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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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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1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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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时空的“肖邦”

此刻楼梯上的男人数不胜数

上楼,黑暗中已有肖邦。

下楼,在人群中孤寂地死亡。  

  这是诗人朱朱1991年所写的一首著名的三行诗《楼梯上》,此诗被新诗界称之为当代中国新诗重要的转折点和里程碑,许多诗评和理论文章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对这首诗做过分析。笔者认为,就这首超短诗而言,最重要的内在表述是新诗创作上中西诗学不同视角和审美价值的碰撞、溶合、交织,虽然从文学理论上看似复杂,但从诗歌写作的角度出发却是一种不得不做出的抉择。正如评论家张桃洲在《黑暗中的肖邦》(〈读书〉杂志2004年第9期)所言:“谁都应该看得出,‘楼梯’是这样的一处所在:向上,可从抵达某个未知的角落;向下,可以走到某个通往别外的出口。它具有同时朝两个方向延伸的趋势。不过,这两个向度并不是对等和均衡的;从‘楼梯’往上,它所延伸的距离是限度的,抵达的居所几半是确定的;往下,它的延伸则是无限的,由某个出口出去,可以到达无限广阔的空间……‘楼梯’朝两个方向展开的姿势…让人产生诸如此类的联想:此岸与彼岸、天堂与地狱、上升与下坠……”。这表明作者正在傍徨,抉择当然是要做的,没有永远停留在楼梯上的理由。

  众所周知,新诗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产生发展的,在此之前诗歌几乎都是以文言文为主的古典诗歌,我们把它们称为民谣、古体诗和近体诗。1919年的“五四”运动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以西方语境、形式为体的“自由”诗迅即兴起,加之白话文写作运动的推波助澜,新诗大量涌现。不过新诗的产生并没有彻底改变古典诗词歌赋“诗言志”的理想和人文本质,原因很简单,中国文人骨子里的传统文化思维和“遗传”很难改变,虽然诗的体裁形式变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汉语写作终究与西方语言写作南辕北辙。于是,早期的一批新诗作者、研究者就开始试图改造、变革新诗,想把中西方诗歌语境加以溶合,闻一多先生创造的“新格律”诗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改造变革一直延续至今,遗憾的是并没有真正找到切合点,这正是《楼梯上》所传达的迷茫和困惑。假如将“黑暗中的肖邦”理解为高远的“诗言志”境界,或者说是中西文化共同的理想依归,那么“上楼”或是“下楼”的抉择实际上是指诗歌创作的两个向度,即要么超越世俗,追求“诗言志”的终圾目标,要么走向世俗、平淡和现实,摆脱所谓“诗言志”的困挠。 要么汉语诗歌完全依附西方现代诗歌,要么努力地把中国新诗以中国文化特有的诗风推向世界,推向一个新的时代。

  诚然,“肖邦”是可以超越时空的,他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期望新诗能真正紧跟时代发展,反映现实人生,我们更期望新诗不断探索、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告别黑暗的“楼梯”,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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