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副刊观

刘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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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的历史与报纸的历史差不多一样的久远。没有副刊的报纸是不完全的报纸。

副刊的基本性质是文化。从总体上，它传递给读者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文情怀。鞭挞假、恶、丑，自然与此毫无二致。

副刊这个传媒平台，可以满足广大读者审美、思考、获得知识、休闲娱乐等多种需求。

一个副刊版面，总是浮游着郁郁葱葱的文化氤氲。文化人视之为精神家园，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那里驻足、盘桓、休憩、赏景、放歌，乐在其中。假如有幸从中觅到了与自己情投意合的上好之作，就会心旌摇荡，以至从灵魂之井深处汩汩渗出些许感喟、顿悟，此刻，实际上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拜谒。在诗意日渐消解的今天，在夜阑人静、心灵空明之时，我们在灯下展读副刊美文，静听心灵的问候，好不舒坦。

新闻是报纸的红花，副刊就是绿叶，新闻是主体建筑，副刊则是亭榭回廊。如是作比，说明副刊是新闻纸的有机组成部分。

故而副刊亦堪称别样的新闻。一般来说，副刊并不是直白地报道社会发展的主要事件，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所提供的文本展示的这一个个细节也是自然流露着当时的社会情绪、公众意识，与时代精神相呼应，反映着社会历史的演进。说到底，副刊是以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新闻的形式，为历史提供一份证词。鲁迅的《阿Q正传》、《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分别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北京的《晨报副刊》和1927年5月5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第11号上，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里的绝大部分作品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宗福先的《于无声处》（独幕话剧）和卢新华的《伤痕》（小说）都发表在上海《文汇报》的副刊《笔会》上，试想，这些作品在时代前进的节骨眼上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真是振聋发聩，具有莫大的信史价值。

社会进步的大潮在推动着副刊的发展。社会需要的多样化，使副刊的多样化成为必然。副刊为我们留下了时代的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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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的内容一般为文、史、哲这个大类，占有更多篇幅的是文学作品，所以，有人习惯地把副刊称为“文学副刊”或“文艺副刊”。如果能在副刊版面上读到一点充满思辨力量的哲思小品或具有一定深度的“读史札记”（或精到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评析），也是十分欣慰的。副刊更不排斥其它艺术作品，如美术作品、书法作品、篆刻作品等，因为它们为副刊增色许多。

副刊是优化文化生态的一个园地，它应该拒绝不良文化倾向，坚守精神要塞，举起引导读者上进的精神灯火。副刊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人的精神，关注人自身的发展。

时下，感情被物化，商品被人格化，在市井的熙熙攘攘中，庸俗和肤浅混声合唱着，高洁和深刻被掉进无尽的休止符中。好样的副刊，就应该追求高洁和深刻。

副刊如果能够冷不丁地推出几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那就是读者的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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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是以文化积累为己任的崇高职业。副刊编辑亦然。

副刊编辑应当是充满激情的文学“助产士”。著名作家孙犁多年在《天津日报》副刊工作，凭借着这个平台，他为培养青年作家耗费了不少心血，刘绍棠就是得其恩泽的一位。著名作家柳青曾在《中国青年报》副刊供职，在培养青年文学爱好者方面也做出了显著成绩，直至他回到陕西，以文学期刊《延河》为依托，帮带下一代功不可没，之后才有他的追随者路遥、陈忠实以及他们的大作《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老编辑家叶圣陶先生在主编《文学周报》、《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时，巴金、施蛰存、戴望舒、丁玲的处女作由他发现、发表，叶圣老真称得上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助产士”，使这许多大家得以诞生、成长。别林斯基也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在他编辑《现代人》的时候，出现了俄罗斯19世纪文学上的一代，叫做果戈里一代。

副刊编辑朋友，你可曾想到，你精心编出的某一篇作品，或许会点燃某一位少年的文学理想，也或许会连着哪一位山沟里天真烂漫的读书郎的文学梦。地处穷乡僻壤的甘肃省漳县金钟乡的几位文学青年一边在地头劳动，一边又编辑油印文学期刊《金钟》在全国引起关注的事，不是十分发人深省的吗？

一个优秀的副刊编辑同时应该是一个优秀的读书人，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还应该能写一点像样的文章。对于文学的多种样式比较熟悉，因为你每天都得和它们打交道。最出色的副刊编辑，还应该站在文学发展的潮头，能够看出一点端倪来，这样才有可能成为新潮的引领者，给副刊带来新鲜的气息。

一个有思想的副刊编辑应该具备足够的鉴别能力，既有敏捷的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以适应潮流，又要有冷静的头脑，不盲目追风、炒热点，人云亦云。副刊编辑的兴奋点还不能过于单一，否则就会排斥趣味与己相左的作者。副刊编辑更应该有能力跳出个人好恶的藩篱，使自己的视野更开阔，心胸更宽广。

从本质上讲，副刊编辑的辛勤劳作是作者的创作的一种延伸。精编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

办好副刊，要靠编辑与作者的共同努力，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前者，即编辑的素质。因为，编辑真诚，才能聚集作者，编辑高明，才会抓准题目，选择好稿。

健康的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是一种超然个人利益之上、为了文化的繁荣各尽其力的关系。

副刊编辑与作者之间，有一个无形的道义契约。编辑应当尊重作者，这是编辑职业道德的题中应有之义；作者更应感念编辑，莫辜负了编辑的一壶冰心，这是一个作者的良心。在编辑与作者的交流中，双方都在无可例外地展示着自己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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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之内，副刊多多。《人民日报》的《大地》（曾经唤作“战地”，一个火药味挺浓的名字，胡乔木建议改掉为好）、《光明日报》的《文荟》、《文艺报》的《原上草》、《文汇报》的《笔会》、《北京晚报》的《五色土》、《新民晚报》的《夜光杯》，还有我老家的《陕西日报》的《秦岭》，我读中学时曾在这家副刊发表过一首短诗，也是我在西安读大学时最喜欢看的一个版面，时至今日，我对她仍有一丝久远的牵挂。还有我在这块神奇土地上奋斗了四十年的《新疆日报》的《宝地》。别小看了这些副刊和其周围所聚集的人们，他们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支大军。他们在张扬人性，更在拯救灵魂。

一个副刊每年要发表数百篇文章，几年下来是多少篇？十年下来又是多少篇？有眼光的出版家们何不将其中的佳作按文学体裁选编结集出版、以飨读者呢！窃以为，这将是文化积累的一件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