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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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凯
中国曾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帝王情结”对于国人来说，有时简直是一种病态表现。我们还不能说对于这种思想积淀进行了完全彻底的清理。在皇权至上的时代，拥有九五之尊的皇帝，他们多以天纵之才自诩。他们君临天下，四海之内一切的一切都是属于他们的。这就是“御笔”满天下的历史背景。
海内的旅游景点，留下来的帝王之书多矣。笔者所亲见的就如晋祠的贞观宝翰亭内的“晋祠之铭并序碑”，为唐太宗李世民撰文并书。字迹劲秀挺拔，飞逸洒脱，骨格雄奇，颇有王右军书意；西安碑林有唐玄宗的手迹；长沙“岳麓书院”门额为宋真宗所书；浙江奉化雪窦山御书亭有宋理宗手书“应梦名山”石碑；西安碑林有宋徽宗的“瘦金书”，宋高宗也是称得上的书法家；兰亭御碑亭巨碑正面为康熙帝摹写的《兰亭集序》全文，兰亭流觞亭的右侧有小兰亭，碑上“兰亭”二字为康熙帝所书，峨眉山上“报国寺”匾额三字还是康熙帝手笔；乾隆皇帝的字更是满天飞，乾隆在位六十三年，南巡六次。颐和园昆明湖石碑的“万寿山昆明湖”六字是他写的，北京香山清泉旁的石壁上的“双清”是他写的，北京北海公园的“燕京八景”之一“琼岛春阴”碑四字是他写的，兰亭御碑亭巨碑阴面还有他书写的《兰亭即事》七律一首。康乾二帝遗墨多多，应视为“康乾盛世”这落日的辉煌的一种折射。
这许多“御笔”，在思想内容方面，封建性的糟粕很多。对此，我们自当予以剔除、批判。如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不少“御笔”，尚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我们毋庸讳言，一些皇帝的字确实是写得好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对书法艺术造诣颇高，不仅工隶书、飞白，行草得二王法，临古帖殆于逼真，而且对书法有很高的审美见解。他独尊王羲之，曾下诏以重金广求王羲之书迹，所获至多，并把书法当作遴选官吏的重要条件之一。他还亲为《晋书》撰《王羲之传论》，称：“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对王氏的点评，可谓精彩之至。他还主张“字以神为精魂”，这些见解，应该说在书法艺术史上是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的。宋徽宗赵佶，治国荒唐而书画颇工，其“瘦金书”，独创一体，在书法艺术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应该看到，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中国的书法艺术教育同样源远流长，上自庙堂，下到民间，都有讲究写字的久远传统，甚至把字写得好不好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如何的主要方面，国人视临池挥毫为风雅之事。历史上的不少皇帝在书法方面是经过较为严格的训练的。朱元璋农民出身，但擅长书法，明成祖朱棣也很重视书法。光绪皇帝的字也写得不坏，他的老师翁同龢就是一个大书法家。我到烟台张裕酒厂参观，那里的匾额就是翁老先生的手笔，读来大气持重。应该说，我们今天更有条件能够客观地评价帝王之书在书法史上应有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