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寄香港

刘振凯

静海寺的钟声

静海寺宛若一部凝固的历史。

一座古刹，在诉说着中华民族一百余年的历史沧桑。

本来嘛，这静海寺始建于明永乐九年，是明成祖朱棣为纪念我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下西洋凯旋归来而敕建的，并赐额“静海”，意为“四海平静”。一个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的美意不言而喻。

“四海平静”并非永远。

19世纪中叶，英国处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极盛时期，被世人称之为“海上霸王”、“世界商人”；来自英伦三岛的强盗，正在打我古老中国的主意。曾几何时，英国人把被称为“邪恶的奢侈品”的鸦片向我们倾销，始而纨绔子弟、官府缙绅满足了邪恶的欲望，继而万千良民亦染上了瘾。志士仁人，看得很清：如此下去，我们将既无“御敌之兵”，又无“充饷之银”，国将不国！于是才有如下的一幕：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为挽救民族危亡，毅然决然地将帝国主义列强强行输入的230万斤鸦片在虎门一举焚毁。

历史又向我们展示了这许多画面：

鸦片走私船在零丁洋游弋。

维多利亚女王同意对华宣战。

逆夷义律率英旗舰威里士尼号封锁珠江口。

广东水军提督关天培誓与虎门炮台共存亡，与洋鬼子血战到底。

定海失守。

尔后才有在静海寺演出的这难忘的一幕：

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在静海寺与英政府议约，同年8月29日，正式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英方首席代表是璞鼎查，中方首席代表是耆英。谈判期间，璞鼎查以“在紫金山架大炮”相威胁。

这分明是“城下之盟”！

此为中国近代史上丧权辱国之肇始。

此后才有“城下之盟”之再：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

此后又有“城下之盟”之三：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演完了这如上“城下之盟”三部曲，宝岛香港就全然被投入虎口。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1898年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谈判过程中对中方代表李鸿章“拍案咆哮”的恶煞凶相。但是，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弱国历来无外交可谈。

香港离开祖国母亲的怀抱，在龙翔凤翥的中华版图上就出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缺口。这犹如慈母断指的伤痛，抽搐了一百年！

150多年，这五万多个日日夜夜，母亲盼儿归！

历史终于走到了1997。香港，一个多难的儿子，就要见到久违了的母亲。我们庆幸，呈桑叶状的中华版图上的那个缺口终于给补上了。让我们举起酒杯，盛满百年的祝福。

所幸，南京市人民集资在静海寺铸造了一尊“警世钟”。钟的高度为1.997米，向人们昭示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

静海寺的钟声，让我们永远记住：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蒙受了百年耻辱。我们绝不允许历史重演。

静海寺的钟声，让我们永远记住：贫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振奋精神，走强国富民之路，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愿国人在静海寺的钟声中毋忘历史，因为，鲁迅说得好：“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龙的香火不灭

哦，中华民族，我的母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我们是在站起来后反思跪的历史。正如历史巨片《鸦片战争》“片头字幕”里写的那样：“只有当一个民族真正站起来的时候，才能正视和反思她曾经屈辱的历史。”

国人拥有世纪性的耻辱所激发起来的民族理性。他们正以这种清醒的民族理性观照历史，审视现实，展望未来。这种理性，亦曰国魂意识。这是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我深信：堂堂中华，炎黄裔胄，龙的香火不灭。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大夫如是说。

“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放翁如是说。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如是说。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再兴民族之事业。”李大钊如是说。

“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闻一多如是说。

“中国是无地不美，……这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姿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方志敏如是说。

“你觉得做一个中国人丢脸吗？我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光荣得很！我鸿昌誓死不当洋奴。”吉鸿昌如是说。

邓小平同志“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肺腑之言更如黄钟大吕之声响彻云霄。

“忠魂与潮汐，万古不销沉。”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只能用列宁的一句名言来解释它：“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

历史虽然不能重演，却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林则徐的第五代孙凌青（林墨卿，系当年随父遣戍伊犁的林则徐的四子林拱枢的曾孙），在1984年11月，中英两国政府经过22轮的谈判，几经周折，终于达成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决议，他思潮翻滚，赋诗抒怀：

“……

河山昔日悲焦土，

大地今朝喜换颜。

高祖有灵惊不识，

笑询天上抑人间。”

