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凯
网站用户
刘振凯
难得清白
我以为，清白是一种做人的原则。
在这个物质欲望病态膨胀的年代，似乎精神在浊化，人格在矮化，世界在市俗化；在这个世态和人心都很浮躁的环境里，众人皆有的大变革时代的心理躁动，难免会使你有些许的空寂、落寞与苍凉，此时，坚守清白绝非易事。假如你守住了清白，就是守住了你的人格，守住了你的尊严，守住了这个世界给你的一切光荣。
“知虚守静，知黑守白”。这是老聃的醒世箴言。这位智者既世故，又超逸。他认为只有知虚知黑，方能审静守白，不知虚不能守静，不知黑何以守白。宋代的周敦颐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里的“染”就是老子之所谓“黑”，这里的“妖”则犹如老子之所谓“虚”，莲之性如人之格，十分可贵。
人格的试金石：贫困与财富。此言信然，大抵如此。当今之人多作如是观。在孔方兄的压迫之下，人们总是在胸间流淌着万般感受。这时，你如果能够保持人格的自尊，当视为一种自我圣化。面对金钱、住宅、名利的诱惑，面对灯红酒绿，杯盘交错，酬酢不绝，偎红拥翠，舞步翩翩，置身于花花世界，现代人自有一种莫名的烦恼——价值天平难免失衡，不禁为之慨然，喟然，又怅然，这就需要我们努力静下心来，让整日蜗居的心灵舒展开来，不愠不躁，素心如简，重新设定价值，使灵魂得以安妥，这同样是一种难得的自我圣化。这时，假如案头有一盏香茗，手中有一卷好书，那你就去做一回心灵散步，自由徜徉，轻步慢履，好不惬意！
当你看到有人因为以权谋钱，或者是以钱谋权而在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这时你千万要沉住气，认真地梳理一下自己的思绪，然后清醒而从容地和他们作个比较：你有洋房汽车，我有清风明月。须知，这“清风明月”正是那圣化之物。何况，孔老夫子早就有言在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你以一世对清白的执著而守候着这一时的灿然，值得！在良心上你是安宁的，用不着担心半夜鬼叫门。应该说，你也是富有的，而他们“伟”则“伟”矣，阔则阔矣，却穷得只剩下了金钱！“人到无求品自高。”才情和尚李叔同此语似已进入禅的境界，参透出一缕禅思；但一个人能在俗尘万斛中视功名利禄如敝屣，无疑是在走着正道。因为你遵循的是一种人格精神，恪守的是一种人品道德。许寿裳先生赠鲁迅先生的联语“皜皜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动烈若秋霜”，两人友情深似桃花潭水，显然是十分剀切的相知之评，正说明鲁迅先生的道德文章体现的是一种“清白”的人格精神。
其实，追求清白，就是追求一种人生哲学，追求一种生存方式。说来得清白亦非易事，必须“大死一番，方能悟得正道”，这里借用的是禅宗常说的一句话。这“大死一番”，无非是把人生看作是写满了酸甜苦辣的一张菜谱，待你咀嚼了千般滋味，万种情趣，方能获得个中妙谛。人世间，月朔月望，潮涨潮落，云起云散，雁来雁去，本也寻常。我们无论是在读《三国志演义》的开篇词的时候，还是在读《红楼梦》的“好了歌”的时候，那种看破红尘的精神，抛却了诸多虚无之类的东西，我们何尝不可视之为人文精神赖以对抗形形色色的实用主义的一种武器呢？
要画好生命的句号，不要辜负了自己到这瑰丽的人世走这一回。既然我们承认死是人生的必然结局，那么对生命意义的总体解释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结局的涵义的准确破译。“地球本是一堆土，你出我进轮着走。”这是一位普通老百姓对生命结局的极为豁达而睿智的诠释，讲得真好。这并不是说我们画这个句号时可以取儿戏的态度，绝对不是！一个人不管是在那“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青春岁月，还是“高堂明镜悲白发”的耄耋之年，从青丝缕缕到白发苍苍，这漫长而短促的人生之旅，当我们摘下这记忆之树上的任何一个枝叶，都可以觅得“清白”的痕迹，我们总能以清白二字聊以自慰，以一生的清白换取迟暮之年的坦然。一生清白，晚景灿烂。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时间是编织生命的经纬。时间很冷酷，也很仁慈。长流不驻的时间浪涛冲去世俗的尘埃，将历史再现本真。你还不相信吗？很多人生故事，只有在后人的眼中才能看出精彩。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认为的那样。”试想，巍巍乎周氏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宰相”，他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而两袖清风。周公永在民心。天下人莫不以周公为镜。周公为我们矗立的是一座人格丰碑。荡荡乎诸葛孔明，他治理西蜀仅有27个年头，而武侯祠的香火却延绵一千多年而不衰。
