁或叠，或高或低，或大或小，真是奇形怪状，布局神奇。特别是那些斜搁的石头下，往往有屋子般大小的空隙，相当于岩洞，里面可以乘凉，可以避雨，更可以办“锅锅宴”（过家家的俗称）。在这些天然的“洞府”里，我们找来干柴、野菜，支起“锅灶”，就开始煮菜。开火了，从“石洞”中冒出缕缕“炊烟”，如果同时有“几家”开火，那整个地盘就烟雾缭绕，比现在用电脑特技制作的“神仙境界”要现实得多，逼真得多，有趣得多。现在想起来，蒲松龄笔下的神仙洞府恐怕也不过如此，或者远远不及呢！

这样的“调皮事儿”，大人们也不是不知道，但只要我们把“割草”的基本任务完成了，由于生活紧张，他们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有时偷偷刨几个集体的红苕煮来吃了，他们知道后也就吵上几句，不去深究的——只要没有弄出大乱子来。

这样的“岩洞”，名副其实的冬暖夏凉。我们最喜欢夏天。夏日里，哪怕烈日炎炎，但“洞”中依旧凉风习习，空气清新，很是叫人惬意。在这样的“仙府”中，除了办“锅锅宴”，我们还“走六子”、“打仗”、“唱山歌”……

历史得天空中斗转星移，岁月的沧桑里日出月落。童年，就这样在“割草”中飘得很远很远，家乡东山下的那些“神仙洞府”早就荆棘密布了，因为好多年不曾有我们那样的孩子进出。然而，要问何事最难忘，最忆当年“割草”时！

读不完的“小人书”

在童年的记忆中，除了“割草”的乐趣外，永远翻不完的是那丰富多彩的一册册的“小人书”。“小人书”，“连环画”的俗称，它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少年儿童普遍的课外读物。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人书，丰富了着我们的课余文化生活，同时也陶冶着幼小的心灵。

最初的连环画是画师们绘制的，一本书几十页到一百多页不等，一本一个完整的故事，相当地吸引人。在我们当地，还把小人书再俗称为“花花书”。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花花书”，是那时孩子们莫大的骄傲。

我买的第一本小人书，还清楚地记得名字叫《小小秤砣压千斤》，讲的是一个小孩子和地主进行“阶级斗争”的故事。那是那年春节，我随祖父到堂伯父家“拜年”。告别时，堂伯父给了我0.5元“压岁钱”。在那年月，一般的压岁钱都是0.2元，所以现在想起，当时的堂伯父是够大方的了。回家经过集镇时，我对祖父说想买本“花花书”。祖父是读过几天“私塾”的人，所以有关“文化”的事，他都非常支持。于是，我把这带着体温的５角钱交给了“合作社”柜台里的人。他叫我自己选书，我一下就看中了那本《小小秤砣压千斤》。卖书的找回我0.25元，那本书就属于我的了。

我摩挲着小人书，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衣兜里。走出“合作社”，好像天空格外高远，大路格外宽广，人也格外轻飘起来，有点华老栓去买“人血馒头”时的那种快活，一步三跳地跟在祖父的前后，“猴子”似的前行。回家的当晚，我在油灯下将那本书看了又看，已记不清楚看了多少遍，心灵被书中的“少年英雄”震撼着。

后来，我有了零花钱，就去买小人书。几年下来，有了二十多本，有事没事就翻翻看看，对书中的情节基本上耳熟能详。后来，电影普及了，小人书也由“绘画”式转变为“摄影”式了。那些由电影镜头组合的小人书，更是令人爱不释手。什么《铁道游击队》，什么《刘胡兰》……都使人百看不厌。就这样，我的童年就在这斑斓的小人书中度过了。

再后来，电影普及了，电视普及了，电脑也普及了，这小人书也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而今，城里乡下都见不到“小人书”的踪影了，但它给人带来的童年记忆，却怎么也挥之不去；在敲击着键盘的同时，心中还翻阅着那一册册的“小人书”；每每想起那些往事，心潮就起伏不已……

我常常想，比起现在的孩子们来，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当然，有人觉得那是多么的不幸。我之所以觉得“幸运”，是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让童年生活的内涵更加丰富，相比之下，现在孩子们一帆风顺的日子就显得有些单调了。那时虽然没有网络游戏，也没有美味佳肴，但亲身的经历让人刻骨铭心，或影响着一代人的成长。那一道道色彩斑斓的童“痕”，在记忆的屏幕上永远都是那样的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