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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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吃肉是老辈子传下来的习惯，也是我们这群小把戏最幸福的盼望。我们扳着指头掐算看过年的日子，脑子里萦满了浓浓的肉香。那个时候，不管丰歉盈亏，队上总要千方百计杀一头猪，给孩子们解解馋，润润一直吞糠咽菜的喉咙。冬至一到，日子短了很多，爹的生意也红火起来，爹是远近驰名的杀猪佬。杀完镇上和邻队的猪，腊月三十，终于轮到他给队上来杀猪了。老天爷赌气似地闷着个脸，雪下疯了，一阵紧似一阵的刀子风就像巫婆的魔咒。
爹嘴里叼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蒲扇般的大手揪住猪的耳朵，膝抵紧了猪的脖子，嘴里的喘息跟地上踢腾的猪一样粗浊。他腾出一只手来，飕地掣起嘴里的刀子，寒光一闪，不偏不倚地捅进了猪的喉咙，汩汩的热血顺着刀刃涌出来，在豁了边的木盆里激起了血的漩涡和粉红色的泡沫。猪的惨叫一声长一声短的，开始尖锐，继而舒缓，后又渐渐地衰竭下去了，四肢抽搐了一阵子，就寂然不动了，溅在雪地里的几滴血迹，就像朵朵傲雪盛开的梅花。
扯尾巴的拴牢和爹都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拴牢搓掉手上 粘着的猪毛，摸出一棵用书纸卷好了的喇叭筒，阳光灿烂地给爹敬上，自己也叼上一棵，爹咬住烟，把染满了血的刀刃往猪身上擦了擦，用帆布小心叠好，哐啷一声扔进了竹筐。爹把嘴凑地去跟拴牢逗上了火，美美地深吸了一口，仰天叹了口气，鹅毛般的大雪碎玉似地漫天洒落，粘在爹爬满鱼尾纹的眼角，怎么看也像白白的眼屎，满脸拉杂的胡须跟檐下的茅草一样萧瑟。
我也挎着竹篮混在瞧热闹的人堆里，我知道拴牢敬这棵烟根本就不怀好意。黄莲虽苦，可拴牢的命却苦逾黄莲，他爹王老吉芝麻开花似地生下了四个儿子，却一个也未成气候。五十四岁生下了拴牢，跟捡了宝贝似的爱不释手，又愁养不大，金线吊葫芦空了藤，于是就用一只镀银的狗项圈紧紧套着，且取名拴牢。拴牢的爹娘死得早，三十多岁还娶不到婆娘，去年谷子开镰，才与一个讨饭来的四川寡妇凑成了一个家，挣的是队上不值钱的工分，住的集体空余的饲养棚，一年到头混不饱肚子，婆娘早就嚷嚷要弄几斤肥肉解解馋，润润一直吞糠咽菜的喉咙，而拴牢也在婆娘面前拍过胸脯夸过海口了。
爹把烟蒂狠狠地掼在雪地里，然后又用鞋底碾熄，束了束腰里的草绳，七手八脚把猪弄上了屠凳，黄杨木的屠凳被猪油浸得油光晃亮，爹拿起刀子在蹄爪处割开一道口子，操起通棍顺着口子往里捅了捅，然后就趴下来鼓着腮帮子吹气，胸膛也一张一合的，就像一只鼓眼凸肚的青蛙。爹吹累了，拴牢又接着往里吹，猪就像一只渐渐膨胀起来的汽球，拴牢找了根麻绳扎住口子，举起棒槌敲了敲，圆滚滚的猪身发出一声声鼓似的闷响。拴牢的棒槌挥得高落得低，横看坚看都像是在耀武扬威，拴牢虽不是爹的徒弟，却一直以爹的徒弟自居，跟屁虫似地挑着爹的屠凳烫盆，从我们先锋一队杀到十队，从村头杀到村尾，混几顿沾了荤腥的饭菜，运气好的话，遇上一个慷慨的主顾，还可以蒙上一顿烟酒和一副臭哄哄的猪大肠。爹杀猪除了一头两块钱工资，从不多取一文或是趁机给自己割上一刀好肉，所以爹的生意一直都很兴隆，“刘杀猪”的名声也渐渐地传开了。
