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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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诗歌与散文的沃土。
早在《史记》、两《汉书》等古代典籍中，《西域传》就属于精彩的史传散文，记载了关于新疆丰富多彩的历史和风土人物。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堪称史料极丰的新疆游记散文。元代则有《长春真人西游记》等问世。因此新疆的汉语散文创作是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的。在新疆维吾尔文学传统中，散文也出现得较早。喀喇汗王朝以后，维吾尔文学中的诗歌获得空前发展，而散文创作却由于种种原因处于衰落状态，甚至长期停滞不前。从20世纪40年代起，在维吾尔现代文学中，黎·穆塔里甫、阿不都热依木·乌铁库尔、赛福鼎·艾则孜等人尝试创作了一批散文作品，为维吾尔当代散文奠定了基础。进入新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受新疆汉语作家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的鼓舞，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作家，也纷纷拿起这一新型的文学利器，创作了一批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甚至出现了专事散文创作的作家。
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内地的一些汉族文化名人相继来到新疆，从事文化、教育等工作。之后，他们中有的冤死西陲，有的回到内地，陆续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珍贵的文字记录。今天如果用文学的眼光加以审视，不少篇什堪称散文佳作。这其中，又以我国新文学的代表作家茅盾记述新疆的作品最为突出。
1938年底，茅盾离开香港来到新疆，后辗转去延安，再经重庆、桂林回到香港。之后，他将这两年多的所见所闻所感结集为《见闻杂记》出版。《见闻杂记》里不少篇目记述了新疆。如他连载于香港《华商报》上的系列散文《如是我见我闻》（散文名篇《白杨礼赞》即为其中的第四篇），其中不少写的是他在新疆的所见所闻。他的《新疆风土杂忆》更可看作是关于新疆的小百科全书。《新疆风土杂忆》以赞颂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诗歌开头，引出吐鲁番的坎儿井，草原的牛羊，新疆的地质构造，天山南北的气温，维吾尔歌舞，维吾尔文，迪化（即今乌鲁木齐）的美丽雪景，乌鲁木齐河，盐湖，天津商人，新疆道士，酒馆，汉菜，电影院的男女分坐，新疆的特产——哈密的甜瓜、库尔勒的香梨，佛教、伊斯兰教的历史变迁，博格达山的天池和雪莲，星星峡外的沙漠、戈壁，夏季避暑中的蒙古包、马奶子、黄羊、驼铃、吸麻烟与赌博，还有其他少数民族——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锡伯、索伦（达斡尔），罗布淖尔原始部落的风俗，游牧民族养狗的习俗，等等，内容可谓丰富多彩。作品文情并茂，极富生活情趣。
1939年，在茅盾指导下，新疆学院创刊《新芒》杂志，茅盾发表《“五四”运动之检讨》一文，号召青年继承“五四”爱国传统。同年，张仲实在《新疆日报》上发表《多余的话》，介绍赵丹一行来疆的事。《三度天山》是时任新疆学院院长的文化名人杜重远撰写的长篇通讯，由28篇通讯组成，热情地把自己的新疆见闻介绍给国人。时至今日，此文仍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把杜重远的赤诚爱国和盛世才的两面三刀两相对照，杜重远的悲剧命运令人感慨万千！
以上所述，当为新疆现代散文史上富有光彩的一笔。而新文学巨擘茅盾，可视作新疆新文学汉语散文创作的奠基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新疆和平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获得了新生。与全国的散文创作的发展态势一样，20世纪50年代，新疆散文创作的题材、主题，以歌颂新时代、新社会、新生活为主，这些颂歌式的散文，既是社会情绪的直接反映，也是承传延安时期散文风范的必然结果。碧野的《在哈萨克牧场》、《天山南北好地方》、《边疆风貌》，新疆本土作家刘肖无的《克拉玛依散记》，王玉胡的《从延河到天山》，何永鳘的《天山探矿记》、《戈壁滩上找宝贝》、《火焰山上四十天》、《戈壁滩上探矿队》等散文集，大多属于这一类作品，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闻记者是以报道新近发生的、群众所关心的事实为己任的，他们最能传达时代脉动的声音。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记者杜鹏程所写的《边疆古城——喀什噶尔》、《哈萨克猎手》、《一幅毛主席绣像》等通讯，记者韩文辉所写的《帕米尔高原的人民在欢笑》、《坎土曼的故事》等通讯，也属于这一类作品。
