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国者

死国者，谭嗣同

             ----纪念谭嗣同殉难120周年

    麦芒 戊戌 秋

1898年9月28日，农历戊戌年霜秋，京城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清廷的刑人之所，随着六颗年轻而又倔强的头颅落地，一场企图变法救国的维新运动归于失败，一次可能改写国运民生的道路探索终于崩殂。但是，专制的屠刀在勇士的血光一片中，变得愈发的脆弱，更加的不堪一击，落后与黑暗的统治实际上也只剩下在时代与进步的利剑之下引颈待戮，国民觉醒的漫夜又划过一道耀眼的闪电……

时间倒回到几天前，谭嗣同与梁启超一抱而别。谭嗣同对梁启超说："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在协助康、梁成功脱身险境后，谭嗣同安然自若地在自己京城住地等待清兵的抓捕。此时，他也清醒地知道，前面等待他的惟有死亡。当别人劝他也脱逃时，谭嗣同拒绝了，他给出的答复是：“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被捕后，阴暗的牢房里，谭嗣同在生与死的边缘淡然而坦荡，他捡拾煤屑，蘸着一腔的浩气，在墙壁上写下：“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决意用生命去碰撞黑暗最后的坚壳，他决意用决绝唤醒国民固执的麻木，他决意用鲜血浇灌民族希望的种子。是啊，黑夜总需要一盏发光的灯，奔跑总需要一只指向的手，地狱也需要一扇超度的门。他甘做那暗夜的灯，那引路的手，那重生的门。这是一种超脱世俗的对人类和尘世的自省与仁爱，这是一种无人无我却情系家国天下的牺牲。谭嗣同，犹如一个巨人，在民族兴衰跌宕的长歌里岿然屹立，永远定格。须知，唯有这些巨人站出来，甘受无法想象与分担的孤独与痛苦，才能保证这尘世与生灵永不堕入绝境。

谭嗣同生身于官宦之家，其父谭继洵官至光禄大夫、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他自己更是濡染文墨，大堪之才，可以说是无限根基，无限“前途”，一个生于豪门望户的“公子哥”，完全可以在穷途末路的王朝残喘里得过且过，随波逐流，也可以在民族前路凄迷飘摇里明哲保身，沽名钓誉。但是，谭嗣同毅然决然地向困厄这个族群千年的麻木说不，向浸透这方土地千年的自利说不。他抛弃了个人的狭隘，他超脱了的世俗的羁绊。他那炯炯的双目燃烧着誓将焚毁黑暗的热火，他那孑孑的身躯蕴藉着誓将托起光明的能量。国家的内忧外患、民族的彷徨彳亍，早已在谭嗣同成长的历程中留下了最深的印痕。甲午战争的屈辱，犹如当头一棒将谭嗣同这自省自觉的青年在无比的愤恨中推向了救国醒民的风口浪尖。谭嗣同在万马齐喑的时代阴霾里，在令人窒息的专制下，仰天高呼“两千年之政，皆大盗也！”。他博读书卷，求真务实，力挺新学，呼号变法；企望着经世济民，革故强国。他不知疲惫地奔波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他在家乡倡办学堂，举兴学会，讲习新学，宣传变法；他主办报纸、力主开矿筑路实行新政。他在读尽万卷书后，胸膺琴心剑胆，在疮痍遍体、病入膏肓的末日帝国开始了万里之行，游历东西，南徊北上，一路的所闻所见，遍地的民瘼国殃让他痛心疾首。救国救民的责任如同自己养在良心深处的一只蠹虫，无时不啮噬着他的灵魂，拷问着他的良知。一纸《马关条约》犹如一枚屈辱的钢印，烙在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的脸面之上。岁值而立的谭嗣同忧愤万分，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内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凌辱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他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懦弱行径更为愤慨。在历史的当口，在时局的巨涛里，他决然无顾得站了出来，他同1000余名在京举子以单薄柔弱的书生之躯挺身在存亡一线的民族的最前……他们联名上书，高呼变法。痛定思痛，谭嗣同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深感"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秉持着家国大义与难以遏抑的医国救民的使命感，谭嗣同用赤诚的民族良心，用对苍生黎民的无边慈悲，用对家国天下的忧虑与责任写就了《仁学》一书。这不是佛法禅理的宗教教义，这也不是简单的劝善归仁的义理册子；这是维新者的哲学宣言，这是照现愚昧的明镜，更是指引民族觉醒的一柄火炬，这是谭嗣同短暂一生的思想绝唱。他的字里行间闪耀着着真仁与救世的普爱、使命的光辉，他的字里行间涌动着“大无畏”的英烈之气与普渡众生的涅槃精神。变法之初，谭嗣同不遗余力，积极奔走，准备籍满腔热忱在民族维新之路上一往无前。当事态急转直下，新政归于失败之际，谭嗣同大义凛然，无怨无悔，他断然用一腔热血在国运悲歌里冲刷人心……也许是天命使然，也许是造化机缘，这条逃脱幼岁夭折天厄、被名以“复生”的传奇生命，终将一己之命交给了自己的信仰，交给了自己的国家，交给了普世的生民；他用一腔碧血，换来了民族“复生”的一颗饱实的种子、一线坚强的光明……