何也？难得清白。
万里江山来醉眼
1
旅游自古有之。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说“登泰山而小天下”，庄子说“游于濠梁之上”，这些话总是与旅游有点瓜葛。
李太白“一生好入名山游”，杜工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还有“山晓旅人去，天高秋气悲”、“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万里江山来醉眼”那千古佳句，分明记录的都是旅人心语。
历代文人墨客，云游四海，浪迹九州，在名山大川，兵关驿站，古迹遗址，勒石留诗，何止千万？这同样是他们游踪的写照。“江山也要文人扶”（郁达夫诗），大好河山也因他们的赞叹而生辉。
“泱泱哉吾中华。”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如是感喟。中华大地，自古旅人不绝，自然是国人爱我中华的表现。
2
旅游是一种阅读。阅读人类史，阅读宇宙，阅读人生。
古话说：“游山如读史，看洞若观画。”我们看古迹，就是在读人类史。古迹，是物化的文明。我们读古迹，就犹如在读先民们的文明日记。这种阅读，能使我们更加热爱人类。
人在宇宙间，家住地球村。大自然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旅游，读山，读水，读森林，读花草，读飞禽，读走兽，读大漠，读朔风，读啊读，就平添了几分对大自然的钟爱和敬畏。
中国人喜欢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修炼人生的两个途径。这“行万里路”就包括着旅游，实际上就是在阅读人生。旅游可以深化我们对人生的感悟。旅游有时不也是在滚滚红尘之中寻求形而上的精神寄托吗？冷静思之，人生不也是一次旅游吗？这人间行旅，坎坎坷坷，苦辣酸甜，有时也真难得读懂。试想，置身市井，囿于水泥森林，多么想寻觅一个好去处，以解放灵魂，获取宁静。其实，这时你是在继续解读着人生。
旅游的意义寓于旅游过程。寻觅比到达更可贵。如果登名山，最好少坐现代化的索道，少以车代步，多坐“11”号车，使我们能在从容的寻访中得到愉悦。能在山间小路留下自己的一串足迹，乐莫大焉。
3
旅游是对一种文化的拜谒。
踏进杭州，一泓西湖，两堤垂柳，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那自然是婉约江南的景色。心旷神怡，陶醉其中，是你对郁郁乎南国文化的拜谒。
步入吐鲁番交河故城，这黄土筑就的城堡废墟，涌动着一种雄浑奇丽的原始美。面对这破败凋零的土墙，我们以一种古典情怀，感受荒凉，品味唐边塞诗的深沉歌唱：“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此时此刻，我们拜谒的是古西域文化。
置身三秦大地，陕北的皇天后土，关中的丰腴田亩，陕南的秀山丽水，你领略到的除了有塞北文化的豪放，也有南国风光的余韵。黄帝陵使你的心境虔诚又虔诚，始皇帝兵马俑令你心灵震撼。你来拜谒的是古老的华夏文化。
君不见今年春节旅游是南北大对流：北方客在三亚椰林海滩晒得暖洋洋，南方客在哈尔滨冰天雪地越冷越过瘾，真是“你披北国雪，我踏南海浪”。大家花钱买感觉，实际上是对别一种文化的拜谒。
余秋雨先生和香港凤凰台的“千禧之旅”，跋涉二万里，途径四大文明古国、三大宗教发源地，目的仍是对古老文化的拜谒。
我们知道，文化的终极目标是“化”人，文化的最终结果是人格。因而，说到底，旅游应是影响人格完善的社会实践之一。
4
现代旅游业是现代商业文明的产物。
人们都说旅游经济是“经历经济”，旅游者要买的是“经历”，亦即他（她）们梦寐以求的经历，说白了，旅游业销售的就是一个梦。
人们都说旅游经济是感情经济。一次满意的旅游，就是吃、住、行、游的一个满意的加法。眼下国人荷包鼓起来，假日多起来，有了钱，有了闲，绝不愿意花钱买罪受。他们是用钱换取恬静的陶醉、宁静的心境、冷静的思考和赏玩的欣慰。不能老让人家“白天看庙，晚上睡觉”。连导游的讲解水平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难怪有人说得很极端：“祖国山河美不美，全凭导游一张嘴。”要净化旅游市场，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现代旅游理应反映现代文明。我实在不太习惯旅游场所那不绝于耳的招徕顾客的吆喝声。