土制的陶罐里舀满了滚水，爹捋起袖子，端起陶罐来回地往猪身上淋，开水在猪的皮肤上慢慢渗透，发出一阵愉快而悦耳的滋滋声，就像春蚕噬叶。腾腾的雾气很快就蒙住了拴牢的眼睛，他空出一只手来拽了把凝在眉毛胡子上的水珠，然后又埋下头操起了铁制的刮刨，在陶罐的牵引下吭哧吭哧地刨着猪毛，褪去了毛的猪身光溜溜的，就像妈白白的肚皮。屠凳下面接着木质的烫盆，烫盆里的水可以循环使用，水面上漂着猪毛和猪的污垢，而烫盆附近的积雪早就融化了，裸露的冻土被杂乱的脚步踩成了一锅粥，爹的胶鞋拴牢的草鞋上就结满了一层厚厚的泥盔。
褪尽了猪毛，接着就是破肚开膛。弯弯的挠钩钩住了猪的颔骨，悬在高高的槐树杈上，爹撩起衣襟擦了擦雪亮的刀锋，开膛的刀脊厚而刃薄，一泓秋水般地透着寒光。爹仰起头握住刀柄，行云流水般地划了下来，从猪的下颔一直划到猪的肛门，白花花的肠肚鼓鼓囊囊地浮了出来，爹探进去一只手，变戏法似地摘下了猪心、猪肝、猪肺和猪尿泡，用草系好，扔进了油渍斑斑的竹筐，然后又撸下了肠肚和纸一样薄的板油。卸头、剔骨，猪被野蛮地劈成了两半，就像历史书里的慈禧太后肢解香港、澳门和山东半岛一样。爹和拴牢都靠在槐树干上喘着粗气，两棵抽得很凶、很凶的喇叭筒，就像队上冒烟的烟囱。风不大，雪却没有止意，纷纷扬扬的如漫天飞舞的梨花，莽莽苍苍的雪原把远山的轮廓勾勒成淡淡的弧线。
肉膘不厚的两扇猪肉搁在高高的屠凳上，分门别类地过了称一一夯实，队上的会计二顺子噼哩啪啦地拨响了算盘。二顺子穿一套四个兜的干部服，嘴里十分气派地叼着一棵常德烟，白白胖胖的脸上透出一股蛤蛎油的怪味。干部服和常德烟都是身份的象征，二顺子就是队里的贵族，他的父亲王胡子是公社食堂的伙夫，除了可以弄到紧俏的常德烟，还隔三差五地往家里拿油拿米拿肉菜，把婆娘儿子喂得像发酵了的白面馒头，也和公社的头头脑脑们混得烂熟，宰相的家人七品官，连大队支书吴联芳也怯他几分，主动请缨把二顺子提拔成队上半脱产的会计。他也经常藉此去公社食堂蹭几顿有鱼有肉有酒的饭菜，喝得东倒西歪像只醉蟹，一边剔着牙齿，打着酒嗝，一边竖起大拇指啧啧赞叹：他妈的王胡子弄的肘子就是他娘的好吃，难怪连公社的头头也尿他那壶。
队上的晒谷坪渐渐地热闹起来，我也顶着竹篮混杂在等着分肉吃肉的孩子们中间。大大小小的孩子为争一只猪尿泡而吵得不可开交。捋胳膊抡拳，就差没动刀子了。村东的孩子拥铁头为王，村西的由蛮牯子挂帅，铁头长得墩墩实实的像尊铁塔，是队里公认的孩子王。蛮牯子则是个半疯半痴的傻子，十五六岁了还穿一条开裆裤，喜欢捏着自己的小鸡鸡，做一些猥亵妇女的下流动作。蛮牯子原本也聪明伶俐，有次跑到玉米地里偷掰队上的玉米，竟然撞见支书吴联芳和他娘在地里苟合，一时里又惊又气，回到家就疯疯癫癫了，路上见了支书除了远远地掷石子，还掏出裆里的小玩意，邪里邪气地乱喊：吃米，吃米，吃米米，当然这只是流传在民间的版本，也不能完全采信。铁头和蛮牯子两人势均力敌，谁也无法将对方摔倒，拉锯似地扯了几个来回，踩得积雪枯滋枯滋的乱响，大人们也饶有兴趣地围了过来，“加油加油”地呐喊助威。
两人正在酣斗，队长吴友文铛铛地敲响了屋檐下的吊钟，吊钟是由半截烂犁头做成的，由于长年累月的敲，声音日渐洪亮，根本就找不到半点锈迹。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分肉喽！瞧热闹的人们如一群受了惊吓的麻雀一哄而散，旋即就把爹搁肉的屠凳里三匝外三匝地裹得水泄不通。我半点也不敢怠慢，迅速地抢占了一个靠近屠凳的位置，早上出门时妈就交代过我了，即使抢也要给自己抢了一刀好肉，过年了，家里难得开一次荤，妈把山里的外婆早早地接来了，就专等着过年吃肉。外婆的牙口不好，嚼不动精肉，炖得烂烂的肥肉勉强还可以对付。爹挑着屠凳烫盆出门的时候，妈就给他下了紧箍咒，爹也唯唯诺诺的，就像奉了太后娘娘的圣旨。
