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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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乡土作家刘绍棠离开我们多年以后，他笔下的运河故事及其所散发出来的质朴乡情，依然令人感念不忘。
大运河的水哺育了刘绍棠，运河的桨声陪伴着他长大。京郊通县儒林村，他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恨于斯，所有这一切的一切，我们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读到。13岁，还是少年时分，他就开始发表作品，因此在海内赢得“神童”的美名。他尚在读中学，其处女作亦即成名作《青枝绿叶》就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成为当时中国文坛的一段佳话。当时人们谈论刘绍棠的出现犹如谈论“文曲星下凡”。他笔耕墨耘近半个世纪，风风雨雨，命运多舛而愈挫愈奋，给我们留下等身著作。
他深情地爱着生他养他的大地母亲，因而歌颂“地母”、张扬“地母”的美和无穷力量，就自然成为他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也是他“乡土文学”这个文学主张产生的原动力。当我们读其“乡土文学”的代表作《蒲柳人家》时，我们领略到的是一股浓浓的“田园牧歌”的气息。
令我十分难忘的是刘绍棠的一次谈话。
那是1983年的夏天，我去青岛参加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研讨会，国内的十多位著名作家、学者也应邀出席，记得有峻青、刘绍棠等作家，有谢冕、严家炎（有“严上加严”的雅谑）等文学评论家。
刘绍棠的发言是很精采的。他娴于辞令，谈锋流利，一口京腔，且很幽默，具有一种乐天派的气质和风度。他的发言引发了听众一次又一次的掌声。
他认真阐述了自己的“乡土文学”主张，颇具说服力，也谈到了那段蒙受委屈的经历。他说，1957年，他才22岁，就被错划为“右派”，戴着这顶帽子度过了漫长的22年，在44岁的时候，也就是1979年才恢复了党籍。当“右派”的年月，他基本上是在故乡儒林村度过的。他说，家乡的父老乡亲是最了解他的。“文革”期间，村里有人给他的门上贴大字报，要批斗他，最终都因受到村里老者的呵斥而罢休。讲到他蒙冤22年有没有怨气，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我们常把党比作母亲，我蒙受22年委屈，22年后，母亲发现错怪了自己的孩子，当着孩子的面作了自我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孩子的我还能怨恨母亲吗？这一席话说得何等朴实、感人！足见一个由党培养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党的一份真挚感情。
斯人已去，运河昼夜不舍。离去的人给后死者会留下许多，除了怀念，还昭示人们怎样读懂“人”这个字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