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莫以心为形役

2022年初写了一篇随笔《想念诤臣》，朋友认为“旁征博引，笔意纵横，主旨深刻”，将文章推荐给杂志。可编辑却客气退稿：“作为一篇杂文，文笔犀利，直击时弊，是一篇有血有肉，有理有据，读来畅快的大好文。但咱们是小杂志，不担事，推荐发于国家级别的杂文期刊。”文章发表与否自己并不在意，但编辑的话却让我如鲠在喉。

文字狱古已有之，春秋时期即有史家秉笔直书被杀之例。齐庄公因与崔杼之妻通奸而被崔杼所杀，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连杀三位太史，继任者仍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不得已听凭太史，“崔杼弑其君”遂传至今。可并不是所有的太史都能舍命直书，也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如崔杼般最终妥协。北魏功臣崔浩奉命修《魏书》，因直书拓跋氏早期历史而被拓跋焘灭了门。于是崔浩直书何事至今无人知晓，由此“曲笔”之风更甚。而明、清文字狱愈演愈烈，甚至一字之错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文人为文更加噤若寒蝉。

元人梁栋曾作《大茅峰》诗，其中有四句：“碧云遮断天外眼，春风吹老人间心。大龙上天宝剑化，小龙入海明珠沈。”有人认为梁栋“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遂向县令告发。县令立即将梁栋下狱，并层层上报。告密者满以为这下够梁栋喝一壶的，不想朝廷的答复却是“诗人吟咏性情，不可诬以谤讪。倘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此事史称“茅山诗祸”，自此元朝再无文字狱。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帝国疆域广大，几乎横跨欧亚大陆，当然自信满满，根本无惧妄议。纵观历史，又有哪个朝代是因妄议而亡？因当权者的宽容，元代文人虽然很少被朝廷重用，但对那些文人们的牢骚作品却也不闻不问，使很多讥讽时政的诗词流传了下来。

现在看梁栋的诗“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纯属牵强附会，不过是当时一些自以为是又想趋炎附势的文人们，刻意制造祸端而已。幸好黄金家族纵马天下，纠纠武夫，可能不知道啥叫牵强附会，亦或对文人们的牢骚作品根本不屑一顾，否则“茅山诗祸”真成祸矣。

古时谤讪朝廷有罪，歌功颂德的文章也可能惹来杀身之祸。

柏杨先生译著的《资治通鉴白话版》，翻译了一篇《统万城铭》，对赫连勃勃及统万城极尽谄媚之能事。原文堪称佳作，今人却知之甚少。赫连勃勃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一个小军阀，其建立的胡夏政权不过统治西北一小部分地区而已，政权仅存世25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掉胡夏后称其为“巴掌大的小国”。看了《统万城铭》，拓跋焘认为对赫连勃勃的赞誉太过，怒曰：“此竖无道，何敢如是！谁所为邪？当速推之！”多亏崔浩劝道：“文士褒贬，多过其实，盖非得已，不足罪也”，才免作者一死。看来无耻的马屁文章不但会为后人所不齿，也可能引火烧身。

也许编辑是对的，小心行得万年船。知己所困，故有此文。

当下作家们喜欢写花鸟鱼虫，风中一株草、屋中一旧物，作家们都能大书特书，千言不尽兴，万语刚发端。但此等花草之文可能与其命运无异，唯有一秋之存。昔陶渊明辞官归隐时曾感慨“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为文应乐己志，莫问前程喜忧。听从心的召唤，一如既往，秉笔直书，忘怀得失，以此自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