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离开

父亲死了，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几年来，想到过用诗歌去纪念他，可是怎么也写不出来，可能痛苦的极致便是麻木，麻木的极致便是恍惚吧。

父亲走的时候很安详，不，不能说是安详，只能说是看不出痛苦，他的眼睛留着一条缝，像是为上帝留的，好让上帝有机会偷走他的灵魂，汗水早已在几个小时前，袭击了他惨淡的白发和发凉的脊背，如果有条件的放上一个盆，那一定是满盆，这个时候，才发现，人真的是水做的，男人也不例外，这是弥留之际的表现之一，多汗，就像身体和灵魂在做殊死决斗，一边说，我要活，一边说你必须死，任何人都逃不掉。

父亲的心脏搏动着，强劲有力而又孱弱无力，旁边的仪器上，心律前一秒一百三十多，后一秒就成了十几，我问医生这是不是仪器坏了，医生说，这是死亡前的征兆，叫做试探性呼吸，护士围着父亲，做最后的努力，脚上、手上已经凉了，看不见血管，也看不见能够竖立的汗毛，一切都倒了，你的世界、我的世界，就在此刻。护士们找了一圈，最后在脖子的血管里，找到了出处，他们心里知道，一切已无济于事，但是他们为了尊重死去的人，懂得活着的人，还是在这脖子上留下了最后一针，尽管这一针离断气也只有短短的一分钟，对我而言，却好像过了一百个世纪。

这针一定千万分的痛，因为父亲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抬起插满针管的手，去遮挡那尚且还有余温的脖子，最后又无力无奈的放下。我们亿万分想要阻止这样的痛，可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放纵明知的结果而不采取任何措施，有时候在想，这样对吗？为什么还要在痛苦之上再加痛苦，是为了拯救？还是为了安心？

父亲的肚子鼓的像皮球一样大，透的发亮，这是肝癌独特的症状之一，先是从脚开始肿，随后是肚皮，再后来是全身，此刻的父亲，像个在水里泡涨的死鱼，除了没有臭味之外，一切都恰如其分的相似，痛苦、难受自然是难以想象的，但凡看见的人，没有一个不侧目流泪。

我问父亲，你那里不舒服，虽然我明知道他哪里都不舒服，可还是不自觉的问了，他用微弱的气息，吐出了两个字：肚子，他的声音早已模糊，舌头渐渐开始僵硬，不过从嘴型里我还是认出了这两个字，这也是他留给我的、也是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两个字。

父亲走了，就在我的跟前，时间仿佛定格在那一刻，以至到现在我的记忆还如此清晰，落气的那一瞬间，哭声顿时一片，这一个月来的压抑、痛苦、压力、无奈、悔恨，在那一刹那，得到全部的释放，母亲哭的声嘶力竭，三幺、三姑夫、妻子用那知识分子的理性，压抑着情绪，让那泪水，在眼角肆意的流淌，我没有流泪，只是呆呆的、傻傻的看着父亲的遗体，意识早已经跑到九霄云外，剩下只有本能，我本能的挪了挪脚，才发现，像被大山压住，沉如万斤。

我本能的抱起瘫在地上情绪失控的母亲，告诉她她还有我，虽然我并不知道，我能给她带来什么，毕竟那会儿我才刚刚毕业，自己都是一无所有。这时候我才深切的明白，我们的家庭和学校，从来不教孩子如何有效直面生活中的艰难和困苦，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教育是极其缺失的一个环节。

后事三姑夫早已安排妥当，父亲断气不到十分钟，我们在痛苦的笼罩下，把提前准备好的盆和纸钱，在病床边上烧了，父亲自然是知道的，只是说不出话，他知道他的大限已到，看得出来，他眼里有怨，这个时候外面的一切都对他十分敏感，他怨他还没断气就把这些不吉利的东西带到了病房、他怨他才48岁便要诀别这个世界，他怨自己没有好的生活习惯，无奈现在一切都已来不及，人心与疾病的抗争，从来都是输家，因为人心牵绊太多，疾病毫无顾忌。

大约半个小时，殡仪馆的车到了，就在医院的地下室，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灯光死了，入口的闸机也死了，好像一切都在为死亡让路。不一会儿，病房里来了两个人，他们就是从这样的车里来的，来为死者送别阳间的最后一段路，他们一句话不说，生怕打扰了这屋子里的气氛，麻溜地为父亲剃了头，这是我们当地特有的习俗，说不满60岁的人，煞气太重，剃掉头发，可以减少煞气，保家人平安。

后来再想，自己的父亲又怎么会害自己的家人了，这个习俗或许就是一个永远得不到证明的伪命题。随后他们为父亲穿上了新的衣服，几个人合力将他抬到了推车上，我跟在后面，穿过走廊，就像穿越了鬼门关，昏暗、发憷到极点，我们进了手术用的专用电梯，一个既能通向死亡，又能走向生存的特别电梯，只有医生刷卡或总控室控制才能打开的电梯，一切似乎是在暗示，只有医生和上帝才能把握你的命运。

我们到的时候电梯自动开了，想必医生在父亲断气的那一分钟，已经做了安排，电梯很宽，空荡无比，像极了没有心的恶鬼，团团把你包围，要你窒息又要你呼吸，实在憋屈的厉害。

很快，我和父亲的遗体被动的上了殡仪车，只不过他躺在后排，我坐在前排，他脸上盖着布，而我没有，殡仪馆的人说话了，递给我一张菜单一样的东西，里面一张硬纸，外面一层胶，“你选哈床位，有10块一晚的，20一晚的、200一晚的”，我一点儿也不懂他在说什么，难道死人也要床位吗？我没有思考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也没有看他递给我的菜单，直接就说了20，这是下来之前，三姑夫、三幺交代的。

