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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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凯
高兴，1975年高中毕业后下乡，1978年入大学读书，毕业后分配到政府机关工作，1985年从事文学期刊及图书编辑工作，曾任新疆人民出版社汉文文艺室主任、汉文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1992年再读于北京鲁迅文学院创研班，创作有大量散文随笔及中短篇小说，著有散文集《立体的乡愁》《高兴自选集》。1998年获首届新疆中青年作家“德艺双馨”荣誉，现供职于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从《高兴自选集》里，我们可以看到高兴文学创作成就的概貌。他是一个多面手，能写散文（包括对一些历史问题深入探究的大散文），能写小说，能写电影文学剧本，也能写诗。在对多种文学样式的操练过程中，他逐渐走向成熟。就目前的创作状态看，其优势显然还在散文方面。
《自选集》上编“读史札记”共有九篇，其中七篇涉及新疆史事，另两篇分别写清人曾国藩、唐人王世充。深入研读史料，近距离地触摸历史人物，高兴付出了很大心血，有时近乎痴情于此：“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晚上，因一部书的缘故，我突然地失眠了，而书中牵动我的情愫的，是一位曾经在新疆近代史上产生过一定声望且为后人毁誉不一的人物——杨增新。”（《梦魂萦绕觅旧踪》）他对杨氏真熟悉得可以，“长时间地研读一个人的文稿，可以说，我对于在我出生30年前即已辞世的杨增新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对目下同时代的一些人的熟悉与了解，甚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面对某一事的心态……即便与杨同时代的人，倘若没有机会来做这种研究的话，也是难以避免以偏概全的。”（《高兴自选集·后记》）对历史的这般热情，是难能可贵的。温故而知新，置身今天而了解昨天是十分要紧的。史识，即历史的眼光，具有不具有这种素养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又是何等的重要。高兴的这种“历史癖”对于其文学创作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对于其人生也是受用无穷的。它使你观察事物具有历史感，具有历史的自觉意识，亦即拥有唯物史观。当我们读海内李国文、梁衡、李存葆诸家的散文作品时，就会感受到这种东西的存在。我们从高兴多种文学样式的作品中，也越来越清晰地领略到了这种东西的存在，它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和厚度，且对创作的发展趋势会起到引领作用。这些，对高兴的创作来说都是好消息。
“读史札记”里的诸篇再加上“红色记忆”里的《一封上疏的解读》，足以看出作家高兴的历史观，也表现了他颇为高超的叙述技巧。在对新疆近代史中的某些问题的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我们更多关注的还是人们通常视为相对狭义的那些散文，即中编“红色记忆”里的那些篇章。其中最为感人的是写乡愁、亲情、友情的那些文字。《立体的乡愁》写的是永远割不断的故乡情结，这似乎是人类通有的恋母情结的表现之一。这里写到老家聊城、写到祖父的创业发迹之地兖州，也写到天山北麓的S城——作家在新疆的家，写到母亲、父亲、祖父，还写到大姑，写到“父亲的一部少年成长史，也就是祖父在兖州的一部发家创业史”，时空跨度很大，母亲的贤惠，父亲的倔强，祖父的矢志不移，先辈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作者成长中的生命，于是，他“用记忆来织成一张网，网罗起所有的那些逝去的一桩桩，一件件……”啊，乡愁啊，乡愁，乡愁深似海。《一九六一印象》今日读来，也许你会啼笑皆非，但那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饥饿的年代。一个四岁的男孩坐在门槛上，对妈妈的归来翘首以待，等来的是几颗水果糖和一顿菠菜玉米饭。终于，他“肚子像个小锅似的扣在身上”。“这时，我不敢再看我的肚子，也不敢用手去触摸它。它像个打足了气的气球，似乎一触动就会爆炸似的。”“妈妈慌了，赶紧搀我到床上躺下，我仍一个劲儿地哭。”