人民革命战争孕育着、催生着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的生命。建国后，曾经在战争年代浴血奋战过的将士们，“今日得宽余”，或亲自拿起笔来，或请人代笔，记录下那刚刚过去不久的硝烟弥漫的日日夜夜。所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歌颂革命历史，歌颂人民革命战争，成为新疆散文创作的主要题材、主题，涌现出一大批当时谓之为“革命回忆录”的军旅散文，其中的不少作品被选载在《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上，获得广泛的好评。这些作品的主题，简言之就是人民战争的颂歌，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些作品的作者多为当年战争的指挥员，如王震、王恩茂、郭鹏、左齐、朱家胜、金忠藩等将军都写了不少此类作品。《飘动的篝火》、《刘亚生》、《李狄三》、《出塞曲》等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篇章。作为执笔者的作家丁朗、杨伯达等人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56年党的“双百”方针提出后，一度出现了比较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散文创作出现了繁荣的迹象。1960年，文艺政策经过调整，散文创作出现第二个繁荣期。这两次散文创作的短暂繁荣，标志着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散文的通讯、特写化向“五四”时期的美文传统的回归，作家的“自我”意识和散文文体意识得到了加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散文的审美价值。这些，在新疆的散文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新疆作协1965年编辑出版的散文集《戈壁水长流》和《天山路》，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散文创作的实绩。著名作家袁鹰的《戈壁水长流》、《天山路》两篇散文，既是颂歌式的作品，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又具有美文的特质。赛福鼎的《第一列火车的鸣叫声》写出了兰新铁路通车后的惊喜，郭基南的《准噶尔新图》写出了北疆的巨变，是两位本土少数民族作家真实的心声。和袁鹰一样，和谷岩的《生活从这里开始》亦是以内地来客的眼光看新疆的变化，写得富有新意。谈风的《幸福城》、《塔里木河两岸》、《漫游瓜果乡》、《核桃之乡漫步》、《千里胡杨林》，宋政厚的《在世界屋脊上》，梁鸣达的《昆仑采玉》等，则是以记者的动态思维方式来观照天山南北改天换地的变化。此外，吴连增的散文《夜宿“西湖”》、《五彩路抒怀》等，都是这个时期较好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作家的“自我”意识逐步强化，其创作正向散文的艺术规律靠拢；作家力求把自己的散文写得美一点，不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表面的粗略描摹，显然，作家和读者都开始注重散文的审美价值，这无疑是散文创作的进步。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建国后的十七年里，由于过度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强调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导致许多文艺创作为政治导向所左右。在散文创作中，思维走向单一，感情走向单一，题材日趋单一，只写颂歌式的作品，不能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往往把表现时代精神与展示作家的个性对立起来，甚至把演绎某些流行政治概念与表现时代精神等同起来。这样，自然就导致了散文创作中的概念化、模式化，形式呆板，风格单调，反映客观外在世界的多，披露主观内心世界的少，表现群体意识有余，彰显“个性”意识不足，而揭示现实生活中矛盾和历史进程中的阻力之作更是鲜有。同时，杨朔散文模式的流风，“形散神不散”散文理论的绝对化，对新疆散文创作亦不无负面影响。
“文革”十年浩劫，文艺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新疆的散文园地自然也是一片荒芜，其间很少有真正的散文作品产生。