爹砍肉，拴牢过称，唱名的是队长吴友文。吴友文是支书吴联芳的族侄，人长得憨头憨脑，识得的字还不如他戳过的牛屁股多，经常把队上的陈力色喊成清一色，吴捡宝喊成吴鸡巴，可支书乱点鸳鸯，硬是把他推上了一队之长的位置。其实，最有能力角逐队长这个位置的是我爹，他是队上唯一的高中生，识文断字，机敏谦和，人缘也不错，可他和支书有点私人恩怨，是关于我妈的恩怨，我一个晚辈不便干预也羞于启齿。虽然公社每次招工招干，他几乎都榜上有名，可临到政审的最后一关，居然都在支书这里卡了壳，尽管他恨得牙痒痒的，却也无可奈何，他一个人微言轻的小小社员，怎么斗过得有权有势的大队支书。窝在心里的火无处发泄，于是他就选择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个充满血腥和杀戮的职业。若干年之后，我在省城上完了大学，我才知道爹的这种行为叫性格变异或感情错位，人类总是把一些发泄不了而又非发泄不可的仇恨都转嫁到第三者身上，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队长吴友文的喊声甫落，随着声音挤上前来的是支书吴联芳的婆娘赛金花。赛金花三十一二岁左右，上身穿一件蓝底绣红花的卡叽布棉袄，下身穿一条大红的灯笼棉裤，涂满雪花膏的脸被雪映衬得像猪白白的屁股。由于油水好，再加上长年累月不下地劳动，赛金花的身子胖得就像一只充满了气的皮口袋，两只冬瓜奶十分夸张地吊在胸前，就像一窝上下拱动的猪崽。队长友文满脸堆笑地接过她的竹篮，十分讨好地说：“婶子，肉都摆在这里了，您爱割哪就割哪！随您挑”支书家的竹篮是用柳条精心编织而成的，就像它主人的身份一样透出几分高贵。
虽然我也夹在腿林和孩子们的脊背中间，但我却分明看见，当队长友文叫到吴联芳的名字时，爹握着刀的手哆嗦了一下，胡子拉杂的嘴唇在愤怒的牵引下好一阵抽搐，脸也由白转红，又由红涨成了酱紫色。他极力地捺住怒火，掏出一根喇叭烟抖抖索索地燃着，仰起脸喷了口烟雾，皱纹大括弧小括弧弧弧相套的脸上，布满了潸然而下的泪滴。先锋一队虽说只有三十几个户头，支书却是最大最高的官衔。队上分东分西支书是从来不露面的，他总是支使婆娘站出来跟队里争东争西争得脸红脖子粗，分队上最金黄最饱满的谷子，晒得最干枯的柴禾，地势最高也最通风向阳的房子，就像躲在幕后把持着朝政的太上皇。玩伴们与邻队的孩子发生口角，往往也搬出支书来吓唬对手，捆绑、打倒、斗争，就是那个时代的专业术语。支书的官儿虽然不大，却是先锋大队的土地菩萨，掌管着全大队救济贷款的调配和一千多口人的命运，自然谁也惹不起他。爹握在手里的刀迟疑了一下，可他还是在猪的后座上割下了一刀好肉，“啪哒”一声扔在称盘里，细长的称杆翘上了天。
赛金花挽着盛肉的竹篮欢天喜地地挤出了人丛，接着挤上来的是队上的饲养员赵金禾赵老倌。赵老倌六十多岁左右，背微驼，头发胡子已经花白，读过几年私塾，古文功底很深，我们这帮小把戏总爱缠着他给我们讲古，从《杨家将》一直讲到《精忠说岳》。不瞒您说，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在援引赵老倌教给我的办法辨识着人世间的好坏美丑忠奸善恶。人生这本书，只有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才能真正读懂它的内涵。爹操起刀，正想给他割一刀好肉，赵老倌却摆摆手制住了，言辞讷讷地说：“肉我不稀罕，这副肠肚就送给我吧！”赵老倌是队上有名的酒坛子，年轻时爱就着卤肠喝二两烧酒，虽说现在酒是喝不上了，但吃卤肠的习惯却一直改不了。爹笑咪咪地把臭烘烘的肠肚捡进了他的竹篮，又顺手给他割了半斤肥肉，少了润锅的猪油，再好的肠肚也是白搭。