人们都说旅游产业是朝阳产业，主要是说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市场广阔，前途无量。要有大旅游观念，从长计议，持续发展，要保护旅游资源，不能“一锤子买卖”，只图一时痛快。旅游业面对的是流动的购买力，假如搞生态旅游而破坏生态，搞观光旅游而破坏景点，朝阳产业就会变成夕阳产业，前景堪忧。
旅游拒绝赝品。为了赚钱，伪造景观，虚构历史，为世人所不齿。旅游也得打假。
美丽的孤独
孤独是一种生存状态。
不应景，不趋时，有时难免被置于孤独之境。这孤独是美丽的。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寂寞不也就是孤独吗？这孤独是美丽的。
“何当摆俗累，浩荡乘沧溟。”（杜甫）倘要摆脱世俗之累，就得孤独。这孤独是美丽的。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清”、“醒”就必然孤独。这孤独是美丽的。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坦然作了长达3小时的发言。这时，彭德怀已遭到批判。明明是出头鸟已被“枪打”，荡荡乎张公仍步其后尘，犯颜直谏，难得！因为张闻天的座右铭是“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他风节高蹈，傲岸不群，有一个摧之不垮、折之不弯的灵魂。这孤独也是美丽的。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说过：“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独的人。”这“最有力量”无疑是美丽的东西。
孤独者有如一叶逆水行舟的孤帆。孤独之美丽经过历史风雨冲刷后将愈见其光彩。
孤独者有时难免引发自身的悲剧。他们在自我放逐中，在孤独的语境中寻求对于生命的阐释。
没有孤独的生存是失败的生存。孤独，一种深刻的孤独，是美丽的。因为，“德不孤，必有邻。”
可贵的忏悔
十年浩劫，元戎蒙难，黎庶遭殃，四害横行，人神共愤，上违天心，下背民意。在历史的雾瘴中，人们在苦难中的感知，远比在欢乐中的体味更刻骨铭心。
然而，“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是恩格斯的话。不是吗？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踏步前进正是对“文革”灾难的补偿。历史终归获得了进步。
十年浩劫，更是留给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中最悲怆的篇章，留给他们的是炼狱，是心在流血的无奈，是一部耻辱的警示书。
那会儿，感情替代了理智，蒙昧战胜了科学，野蛮取代了文明。国人灵与肉之裸达到了极点，对人性之恶的开发无以复加。对于那一段荒诞、混沌、苍凉岁月的认知，仍然需要时间。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吾辈能从灵魂的拷问和反省中得到启示就好。因为忏悔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良心，而隐恶的民族心理，往往是反复作恶的心理基础。事实上，“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恩格斯语）。
“文革”十年折腾，国人都怀有一颗冰凉而荒芜了的心，置身愁城，举杯消愁愁更愁。然而，人间自有斩乱麻的快刀，人们终于告别了那个痛苦的雨季。劫难既去，亢奋与虔诚消退，无不喟叹：原来如此。历史本由这许多“原来如此”组成，这“原来如此”能使我们逐渐成熟，真正读懂人生。
读懂死亡
波特莱尔将死亡比作远行。这个比方打得很好，超然，轻松，国人近年来也开始使用。实际上，对于死，中国人历来有十分冷静的看法。孔子说：“自古皆有死。”说死是人生之旅的终结，任何人无法避免。陶渊明说的更多：“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令的态度够洒脱了，心平如镜，顺其自然。这位老先生生前就写过一篇《自祭文》。
清代文人袁枚亦效仿陶氏写自挽诗：“人生如客耳，有来必有去。其来既无端，其去亦无故”、“逝者如斯夫，水流花不住。”诗前序曰：“腹疾久而不愈，作歌自挽，邀好我者同作焉，不拘体，不限韵。”此时袁公已75岁，痢疾不见好转。给袁枚自挽诗唱和的有当时名流姚鼐、钱大昕、洪亮吉、赵翼等。
敢于在生前自祭、自挽，表现了一种达观的态度。郁达夫从50岁起，每年要写一篇遗嘱。画家黄苗子在70岁和75岁时写过两篇《遗嘱》，特别好读，生命的洒脱达到极致。比如“关于骨灰的处理问题，曾经和朋友讨论过，有人主张约几位亲友，由一位长者主持，肃立在抽水马桶旁边，默哀毕，就把骨灰倒进马桶，长者扳动水箱把手，礼毕而散。”