“文革”结束，历史进入了新时期。在邓小平文艺理论的指导下，“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双百”方针进一步得到了贯彻、落实，文艺战线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新疆的散文创作多姿多彩，硕果累累。刘肖无、王玉胡、孟驰北、雷茂奎、权宽浮、宋政厚、吴连增、谈风、李桦、门海群等一批老作家尚在笔耕不辍；周涛、赵天益、虞翔鸣、夏冠洲、张列、祝谦、李志君、郭从远、梁彤瑾、晨颖、马涛、林战青、凌愉、李现国、李清涛等一批中年作家在散文创作的质量、数量方面均有所长进，唐栋、李广智、马建勋、刘亮程、高兴、北野、周军成、杨英杰、刘湘晨等一批青年作家，朝气蓬勃，创作颇丰。新疆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近二十多年来，不少内地作家纷纷西出阳关来新疆采风、访问，如刘白羽、王蒙、汪曾祺、贾平凹、柳溪、张贤亮、张承志、毕淑敏等等，都写有有关新疆的美文。他们经历不同，学养各异，爱好有别，却都在写新疆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所给予他们的感悟、震撼、思考。他们的作品，题材广泛，写法多样，就创作方法而言，居于主流的仍是富于人文思想内涵的现实主义。重视表现地域历史文化，专注开掘内心世界，刻意表达人生感悟，张扬生命意识，已经成为多数散文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自觉的艺术追求。这与国内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发展大趋势是一致的。
继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碧野之后，八九十年代周涛、刘亮程等的出现，足令全国文坛对新疆的散文创作刮目相看。他们的创作成就为新疆的散文争得了很高的文学声誉。
周涛是一位风格独特，具有全国影响的散文大家，是新疆当代散文创作的一座高峰。他的《游牧长城》、《稀世之鸟》、《深夜倾听海》、《兀立荒原》、《山河判断》等散文集，说到底，写的是壮美的生命。作家身居犷悍的西部高地，其作品充满阳刚之美，有人曾用“高地之风”来概括他的散文品格。周涛的游牧性格和蔑视平庸的大气，使他的艺术表达充满了随意性和叙述的高度自由，时有出人意料的深刻。
有评论称，刘亮程是20世纪中国受到普遍关注的最后一位散文家。他的《一个人的村庄》、《风中的院门》，每每将外在的事物心灵化，又以诗的形式和语言，将生活细节构成诗的意象。于是，日常生活被诗意化了，事物的内在美呈现出来了。在不经意中，不但写出了物，也写出了人，写出了人性，写出了生命的诗意。这就是刘亮程散文的新意所在。
比起汉语作家来，属于古老诗歌民族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散文，历史上都不很发达。建国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新疆各民族的散文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散文家和散文作品，从而为本民族增添了一件有力的文学武器。维吾尔族老作家赛福鼎·艾则孜的散文《博格达峰的回声》、《第一列火车的鸣叫声》，阿不都热依木·乌铁库尔的散文《诗与诗人》、《玉石颂》等当属开拓性作品，艾合买提·依明则是一位为数不多的专攻散文的维吾尔族作家，他的《心声》、《春天的呼吸》、《破寿衣女人的呼声》，以及阿不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依明的《狂者的新奇札记》等散文，都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哈萨克族著名双语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歌者与〈玛纳斯〉》，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永生羊》等，可称为哈萨克族散文中开创性的优秀作品。锡伯族老作家郭基南、满族作家何永鳘和回族作家杨峰等的散文创作成就都较突出，更使新疆当代散文具有多民族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疆蒙古族文学中已经出现了散文作品，但影响不大。真正得到发展和繁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作品数量不多，作家较少，但是质量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斯·买德尔、尼·罗塔等老中青作家致力于散文创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斯·买德尔的《高山的仙女——皇帝的水》、《太阳下的陵墓》，巴·巴图藏登的《天鹅湖的孩子们》，浩·巴岱的《美丽富饶的巴音布鲁克》，德·沙海的《同云南蒙古同胞相会》，达·多布达的《红岩的景色》等作品就属于代表作。这些作品大都收集在1989年出版的散文合集《绿色的追求》中。作品以诗情画意的语言，将新疆卫拉特蒙古的习俗、传说、神话、历史、文化和千变万化的自然景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方色彩。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体裁特征并不十分突出，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下，它经常摇摆于新闻、散文、小说三大文体的规范之间。20世纪的最后20年，其体裁特征才凸显出来，“由附庸蔚为大国”（张光年语），在趋于稳定中又孕育着多元发展的态势。在被誉为“报告文学年”的1988年，伴随着叙述结构呈现为全景式、集合式特点，言说对象以社会问题为主的报告文学的迅速崛起，人们对于报告文学的认识与阐释也在全方位进行并逐步加深。作家们以自己的创作显现着报告文学的规范，比如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形象化描述使这一文体由过去建立起来的政论性扩展深化为文化的反思性与批判性，由过去单一地借鉴小说、通讯、传记的文体技巧转换成兼容文学与非文学文体的跨文体性特征。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报告文学是纪实的艺术。我们研讨问题的时候，大体上是把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画等号的。