虽然赵老倌篮里的肠肚薰得人人掩鼻，可先锋一队光景最烂包的陈旺才还是冒着臭气挤了上来。他个子不高，身坯显得有些单薄，开花的老棉袄下母鸡护雏般地挤着四颗嗷嗷待哺的小脑袋。陈旺才的婆娘前些年修大寨田时死于痧症，撇下了大小不等的四个拖油瓶，在那个本来就缺吃少穿的年代，那份辛酸和寒碜就不必赘述了。四个孩子都吸溜着鼻涕，瑟瑟地袖着双手，八只营养不良的大眼睛饿鬼似地瞪着屠凳上的肉直咽口水，从破鞋里拱出来的脚趾头冻得就像红红的萝卜。
陈旺才撩起袖子揩了揩糊在胡须上的鼻涕，拘谨地搓了搓手，朝手心里哈了口热气，吞吞吐吐地说：“叔叔！伯伯，给我们父子胡乱割一刀肉吧！好坏不拘。”爹正要下刀，一直站在屠凳旁的队长吴友文开了腔，说刘师傅，你就割这块血肉吧！好肉也是吃，歹肉也是吃，吃进肚里变成屎。队长友文轻蔑地撇了撇嘴，声音冷涩得像块石头。
爹狠狠地瞪了队长一眼，操起刀捡了个好的档口，割了一块最肥最鲜的肉，夺过拴牢的称杆，把称称得旺旺的，他叹了口气，抽出几根稻草，系好肉，塞进了陈旺才满是冻疮和坼口的掌心。陈旺才没带篮子，其实是没篮子可带。他家除了四个孩子四张嘴，是真正的身无长物。爹揉了揉有些潮湿的眼窝，拍了拍他的肩，语重心长地说：“旺才老弟，回去吧！把火烧旺，肉炖得烂烂的，让孩子们美美地嘬它一顿，过一个名副其实的肥年！”陈旺才又是打拱又是作揖地道了谢，领着几个欢呼雀跃的孩子鱼贯地挤出了人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声风铃般地在天地间弥漫，雪地里留下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
分肉的人群剥茧抽丝般地越来越少，屠凳上的肉也已经不多了，称完队长友文和会计二顺子的那两份，屠凳上就只剩下了两条猪腿三斤多肥肉和一块谁也不想要的血肉。虽说血肉也是肉，但过年吃血肉是庄户人家的大忌，预示着来年的不吉和晦气，血肉也叫槽头肉或杀口肉，稍有身份的人家也会拿去喂狗。爹躬下腰，帮我把猪腿捡进了竹篮，拴牢也用稻草系好肥肉，眉开眼笑地挂在扁担的木札上。就在这个时候，支书吴联芳打着酒嗝，倒剪着双手，鹅行鸭步地踱了过来，在屠凳旁的雪地里立住了身子，拍了拍自己的后脑勺，恍然大悟似地说：“该打！该打！瞧我这副记性，像让狗叼走了心。”支书从军大衣的兜里掏出一包常德烟，扔了一棵给队长友文，自己也叼上一支，口气十分威严地说：“友文，你是一队之长，公社的黄书记在你们一队蹲了一年多的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过年了，你们是不是也该去慰问慰问，礼多人不怪嘛！我看这对猪脚就正好合适。”
队长友文叼上烟，摸出火柴擦着，深吸了一口，转过脸皮笑肉不笑地说：“刘师傅，这对猪脚你就献给集体吧！你是屠户，哪里弄不上几斤好肉，这帐你且先记着，下次队里分谷子的时候让你占点先，你就从拴牢那里匀点肉出来，凑合着过个年吧！”队长友文的嘴在不停地唠叨，可手上的动作却一点也没放慢。他一把夺过我挎在胳膊上的竹篮，把猪脚哗地一下抖在屠凳上，拿刀切开一道口子，抽出几根稻草串好，毕恭毕敬地递给了支书，那媚态就像小翻译见了日本皇军。支书接住猪脚，眯起尿泡眼瞧了瞧，嘴里赞不绝口：好脚！好脚！看来他妈的黄书记口福不浅。下一句他本来想说“老子也跟着沾光”，但他还是笑了笑咽住了下半截话头，突出的喉节止不住地上下窜动。