心理上对于饥饿的无限恐惧和生理上对于过饱的无法承受，导演了这一出悲喜剧，我们真不该忘记那种饥饿的滋味，真不该忘记推崇“穷”社会主义的愚昧，真不该忘记粮食安全的简单含义，真不该忘记那几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红头文件。《往事琐忆》里依然是对故乡的美丽回忆，对于集后高这个村庄的追忆，对济南、曲阜的追忆。《盒饭》写作为父亲对儿子的舐犊之情。父亲因为遗忘了自己对儿子关于盒饭的许诺而几乎铸成大错。善解人意的空姐终于成全了这位父亲，使他得以为儿子践诺。此时，爱似乎得到了更多的延伸与扩展，父亲的忏悔与对空姐的赞扬也就显得更加美丽。“怜子如何不丈夫”和鲁迅的另一篇文字《怎样做父亲》，也许对我们理解父亲二字有所裨益。《我的两位姐姐》里二姐和弟弟的“斗争”在持久地进行着，童趣盎然，情趣盎然，表面上是“对手”，骨子里是亲情，既“见不得”，又“离不开”，这就是生活的原生态。从《阿牛》里可以看到八岁儿子阿牛由于课业负担重造成的那种状态，视力出现问题，负荷与年龄极度不协调。字里行间洋溢着父母对儿子的疼爱，人们也不得不思考当今教育之弊端。作家高兴九岁时就承担起全家人吃水的重任，那时他用的是曾经装过漆的薄铁条桶，没有多久，“方桶漏得好像是一个在大路上随意撒尿的顽皮孩子。”18岁时下乡在准噶尔承担的任务仍然是挑水，《一只水桶》写的就是这个挑水的故事。一只破水桶承载着一个人成长过程的艰辛、快乐和尴尬。当年那个挑水的九岁孩子现在已经有了九岁的儿子，这新一代的九岁儿童与水桶之间又会有何种关系，这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长梦悠悠》里润怀叔回胶东寻父的几十年来的悠悠长梦终未能圆，这对于一个懂孝道、讲情义、重然诺的山东汉子来说，无疑是一个永远的遗憾。《同窗》忆一位女同学、女同事，曾经在相处中可能有过的一点小误会并不能减弱若干年后对这段情谊的怀想。同学情，同事情，还有师生情，一位教师面对囚车上的囚徒，他曾经是自己的学生，不知此时的教师作何感想？高兴的这些散文，都是性情文字，能够感动读者的除了感情，还是感情。
《阿山之旅》、《走在新疆的大地上》两篇旅游散文也写得很有特色。喀纳斯湖三日，尽享湖光山色的天然之美、明丽之美、静谧之美。《走在新疆的大地上》这篇千字文，从王维的送别诗说起，涉笔赛里木湖、阿尔泰山的桦树、交河故城、塔里木河古渡口、喀什噶尔的杏园、博斯腾湖、准噶尔的田野，激情挥洒，倾注了对新疆无限的爱。《伞·箫·舟·月》是一篇散文诗，把它编入散文集，我们似亦可呼之为诗散文，因为二者的疆界实在是不好划分的。它具有散文的形式、诗的风骨，有诗的品格，即情胜、韵美，能够驾驭好这种样式，是需要艺术上的多方面积累和磨练的。
高兴的多篇上好散文，写的并非人们常说的重大题材，表现的亦非人们常说的重大主题，而往往是寻常小事，比如几件往事，一只水桶，一顿“饱”饭，姐弟“矛盾”，还有说不尽的关于母亲的故事。把平淡写得不平淡，写得饶有情趣，具有平中显奇的思想艺术力量。作家用自己富有个性的语言精确地还原了生活的本真状态，并且巧妙地触动了读者的感情共鸣点，才能取得如此动人的艺术效果。
高兴散文的美感，是一种隐秀、柔美。叙述语言细腻、平实，从容不迫，不事张扬，不求显山露水；行文针脚绵密，好像要更多地着意于绣出一幅淡雅宁静的生活的水墨画来。我们读他的散文，有时和读女作家张洁的散文名篇《拣麦穗》的感觉一样，情不自禁地与作品在心灵上沟通，甚至默默应许着什么。至于作家在作品中对生活的细微精到的描摹，这显然来自作家对生活细微精到的观察和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与体味。
哲理性在高兴散文中是得到初步显露的一个特点，这是作家读懂生活后的一种认识上的升华和提炼，没有生活阅历是谈不上这个问题的。它应该是作家描写生活时的一种自然流露，而不是离开作品的情境强加上去的点缀或赘瘤。
语言幽默、机智，也是高兴散文的一个特色。《我的两个姐姐》里把“我”与二姐之间的“战争”写成“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趣味横生，读来令人忍俊不禁。《阿山之旅》、《一只水桶》、《素烧茄子》里也有不少俏皮、诙谐的语言，让人读得很轻松。
高兴正值盛年，且好学多思，毫不自满，腹笥见丰，阅世渐深，我们期待着他在创作上有新的飞跃。
【本文原载2006年7月11日《新疆日报》，入选《新疆文学作品大系（1949-2009）-文学评论卷》，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09年出版；以及《华夏60年文学精品丛书⑦-崭新的地平线（上下册）》，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