建国后新疆报告文学的发展态势、文体嬗变的轨迹，与全国报告文学发展、演进的脉络大体上是一致的。
报告文学为不同的历史时期铸就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满足了读者对许多事件的深层认识需求。建国后，碧野、刘肖无、王玉胡都写了一些报告文学作品。《重访色满》是碧野1959年再次来到新疆时以散文笔调写的报告文学，欣喜地描述了色满地区发生的惊人变化。刘肖无的散文集《从天山脚下开始》里的几篇报告文学写得也很出色，《吾将上下而求索》即为作者二下克拉玛依时的作品。王玉胡的报告文学集《难忘的岁月》里的《南泥湾》、《第二次长征》、《王震轶事》等几篇作品，均颇具光彩。孟驰北、丰收、矫健、李桦、朱光华、王嵘、李宝生、吴连增、李彦清、谢刚、施祥生、韩天航、窦新国等人，多年来为报告文学创作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中蒙古族老作家孟驰北、中年作家丰收和矫健，无疑是新疆成就最为突出的几位报告文学作家。内地作家中，著名女作家柯岩的《葡萄承认》，是反映早年献身边陲的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集中体现了柯岩报告文学诚挚、纯美的特点。新时期之初，《光明日报》记者孟晓云写的《胡杨泪》，讲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一位数学天才的悲剧命运，曾打动了无数读者。
1994年，为庆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四十周年，吴连增、孟丁山主编的报告文学集《太阳作证》、《艰难与辉煌》，赵天益等主编的《崛起的石河子》、《创业者之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建国后四十多年来新疆报告文学创作的实绩。1995年，作为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的献礼，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辑出版了报告文学集《我们新疆好地方》。2001年出版的新疆新时期优秀纪实文学作品选集《隆起的西部》，则是新疆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示。
在世界文坛上出现尚不足百年历史的报告文学，对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蒙古族作家来说属于一个新的文学品种，但在新时期却有了很大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短短十几年中他们就创作出一大批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维吾尔族的报告文学多是小说家创作的，如著名小说家祖尔东·沙比尔的《尘土里的美》，艾海提·吐尔迪的《意志造就美》，穆罕默德·巴格拉西的《春天·大地·灵魂》等，就是紧扣时代脉搏，及时反映新疆各地改革业绩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哈萨克族的报告文学在新时期也有优秀作品出现，如哈尼的《在钦格斯山脚》、朱玛拜的《百户村的故事》、孜拉木提的《乌拉孜医生》等。蒙古族在新时期也出现了一批报告文学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如著名老作家孟驰北的《塞外传奇》、确·胡热的报告文学集《情系草原》等即为其代表。
可以预料，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驾驭这一文学体裁的技巧的日益成熟和创作梯队的形成，新疆少数民族的报告文学创作一定会出现繁荣局面。
在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前十七年新疆报告文学显然逊色于新时期后二十多年的创作成绩。报告文学作家是行动主义者，他们必须置身于历史事件之中。新疆的各族报告文学作家首先是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热情参与者，他们理性地审视生活中的美与丑，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以至成为生活的引领者。对于他们的创作，我们寄以极大的期待。
【本文选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散文·报告文学卷》（刘振凯、韩子勇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夏冠洲参与本文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