这位具有其先高祖秉赋的玄孙在告慰林公则徐之在天之灵，喜不自禁，惟恐他的先人弄错了今日之中国是天上还是人间。1985年6月12日，也就是这位体面的林氏后代，以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的身份，向联合国递交了《中英联合声明》。历史就是如此富有戏剧性。一百多年前林公则徐体现了我泱泱中华的伟大气节，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凌青所代表的也正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浩然正气。可见，当年林少穆公所奉守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精神也是一以贯之的。本来，这句名诗出自《左传》“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殊不知此种精神是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这就是“龙的香火不灭”的原因所在。

1997年2月，值此抗英名将关天培殉国156周年之际，关忠烈公的第六代孙关士成在“关忠烈公祠”挂上“香港回归慰忠魂”的挽幛，点燃156支白烛，缅怀先人的业绩，教育后来人。浙江定海人民，在“三忠祠”举行纪念活动，怀念为国捐躯的“三总兵”。有功于中华民族的人，人民永远记住他。

邓小平同志对英国人说：“主权是不能谈判的。”“如果谈判不成功，中国将被迫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这话说得何等好啊！既体现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崇高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正义感。试想，从1842年至1949年的107年中，我国先后被迫签订了数百个不平等条约，哪一个条约不是出卖主权的？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我们是弱国，而弱国是注定要受别人欺负的。

香港回归祖国，我们今天是用和平方式收回别人曾经用武力从我们手中抢走的土地。这又是为什么呢？须知，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所比，今日之中国是有力量的。21世纪，世界应该倾听中国的声音。

曾经被称作“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居然在奥运会金牌榜上扬名环宇；

曾经被列强踩在脚下的中华民族，忽然间被说成是对世界强国的威胁；

于是：

曾经用军舰和大炮对我们讲话的人，也就不得不在谈判桌上俯首签字了。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不但拥有正义，更拥有能够保卫正义的力量。

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列强们在不平等条约上傲慢地挥动着鹅毛笔，并不是他们拥有正义，恰恰相反，拥有正义的是我们。连列夫·托尔斯泰都为我们说公道话。他写过一篇题为《不许杀人》的文章，严厉斥责了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的那种非正义的、残酷的、违犯和平宗旨的大屠杀”，怒斥“他们在中国的强盗行为。”我们十分感谢托翁；然而，我们民族所蒙受的屈辱也是血和泪写成的事实。

当我们徜徉在圆明园的遗址，或走进上海黄浦公园，一股民族耻辱感油然而生：我们没有能够保护好那“万园之园”，反而被强盗们糟蹋得如此惨不忍睹；我们的公园，怎容得洋人们挂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当我们伫立在“三元古庙”前，遥想当年我们的先人揭竿而起，赶走洋鬼子，仿佛可以听到牛栏冈大捷中那震撼九天的杀声。

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一万个相信：龙的香火不灭，龙的香火越烧越旺，将燃烧到永远。

“马照跑，舞照跳”

邓小平同志对香港同胞说过，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人“马照跑，舞照跳”，对于香港的前途，港人大可放心好了。

“马照跑，舞照跳”这句话看起来是幽默大师的语言，是高层次的雅谑。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却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方针的形象表述。

“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施是邓小平同志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实现祖国统一的大胆创举，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我们深信，香港回归将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提供新的机遇；同样，改革、开放带来的内地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必然促进香港经济的繁荣与发展。香港的未来必将更美好。

当然，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比如，加强对香港文化的研究，架设“一国两制”条件下的文化引桥，对于沟通内地与香港的感情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具有战略意义。

架设内地与香港的文化引桥，一定要坚持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为指针，实行“以我为主，借鉴香港；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原则，以“一国”——爱国主义为旗帜，承认“两制”——不同社会制度下文化价值观的差异，通过文化交流和良性互动，求同存异，去劣存优，提高各自的文化品位，用中华优秀文化去促进香港同胞的文化认同。

香港，南中国海的一颗明珠，是大中华版图上的宝贵一隅；紫荆花，和牡丹花一样，是祖国繁花似锦的大花园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员。祖国和香港永远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此时此刻，当我们在维多利亚公园的棕榈树下盘桓，请掂量一下我们作为主人的那种自豪情感的份量。或者我们登上太平山，悠然地去俯视曾经被我们永远告别了的香港末代总督指手划脚的土地，我们祈愿港胞更加理解今天，珍惜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