如果有人问你选好多，你就说20，尽管我完全不知道亲人们的意思，因为这时候他们从不把话说全，总是留个半截，让我云里雾里，到了殡仪馆之后，我才知道，这是指停尸房和冰棺使用的费用，当打开门的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接受这个社会的启蒙，原来死人也能创造价值。

走过、路过、看过，旁边200一间的房间，放着哀乐，堆满了鲜花，放着宽大的遗像，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死者应有的隆重，再看看父亲的房间，还没进去我就已经开始后悔，这不是一种做错事情的后悔，而是一种强烈的负罪感，生前不能给父亲带来一丝安慰，死后也不能为他带来半点应有的荣耀。父亲的房间，被灰青的水泥包着，石灰墙到处都是剥落的气泡，墙上什么都没有，看上一眼，就让人心情低落，可能这是殡仪馆的人有意为之，毕竟这样的场合实在是不宜欢笑。

房间的正中，放着一尊玻璃棺，说是玻璃，但看上去像塑料，父亲躺在里面脸总是模糊的，这让我想起了市面上哄骗儿童的几元钱的望远镜，看一眼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被蒙上一层灰。

父亲的遗体，被他们放进了冰棺，算了日子，要几天后才火化，放遗体的时候，父亲的鼻子和嘴巴出血了，很多，工作人员让我找纸，我没有带，最后他们找了几封草纸，给父亲擦了干净，一个放头的人说，怎么会出这么多血？我不知道，但我想可能是肝脏破裂的缘故，据医生说，肝癌的最后，肝脏会破裂，口腔和鼻孔都会来血，大概是路程颠簸加速了这一过程的到来。

工作人员将父亲安顿好后，走了，我在父亲的棺前，重重的磕了几个响头，以感谢他这么多年的爱，我不知道我还能为他做什么，本来想为他守上几晚，但家人没有同意，他们担心我一个人守夜会害怕、会失魂。再加上一个月来大家的劳累与辛苦，于是决定，都回家吧，几天之后再来火化。

殡仪馆的人刚走没多久，王姑爷找的阴阳先生便到了，他说要为父亲立一个牌位，有木质的、有纸质的，你们要哪种？亲人们说，先纸质的吧，父亲的病，用了不少钱，我们要节约，更何况我们以后还会把他带回老家，入土为安，到时候再立一个大大的碑，阴阳先生，问了我的生辰、父亲的生辰，用十来封草纸叠在一起，做成垫子，切成不大不小的长方形，上面竖起两根香，两根香之间绷着一张灵牌大小的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父亲的名字、他的生辰、他的卒日、我的生辰。

“那骨灰盒呢，你们要哪种？”阴阳先生再问，我们还是选择了最便宜的那种，大概400元，看上去晶莹剔透，像一大块天然玉石打磨而成，盒盖上镶这两条龙，很有点气派，这是我整个这场葬礼，唯一感到一丝丝安慰的地方，以至于火化的时候，等在骨灰室的那些同病相怜的人，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悄悄的说着，他们那个一定很贵。

火化的时间很快就到了，那是凌晨的五点多，在我们前面的一家人，选择了高规格的火化流程，尽管停尸间离火化间最多不超过一百步，四个司礼人员穿好礼服，像军装一样挺拔有力，时辰一到，他们用正步走向冰棺，用标准化的姿势，铿锵有力、流线似的将棺材放在肩上，一切早已烂熟于心，后面跟着哀乐队伍，有打鼓的，有敲锣的，有吹喇叭的，但是他们吹的并不是哀乐，反而听上去像抗战进行曲，亢进、有力，仿佛是在告诫你要勇敢的走向死亡。

很快，我的父亲出来了，我们没有选择什么能产生任何额外费用的东西，以至于如此凄凉，这种凄凉如同烙印一般深深印在我的骨子里，这辈子绝不会再忘记，父亲被一个司礼人员推着冰棺直接走向火化室，推车下面的铁轮，剐蹭着地面，叮铃叮当的响，那声音简直就像在呐喊，是在猛扯，要一点一点吞噬你的心，轮子每转一圈都会让你认识到，什么是内疚，什么是有罪。

就这样，父亲被送进了火化间，我们在可以接收骨灰的地方候着，旁边的工作人员凑到我的跟前，悄悄的给我说，你去买包烟，给烧骨灰的老师，好让他收集骨灰的时候，尽量给你收集干净，免得跟别的人搞混了，我立马就要站起来，跑去买烟，这时候的那种罪恶感，已经让我愿意为我的父亲做出一切，不管别人是不是看重你的钱，三幺把我按住了，用她那理性的声音，和有杀伤力的眼神，坚定的说，我们不需要，谢谢！

烧完了之后，我拿到了骨灰，这时候我们请了哀乐队伍，因为毕竟这是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更主要的原因是火化室到存放骨灰的骨灰室，路程很长，大家觉得，同样的价格要比从停尸间到火化室的路程划算的多，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我总觉得，后者的路更长更长。

我捧着父亲的骨灰，走在哀乐队伍的最前面，亲人一边走一遍撒纸钱，哀乐队伍奏着乐，一直到了骨灰室的门前，放了鞭炮，缴了骨灰存放费，我抱着父亲的骨灰，在一排排干瘪的货架上，找到了一个空位，旁边立着一个人的遗像，也是个男人，笑得很温柔，我想，真好，有一个爱笑的男人陪着你，或许就不会那么悲苦和孤独，说不定你们还可以在天堂斗斗你最爱的地主，尽管这全是我的想象，但我只要一想到这儿，我就会觉得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