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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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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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忌日。
七十年前，鲁迅逝世时，上海各界人民以缀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缎黑绒绣的旗帜为其盖棺。
“民族魂”，是全体国人对鲁迅的最崇高的评价。
民族魂，中华民族之魂。鲁迅精神可以涵养中华民族之根，壮大中华民族之树。精神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它无疑是一种人间伟力。
我们不会忘记，鲁迅逝世后，中共中央的唁电中说：“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
蔡元培、宋庆龄、茅盾联名，为鲁迅之死致函法国左派作家协会、罗曼·罗兰和瓦扬·古久里等人，指出“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最著名的、最受人爱戴的作家”；“鲁迅成了我们民族精神的代表”。
之后，为了《鲁迅全集》纪念本的征订，蔡元培又与宋庆龄以纪念委员会的正副主席身份，联名向海内外人士发出通函，称颂“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说明编印全集宗旨在于“唤醒国魂砥砺气”。
叶圣陶在参加鲁迅葬仪后的感言，十分中肯、动人：“看到昨天的送殡的行列，严肃、激昂，六七千人合成巨大的集体。更想到各地受他感化的大众，虽然不能亲自到来送殡，也必然遥寄最真挚的心情，使这个集体无形中扩大到不知多少倍。”“他伟大，他坚强，中华民族将来真个得到解放，必然由于人人具有了他那样的精神。”
鲁迅身后之七十年，对于“民族魂”，人们还在不断地做出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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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鲁迅，我们就会想到他手中的那柄火炬、那支投枪、那把匕首，也会想到“俯首甘为孺子牛”那句诗。
鲁迅所处的时代和他的成长历程，造就了他的战士性格。他说：“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鲁迅是甲胄在身的一名猛士。
面对社会的种种病象，他把文学的批判功能发挥到极致。睿智的思想，犀利的理性追问，无情的解剖，机智的表述，他始终坚守着精神要塞。
在白色恐怖中，鲁迅有时出门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看来，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
鲁迅在战斗中是灵活的，讲究策略的。倘若是太平盛世，他还用得着一百三十多个笔名吗？诚然，在复杂的世象中，也难免判断失误，误伤几个人。比如，鲁迅曾笔伐梅兰芳，梅氏不与论短长。这说明鲁迅从来就是人，而不是神，不是句句真理，事事如神。鲁迅曾说自己身上存在着法家的峻急和老庄的随便，那些“分寸失当”之类的表现正是与这“峻急”二字有关。
“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这是一位美国学者的话。鲁迅是一位平民思想家，也有其成长的过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在教育部任职的几年里，读佛经、拓碑刻、抄嵇康是他认真做的，这是鲁迅一生中的别样风景。思想者是寂寞的。这“八年沉寂”（肇自辛亥革命失败，终至钱玄同与他的一次长谈），鲁迅有着辽远而痛楚的孤独感，而后才有1918年5月《狂人日记》的问世，乃至一发而不可收。
对于鲁迅，我们星斗其文，日月其人。这些抬举盖基于对其道德文章的认识。五十年前，巴金在《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文中说的正是我们大家要说的话：“鲁迅先生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每次看见他，我就忍不住要在心中说这样的话。他从来不对人说教，不板起脸教训人，他只是关心人，他愿意拿出自己的一切来帮助人，使人变好。站在他面前，你觉得你接触到一个光辉的人格，他的光芒照透了你的心，你的一切个人的打算都消失了。你不能不爱他，你不能不爱他的思想，你会因为你是他的朋友、他的同志而感到幸福，你会极力把自己变好来使他高兴……我觉得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一段话也许正是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极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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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有些同志喜欢说“鲁迅是人，不是神。”这显然是对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对鲁迅太多政治化的反拨，应该说是对的，是在对鲁迅的认识方面前进了一步。
鲁迅走下了神坛。
鲁迅绝非龙蟠凤逸之士，仙风道骨之客，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
在鲁迅的身上充满了人情味。
他爱老师。对“三味书屋”的寿先生，十分尊重，直至成年，走南闯北，他一直与老先生保持联络。对于日本人藤野先生的感情，我们可以从《藤野先生》里看得很清楚，藤氏对他的感情，亦可从鲁迅死后藤氏所撰《谨忆周树人君》一文里窥见。对章炳麟先生，鲁迅同样是感念有加的。不过，不管是对哪一位老师，他都有一条原则：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他爱学生，爱青年。孙伏园、冯至、李霁野、王鲁彦、柔石、雪峰、丁玲、周文、陈野桥、黄新波、叶紫、绀弩、黄源、雨田、萧军、萧红等，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是他的青年朋友，不少人和他是忘年交。《鲁迅日记》可以作证，他和这一群青年人，书信往还频频，会见交谈多多。他提携青年，奖掖后进，实实在在，一片冰心照玉壶，令青年们感佩不已。
在母亲面前，鲁迅堪称孝子，赡养服侍，周到入微。对“母亲送给他的礼物”——“元配夫人”朱安，既给予人格上的尊重，又从未中断经济上颇为丰厚的关照。和“害马”（鲁迅给夫人许广平的绰号）则是琴瑟和谐，夫唱妇随，幸福美满。对海婴来说，鲁迅自是一位模范父亲，对他疼爱得无以复加，可谓“怜子”亦“丈夫”。至于鲁迅与周作人，是长兄与二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庄严与无耻，伟大与卑鄙。平心而论，鲁迅是一位够格的大哥，勇挑重担，仁至义尽，被逼出八道湾，他伤感之至。兄弟反目，说到底还是由于“道不同，不相与谋”。
鲁迅的经济收入，总体上说还算可观，但家庭负担也不轻（八道湾时期尤甚）。他自己的生活是很节俭的。一件廉价的长衫，从端午一直穿到重阳。有一次在豪华饭店的电梯间竟被赶了出来，原因居然是其衣冠之“简朴”与饭店之“阔气”反差太大。“深宵写作茶作伴”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习惯。他对于另外一些开支却是出手大方的，如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邓中夏，慨然出资一百元；李大钊烈士在北京公葬，出资五十元；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费拿出一百五十元；柔石烈士生前经济困难，他接济颇多；至于热心帮助“两萧”（萧军、萧红）的故事，更被传为佳话。对人对己两相比较，可见其人格之高洁。所有这些，对于他自己来说，行止无愧天地而已。
鲁迅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高人一等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他恳切的自评。他身后七十春秋，其传记版本可谓多矣。原本他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他生前有话：“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以作传，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他的书稿可以让客人吃饭时用来擦手，有一次萧红在上海的一家油条店看到有人用鲁迅的原稿包油条，先生知道后说：“我的原稿……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如此诙谐戏谑之辞，让人觉得多么平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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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最后一篇日记写于1936年10月18日，即他病逝的前一天，只有五字：“十八日星期。”这是他一生五十五个年头中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鲁迅最后一次称体重是在1936年10月1日，是日，日记里是这样写的：“称体重得39.7K.G（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1K.G，即约二磅。”至此，其精力可谓消耗殆尽。
一位清癯智者的形象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在中国，鲁迅研究曾经是一门显学。我想，对于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作一些客观、理性的调整是必要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研究只要能还鲁迅以本来的面目，它终究还会成为一门显学。谓予不信，拭目以待。
沧海桑田，白云苍狗。历史是一位古怪的老人。他要留下的谁也无法赶走，他要送走的谁也无法挽留。鲁迅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同样要受到历史老人的取舍。时间会说明一切。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认真倾听历史的裁判吧。
（本文原载2006年10月19日《新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