读懂死亡。
公恩私谢种种
当今之时，公恩私谢的情况实在不少。某官员给某百姓解决了问题，本是照章办事，公事公办。但某百姓“过意不去”，总要对某官员酬谢一番，或送烟酒，或送羊腿，或送红包，花样不少。如此这般，办理妥帖，某百姓才心安理得，也消解了几多负债感。也有某些官员特别计较此类事端，百姓若不酬谢，就在心里记他一笔，总觉得百姓对他有一宗“未了债”，弄不好下次百姓办事时，早就给人家预备了一双小鞋。
明朝正统·景泰年间的大理寺卿薛瑄为官，主张公不私谢，他说：“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明代吏部尚书王翱不在家里办公，廉洁为政的故事，不也是主张“宅无私谒”吗？
当今之时，此类事若要说个究竟也很简单：百姓是主人，自当理直气壮；官员是公仆，为民办事天经地义。
禹锡诗意
小仲马在《茶花女》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告诉他的父亲说，《茶花女》可以和大仲马最伟大的作品媲美。结果，大仲马说：“亲爱的孩子，我最大的作品就是你呀！”
我们读出的是大仲马对小仲马深深的爱。
还有傅抱石之于傅小石；杨沫之于老鬼；茹志鹃之于王安忆；曹禺之于万方；梅兰芳之于梅葆玖；谭鑫培之于谭富英、谭元寿……
推而广之，我们读出的是老一代人对下一代人深深的爱。
唐人刘禹锡最能巧妙地诠释这种情形，那正是：“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浅读文化
无情的岁月会把秀丽丰腴的少女雕塑成丑陋瘦削的老妪，会把英俊潇洒的小伙镌刻成佝偻矮小的衰翁。
盖生命进程使然。
偶然的诞生意味着必然的死亡。
可是，一般来说，文化的生命却是不老的。因为文化的内核是非常坚硬的。
文化是一种民族的身份证。
可见，文化的薪火相传，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何其要紧。
“文化的最后结果是人格。”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那就是民族性格。
大学辨
什么是大学，办好大学之要务安在？近年来似乎又成了一个问题。
我们有必要先听听几位大学校长的说法：
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这是1912年10月马相伯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的话。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是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的话，蔡氏还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
“所谓大学者也，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31年梅贻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如是说。
“‘大学乃大师之学，无大师则无大学’，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运行的主体是高素质的师资、一流的人才。要把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关键在人，在于有一支学术水平高的教师队伍。”现任北京大学副校长闵维方撰文这样说。
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的语言更为简约，他说：“大学要有大师、大楼、大爱。”
“五四”前贤们对大学也有许多说法，归纳起来，大意无外乎大学大学，是凝聚众多大师的所在，是培植俊才大师的沃土。
当今，中国之大学管理制度的行政化、官员化的特点十分突出，校园之内，机构臃肿，官员人浮于事，官本位盛行，比官大小的气氛浓于比学问多少的气氛，“教而优则仕”被视为正确导向，是为大病也。
须知，重仕轻士，会受到历史的惩罚。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铁律。
【本文曾发表于《文艺报》，入选《新疆文学作品大系（1949-2009）-散文卷》，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09年出版；以及《华夏60年文学精品丛书③-天鹅湖之恋（上下册）》，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