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把乞援的目光投向父亲，爹的脸上也红一阵白一阵，两撇刀眉绞成了两只疙瘩。他摘下我的帽子，摩乱了我的头发，两只骨节粗大的手掌攥成了两只老拳，迎风晃了晃，腕上的青筋根根蚯蚓般地暴起，尔后又断茎似地垂下了。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指头，五根手指就像五瓣萎顿了的菊花。目送着支书吴联芳和队长友文在茫茫雪野里越走越远。眩目的雪芒刺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睛，爹忍了半天的泪止不住地又夺眶而出，我恨恨地跺了跺脚，冲地上啐了一口。
拴牢尴尬地笑了笑，摘下挂在扁担札上的肥肉，十分爽朗而又诚挚地说：“师傅，这肉你就拿去吧！我家人口不多，又都是两个大人，大人熬得住，不像小孩子嘴馋。”拴牢把肥肉搁在我的竹篮里，朝手心里哈了一口热气。爹挥了挥手，一个劲儿地婉拒。“拴牢，这肉还是该你吃，你们一年熬到头，也难得开一次荤，长年累月的糠菜就像抹布，抹来抹去肚里就没什么油水了。最主要的这是你婆娘考验你的一次机会，千万要好好把握，而我们一家有这块血肉就够了。”爹躬下腰，捡出遗弃在竹筐里谁也不想要的血肉，翻来覆去地瞧了瞧，笑了笑，露出满口被劣质烟叶薰得黄黄的牙齿。“哇！这块血肉也蛮不错嘛！要肥的有肥的，要瘦的有瘦的，什么吉利不吉利，纯粹是那些浑人瞎编的，难道听见蛄蝼叫就不种地了。”爹把血肉搁进我的竹篮，就像从石头疙瘩里翻出了一块金砖。
回到那个四处漏风的院子，已经是正午时分了，雪还在搓棉扯絮般地下着，年味愈来愈浓的村子一片寂静，积雪覆盖的屋顶以及屋顶上白白的烟囱都升起了一缕缕的炊烟，旧报纸破布苫盖的窗子爆出了孩子们朗朗的笑声，空气里洋溢着炖肉的香味。我站在台阶上跺跺鞋上的积雪，搓了搓冻得有些僵硬的双手，迟疑了半晌，终于还是伸手叩响了那扇柳木门。妈闻声跑出来应门，替我扑净了身上的雪，兴高采烈地问“肉分了么？我水都烧开了，就等着你的肉下锅哩！”我不敢吱声，呆呆地望着自己的脚尖，妈刮了刮我的鼻梁，声音有些半嗔半怨。“蠢崽！怎么一回家就成了只闷葫芦，怕是冻傻了呗！快到屋里去暖和暖和，等一会儿就吃肉。”我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泪水如决堤的洪流夺眶而出。妈慌了，手足无措了一阵子，继而又接过我挽在臂弯里的篮子，拿起篮子里的肉瞧了瞧，俊俏的脸刷地一下就变了颜色，咬碎银牙，一声长一声短地骂开了，泪水就像缀在她脸上的珍珠。妈猛地拉开门，扑进来的风推了她一个趔趄，她怔了怔，提起篮子连同篮子里的肉恨恨地扔了出去，篮子在雪地里一个懒驴打滚，又稳稳地扎住了身子。一只躲在草垛后的饿狗闪电般地窜出来，叼起地上的肉转身就逃，妈捡起倚在墙角的木叉紧跑了几步，远远地掷了过去，狗一声惨叫敏捷地从门洞里溜走了，木叉仅仅叉下了一撮细碎的狗毛。
虎口夺食的饿狗前脚刚走，挑着屠凳烫盆的爹后脚就跨进了院子，听见妈絮絮的哭骂声，他悄悄地搁下担子，怯怯地退了回去，靠在土坯墙的壁子上默默地抽着烟，眉毛胡须上都结满了白白的冰凌，搓棉扯絮般的雪像一簇簇怒放的菊花开满了他的头顶。我草草地扒了一碗酱瓣拌饭，就恹恹地睡下了。不知什么时候，天空中传来一声声凄厉的雁鸣，雪下疯了，支离的风一阵紧似一阵地掠过屋脊，杀猪似的嚎叫如同千万匹奔马驰过草原，我盼望已久的年夜也被这蹄声踩成了碎片，四溅开来的碎片，扎在记忆深处，刺痛了我的双眸。我忍了半天的泪止不住地又夺眶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