中国近千年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已经近乎浸入骨髓的“识时务为俊杰”的行事圭臬在谭嗣同这刚正君子的字典里冒着虚伪的腐臭，是那么的鄙俗不堪！飞蛾扑火未必不是一种神圣的勇气，蚍蜉撼树又何尝不是一种无上的精神？生与死是人世一场必经的两端，但是，君子的舍命、勇士的喋血终归有他的无上的意义。因为，他们用死捍卫了生的可能、生的美好；因为他们用死唤醒了生的意义；他们用死谱就了血性长歌，每一个音符都扣问着生者的良知与思考。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反思法西斯的根源时也指出：正是面对对强权与暴力的集体失语与冷漠的“平庸之恶”才导致加之众生自己头上的惨烈灾难。在邪恶与黑暗跟前，唯有泾渭分明的决绝与血性才能捍卫正义，唯有道义良知与自我牺牲才能战胜黑暗！黎明前的漆夜总需要有一个血性的英雄从黑暗里跳出来，呐喊一声，便直冲向前……一个族群，如果尽是在黑白面前的哼哼唧唧、得过且过，那么那将是一个丧失原则、泯灭良知的族群。一个时代如果总是奉圆滑城府为圭臬，嗤血性刚直为愚莽，那么它将是一个畸化虚伪与压抑的时代，一个没有男人气的时代，一个可悲的时代……谭嗣同的确做到了，诚如所言，他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着都——失去了重量！他更让一个民族看到了光明的价值，看到了信仰的底色。张灏先生在其《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深刻地剖析了谭嗣同的革命意识与烈士精神。这种精神似乎正是谭嗣同在其《仁学》中的精神刻像：无我无他，施仁救世，大义大行大无畏。他是一个赤诚天真的爱国者、他是一个不惜己命的死国者。

谭嗣同，以三十三岁的年纪谢幕在一片血诚，一片大义，一片凛然当中；他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只不过三四年的时间，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挥洒了一个义士，一个哲人，一个爱国者最炫目的光彩。眼下，适值烈士殉难120周年，刑场的热血早已风干在历史的角落，密织的乌云业已在光明的普照下土崩瓦解。但是，中华民族会永远铭记120年前那为家国前路、民族未来而发出的撼心呐喊：“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方土地的每一个子孙都会在抚触良知深处时，听到“横刀笑天，肝胆昆仑”的救世绝响。

黑暗和光明之间总是有一扇顽固与凶残的铁门，谭嗣同就是那个以血肉之躯决然向前的撞门人。谭嗣同就义时，其父曾强忍着剜心之痛写下了：“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而今日，每一个坐享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自由空气的人，每一个坐享富强家国的后辈饱蘸着无限的敬仰与缅怀，在我们民族史册里为烈士高歌："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

死国者，与国永在！ 死国者，万世不朽！